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復交北清
2020年2月3日，著名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1929-2020）在英國劍橋逝世，享年90歲。喬治·斯坦納是美國著名文藝批評大師與翻譯理論家，當代傑出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代表作有《語言與沉默》《悲劇之死》《巴別塔之後》等。本文出自《語言與沉默》的中文譯者李小均《來自廢墟的信使——喬治·斯坦納文藝思想札記》。
原文標題：魔鬼的契約
在一次訪談中，斯坦納說，“我從不認為自己主要是文學批評者，我寧願認為是廣義的文化批評者。我一向認為，文學批評與更大的文化問題和精神問題息息相關。”[1] 斯坦納心目中“更大的文化問題和精神問題”，顯然是大屠殺：“我的意識專注於野蠻在現代歐洲的突起，專注於猶太大屠殺，專注於在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統治之下中歐人文主義精神的毀滅”；大屠殺昭示出“理性人文主義的危機”，這危機改變了他的生活，因此他對大屠殺特別在意。[2] 有論者指出，對大屠殺的反思，是猶太思想家們的“認知參照點”，折射出他們“道德的迷思”，是一種“永恆的道德警醒”；斯坦納的作品與此一脈相承，是從語言和文化的角度對大屠殺問題進行闡釋。[3]
一
在切入斯坦納對大屠殺的闡釋之前，我們不妨先看看他發表在《紐約客》上最著名的一篇長文《叛國的知識分子》[4]。
1979年11月15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下院發表演說，證實安東尼·布倫特是蘇聯間諜，頓時，全球輿論一片譁然。布倫特何許人也，竟能引起軒然大波？原來大有來頭。他生於1907年，死於1983年，是英國著名的藝術史家，著作等身；是劍橋、牛津、倫敦大學的大教授；1950年當選英國學院院士；1952年起任女王陛下藝術藏品的鑑定官；1956年冊封為爵士（1979年間諜身份暴露後爵位被褫奪）；1960年起任英國文物協會會長；1972年起任女王陛下藝術藏品顧問，是皇室身邊的紅人。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與安東尼·布倫特
布倫特何時開始為蘇聯效勞，無從可考。1926年到1929年，他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求學時，就對共產主義產生了興趣，並深表同情。1932年，他留在劍橋教法語，經常出入歐陸研究法國藝術。1933年他訪問蘇聯。他可能是在1934年成為蘇聯間諜。有證據表明，從這時起，他開始積極活動，利用教師的影響，為克格勃物色人選，其中包括年輕的劍橋學子吉姆·菲爾比、蓋伊·伯吉斯（根據布倫特的自述，是伯吉斯發展他為下線，這一消息無從證實）、唐納德·麥克林恩。1939年二戰爆發時，布倫特應徵入伍。1940年，他加入英國軍情五處，其職責與權力，外人無從得知。最初，他似乎負責監聽設在倫敦的外國使館和各流亡政府的通訊與活動。他將所截獲的情報不斷傳給蘇聯。1944年到1945年間，蘇聯對新解放的東歐國家採取了一系列行動，很可能都得益於布倫特的情報。撒切爾夫人在下院的演說中透露，“布倫特究竟傳了什麼情報，我們不清楚；但我們知道，他能接觸到什麼情報。”言下之意，後者的範圍很敏感。表面上，隨著二戰結束，布倫特在軍情五處的生涯也就終止。但事實上，只要有需要，他還是不斷應召。1950年，美國大使館給英國的絕密情報被洩露。英國外交部下令調查。布倫特即受命參與其中。很可能，在參與調查的過程中，布倫特直接接觸到伯吉斯與麥克林恩的案件。英國情報部門要抓捕麥克林恩，這是極少數人才知道的機密。但在事發72小時前，麥克林恩的漏網。可以肯定，布倫特插手其中，只不過不清楚他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已知的是，布倫特在1951年5月25日星期五早上打電話給伯吉斯，告訴他英國情報部門過完週末，下週一要對麥克林恩收網。當晚，伯吉斯和麥克林恩就坐船離開南安普頓，潛逃蘇聯。為了怕牽連自己和菲爾比，布倫特搜查了伯吉斯在倫敦的住所，銷燬了相關證據。事後，菲爾比沒有受到多大懷疑。根據撒切爾夫人證言，布倫特承認在1951年到1956年間幫助菲爾比與蘇聯搭過“一次”線。後來在1963年，菲爾比也安然叛逃莫斯科。
