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萊姆（Stanley Milgram）做了一個著名的實驗。他讓普通的美國人對在測試中答錯題的實驗者進行電擊，並告知這些美國人說，科學家正在測試電擊是否會改善和提高答題者的分數。雖然大多數人在實驗過程中顯得難受不安，但這其中有65%的人服從照做了，有一些人甚至很熱心地加入實驗，看上去很享受施予他人的痛苦。在電擊達到較高程度時，實驗對象大聲喊讓實驗者停下來，那些實驗者看似經受著道德和身體上的嚴重痛苦，但他們還是繼續做下去，因為他們無法拒絕來自科學權威的命令。
米爾格萊姆想通過這個實驗告訴我們，如果一個命令來自一個合法的科學權威，普通人也會去殺人。更多的人還會服從間接傷害，比如從隔壁房間發佈殺人指令，不用面對死者，所以坐在政府的辦公桌後面發佈殺人命令，比親自謀殺來得更容易。
米爾格萊姆的實驗參考了二十世紀納粹大屠殺的研究，但是他的實驗更深遠的意義體現在，大屠殺並不一定發生在特殊時期，比如說戰爭、飢餓、災荒年代，大屠殺的可以發生在任何時期，任何人身上。沒有哪個年代壟斷了大屠殺。早期年代可能比現在更殘忍，更加容易殺戮，比如憑藉公開的折磨和處死手段。我們現代人更喜歡保持一段距離的、間接而冷酷的殺戮。我們從一個安全的高度扔下炸彈，卻驚駭於斧與劍的屠殺。這個實驗雖然不能驗證真正的大屠殺，但在和平時期卻證明了人性的不可靠程度，人類屠殺同類的慾望，深深根植於我們內心的陰暗之中，這就是英國曆史社會學家邁克爾·曼通過《民主的陰暗面》想告知我們的一個事實。
邁克爾·曼的研究可能會讓某些民主的粉絲們感到不高興，因為這本書的副標題“解釋種族清洗”與大寫的“民主”緊緊捆綁在了一起。他的一個基本的觀點是，雖然大屠殺在人類歷史上從未中斷，但比大屠殺更為有計劃、有規模、的謀殺性種族清洗是現代才有的，是人類民主化過程的一部分。
1994年，波蘭律師拉斐爾·萊姆金創造了“種族滅絕”這個詞彙，聯合國在萊姆金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改，將種族滅絕最終定義為一種有計劃地毀滅一個種族、民族或宗教群體的犯罪行為。比如1851年，加利福尼亞殖民者企圖消滅來自歐文斯山谷的所有印第安人，就開始了地理意義上的局部種族滅絕；1995年，波黑塞族軍警在總統的授意下，對斯雷布雷尼察的八千多名穆斯林男人和男孩進行了殺戮，之後被國際軍事法庭定性為種族滅絕，因為當地的婦女不能靠自己生活，沒有男人無法成為一個獨立生存的群體。所以種族滅絕就是一種有計劃、有意向，不僅是從身體上，而且還要從文化上，以消滅一整個群體為目的的大屠殺。
需要強調說明的是，邁克爾·曼之所以說種族清洗是民主的陰暗面，並不是為了給民主抹黑。借用丘吉爾的名言，民主其實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壞的制度。我們更習慣這樣看待民主，人民當家作主，這就意味著，當少數人要服從多數人的選票時，這就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當這樣的多數人同屬於一個種族時，少數人所代表的種族要麼服從，要麼被同化，或者被驅逐，最壞的情況之下，被屠殺和清洗。
邁克爾·曼強調了謀殺性清洗與民主的關係是一個動態過程。有些種族統治，只有在種族內部是民主的，像殖民者政權一樣。有些是在民主化過程開始滑向了謀殺性清洗的，然後就成了威權主義國家，就如在南斯拉夫、盧旺達一樣。有些是作為威權主義國家開始下滑，它們的民主化過程已經被顛覆了，比如納粹德國和柬埔寨的例子。統治者都知道人民渴望民主，他們會利用民主，他們會呼喊著民主的口號進行殺戮，這種對民主制度的歪曲，體現在成千上萬個人的生活軌跡之中。那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它被曲解的陰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