英國安全局，又稱軍情五處（MI5），是英國國家安全情報機構。圖為軍情五處大門。
“伯吉斯-麥克林恩”這個烏龍事件，引起美國情報部門的強烈不滿，他們要求英國情報部門徹查高層中的“內鬼”。從1951年起，布倫特先後被審查11次。但每次他都冷靜應對，化險為夷。對於伯吉斯在莫斯科不小心捅出他的身份，他辯稱那純屬酒後胡言。有些審查者堅信他在撒謊，但苦於找不到鐵證。隨著布倫特的名頭日響，封爵後更成為女王身邊的紅人，這些都為他提供了保護色。英國情報部門也不敢對他輕舉妄動。直到1963年，才開始重啟新的審查。這次，按照官方說法，布倫特招了供，但他立刻提出了交易：只要絕對保密，不洩露他變節，保障他個人的安全，他願與軍情五處合作。這筆交易顯然有誘惑力。如果克格勃不知他已遭“策反”，繼續委以重任，軍情五處將釣到大魚。儘管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筆交易，但克格勃沒有上鉤，軍情五處幾無實質性所獲。看起來，布倫特利用其過人的機智，再勝一回。此時，布倫特的光環更大，更難對他發難。遭到連番戲弄之後，惱羞成怒的英國情報部門開始在艦隊街和牛津、劍橋等學府放風，暗示布倫特是間諜，想利用流言倒逼真相。1979年11月5日，兩名記者出書，披露布倫特是“劍橋四人幫”中最後一名間諜。最終，紙包不住火。10天后，撒切爾夫人出面證實。
斯坦納詳述這樁間諜案，不是獵奇，而是想當思想史上的偵探，搞清楚布倫特這樣的大知識分子為什麼要當叛國的間諜？他承認，儘管從事間諜和叛國活動，如同皮肉生意一樣古老，並不新鮮；儘管要當間諜，顯然要些才智和膽識，某種情況下，還得有優越的社會地位；但是，像布倫特這樣，如此才華橫溢、倍受尊崇的學者、教授，從事如此令人噁心的行當，的確少之又少。斯坦納說，就他所知，在現代史上，還沒有一例間諜案，就意義的重要性而言，堪與布倫特案相提並論，“布倫特教授的背叛和虛偽，從根本上令人深思，執迷於精神或學問的危害是什麼？為什麼在一個人身上，絕對的真理和絕對的謬誤會共存？是否非人道的病菌歷來就埋藏於我們社會中最精華的部分？”這才是布倫特案真正吸引斯坦納的原因。在布倫特身上，他看到了精神的極度分裂：上午還在教室裡諄諄告誡學子，藝術鑑定中的一絲疏陋無異於“精神之罪”的這樣一個人，下午或晚上就背棄了他對同胞的誓言，將絕密情報交給蘇聯間諜。斯坦納追問的是，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精神分裂？良心中絕對正直的那部分如何與絕對虛偽的那部分媾和？
斯坦納發揮他文學批評家的特長，借用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韋伯的社會學理論來分析布倫特的背叛。他首先考察了布倫特藝術觀念中馬克思主義傾向，認為主要是中產階級中普遍流露出的憤怒。在布倫特求學的時候，中產階級受制於三類張力的牽引：
一是西方的經濟危機，
二是法西斯主義的抬頭，
三是蘇聯紅色革命的高歌猛進。
斯坦納指出，布倫特的藝術觀中看不出他對馬克思辨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基礎或其經濟理論有多少了解，除了一個方面，那就是，布倫特深信，那些對人類思想和社會具有至高無上價值的偉大藝術，在一個四分五裂、喧囂混亂的大眾傳媒時代難以倖存。西方繪畫、雕塑和建築要重新獲得經典地位，必須交由一個開明、有教養的、具有歷史目的性的國家來管理。他心目中的蘇聯就是這樣一個國度。而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經典藝術作品進入了深宮或藝術收藏家之手。在這背後是金元政治在運轉。人類失去了經典藝術的滋養，必然漸漸迴歸野蠻，藝術如何從少數資本家圈養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如何擺脫金錢市場的皮條生意？斯坦納暗示，布倫特可能對此找不到答案，於是，就從學生時代對資本主義的憤激，從沙龍中受到馬克思主義的耳濡目染，漸漸滑向叛國之路。
斯坦納接下來從性取向的角度來解釋布倫特的背叛。他注意到，布倫特和其他幾位劍橋的間諜，都是同性戀者。歷來，在劍橋的三一學院和國王學院那樣的精英雲集的地方，都有強烈的同性戀傾向。那些頭腦聰明、具有極高藝術修養和審美能力的學子，構成了一個半隱秘的團體，從丁尼遜時代到羅素時代，對英國的哲學和文學生活產生了獨特的影響。他們之間結成的男性友誼和忠誠，遠超對國家的友誼和忠誠。斯坦納援引了福斯特的一句名言來形容這個團體：“如果必須在背叛我的祖國和我的朋友之間做出選擇，我希望有勇氣背叛祖國”。斯坦納的言下之意是，布倫特成為間諜，無論是他被朋友拉下水，還是他拉朋友下水，與同性戀圈中的忠誠有關。但布倫特的特殊之處在於，他以同樣的冷酷，不但背叛了祖國，也背叛了朋友。斯坦納特別指出，二三十年代，同性戀在英國是不合法的，相關的法律非常嚴厲。蘇聯情報機構可能以此為把柄，要挾布倫特等人為之效勞。更重要的是，同性戀圈層的氛圍，也讓布倫特等人相信，官方無論給予他們的才智多少獎賞，終究本質上是虛偽的、敵視的；因此，只要時機成熟，便想推翻變天，為這樣一個善好目標，即使通敵國外，也是必要的、合理的手段。
艾倫·麥席森·圖靈（Alan Mathison Turing，1912年6月23日—1954年6月7日），在幫助盟軍戰勝德國納粹之後，1952年，英國政府對圖靈的同性戀取向定罪，隨後圖靈選擇化學閹割，並因此早逝。圖為圖靈的紀念銅像，位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附近的薩克維爾公園（Sackville Park）。
不過，斯坦納認為，儘管以上兩點原因都很重要，但是，依然不能幫助我們進入布倫特那“雲遮霧繞之心”，“那顆極度表裡不一、看似分裂的心中，一邊駐紮著一個絕對正直的學者-教授，一邊駐紮著一個職業騙子-叛徒。”於是，斯坦納提出了第三種解釋，布倫特背叛的根源，主要不在於其政治取向，也不在於其性取向，而是在於“學術作為志業”。事實上，斯坦納也承認，從性取向的角度去解釋，只是他本人的直覺和假說，找不到可靠的力證來支持。從政治取向的角度來解釋布倫特的背叛，也難以服眾，因為許多人在布倫特醜聞公開後，依然出言力挺，正是以彼之道還施其人。這些在英國文學藝術乃至政治思想中頗具代表性的聲音認為，布倫特加入共產主義，其實是時代主潮的一部分。在三十年代，許多西方的知識分子，都心儀莫斯科，想逃離腐朽墮落的資本主義和日漸抬頭的納粹主義的威脅。在那時，他們選擇蘇聯被認為是進步的、高貴的、前瞻的行動。如果布倫特因此而受鞭撻，那麼，有多少西方的知識分子不受鞭撻？儘管在1939年蘇德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後，許多知識分子夢醒回頭，並沒有越陷越深，背叛祖國，為克格勃效勞，但這抹殺不了他們歷史的“汙點”。這似乎有些道理。不過，斯坦納立刻嚴正指出其中的根本差別，那就是，布倫特的雙手上“沾滿了血”。之所以造成這根本的差別，斯坦納暗示，原因在於才華橫溢、藝術修養極高的布倫特是“真正的學人”。他說，“真正的學人是相當危險的生靈”；這樣一個生靈本能上贊同尼采的發現，一旦醉心於某事，那靈魂的戰慄，力量遠勝於愛恨，比信仰和友誼還持久，甚至不惜生命；換言之，他已進入超善惡、超生命的“靈泊”之地。正如阿基米德。據說，羅馬士兵闖入了阿基米德的住宅，看見一位老人正在自家宅前的地上畫圖研究幾何問題，阿基米德說：“走開，別動我的圖！”戰士一聽十分生氣，於是拔出刀來，朝阿基米德身上刺下去。“真正的學人”就是這樣，名聲、財富、性命，在所追求的志業面前，都是雲煙。這種漠然是其尊嚴的一部分。恰是在這裡，斯坦納指出，有著危險的陷阱。“真正的學人”容易被“對知識的迷戀”的“火焰”所毀，像對名聲、財富、性命置之度外一樣，他也可能漠視家庭的責任、政治的倫理和社會的正義。身外的一切都像是障礙，在糾纏他追逐知識的腳步，甚至像敵人一樣在嘲弄瓦解他的努力。就連肉身，他也覺得是累贅，是靈魂必須拖拽而行的一塊破爛兒，而真正的思想“必須棄絕肉身”。總之，“真正的學人”，如同浮士德博士，過著“執迷、犧牲和自我吞噬的生活”。在斯坦納眼中，布倫特就是簽了“魔鬼協議”的人。
©️Luca Giordano｜The Death of Archimedes
二
斯坦納《叛國的知識分子》一文寫於1980年，其實是對他六十年代文集《語言與沉默》中相關的觀點的進一步深化和具現。斯坦納一向關心人文素養與非人化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人文素養需要經典藝術來澆灌。延續文化血脈的，是那些學人-知識分子。因此，他特別看重的就是這一類人。他筆下出現的，決不是泛泛之輩，不是選擇阿倫特筆下的艾希曼那樣的庸眾。他更關注有文化的精英。這也是他選擇要寫《海德格爾》一書的原因。阿倫特認為，縱觀20世紀之全部哲學，海德格爾一直是“秘密的思想之王”。[5]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哲學導師”、“思想巨匠”，卻沒有對納粹主義進行抵抗，相反，還經常主動逢迎。海德格爾的所作所為令斯坦納倍感痛惜。斯坦納由此追問的，不是歐洲人文主義與暴行的抽象關係，而是文明與野蠻、真理與謬誤如何在海德格爾、布倫特這樣的學人身上共存，而他們恰恰肩負著偉大文明遺產的傳承。
《語言與沉默》[美]喬治·斯坦納著，李小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在1966年寫成的名文《後記》中，斯坦納坦言，“我無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時間關係”，難以將之納入“可以理解的視閾”，
就在梅林教授或蘭格納被迫害至死的那一刻，絕大多數的人，無論是近在兩英里之地的波蘭村莊，還是遠在五千裡之遙的紐約，都在吃飯、睡覺、看電影、做愛，或忙著看牙醫。這正是我想象不下去的地方。相同的時間，卻有兩套不同的經歷，無法調和達成任何共同的人類價值準則；它們的共存是可怕的悖論，……以至於我對時間感到迷惑。難道真的如科幻小說和神秘主義所暗示，在同一個世界上，有不同的時間體系，既有光明時代，也有層層包裹的野蠻時代，在其中，人類落入了受活罪的魔掌？[6]
斯坦納說，發現“同一時間，卻有不同的時間體系，相互之間無法調和溝通”，這樣的觀念是必要的。更為重要的是，“發現當時死者和生者的關係，發現他們與我們的關係；儘可能像在記實和想象中那麼精確地定位與大屠殺相關的同代人或倖存者，他們多大程度上屬於無知、冷漠、共謀和幫兇”。[7] 因此，斯坦納表示，他無法接受這種輕描淡寫的慰藉，“大屠殺只是德國現象，或者說，只是某個極權獨裁者引發的不幸”。古典人文主義大廈的傾覆，啟蒙理性精神的破敗，政治仇恨與施虐的張揚；這一切發生背後的黑暗與野蠻動力，“不是來自亞洲的戈壁沙漠，不是來自亞馬遜流域的熱帶雨林，而是來自歐洲，來自歐洲文明的心臟”，
受戮者的悲鳴，在大學外清晰可聞；虐待的暴行，在與劇院和博物館一牆之隔的街上肆虐。十八世紀末期，伏爾泰頗有自信地認為，酷刑即將終結，意識形態的屠殺即將滅跡。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文藝和哲學創作的重鎮，卻成了貝爾森集中營的幕景。……我們是大屠殺時代的產物。我們現在知道，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里爾克，可以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會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要說他讀了這些書而不知其意，彈了這些曲而不通其音，這是矯飾之詞。這些知識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對文學和社會產生影響？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對從柏拉圖到阿諾德的時代幾乎成為定理的希望——希望文化是一種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夠轉化為行為力量——產生影響？那些公認的文明傳播媒介，不但沒有對政治暴行進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經常主動投懷送抱，歡迎禮讚。為什麼會這樣？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勢和非人化的誘惑之間，存在怎樣的尚不為人所知的紐帶？是不是在文明內部生長出來十分厭倦和過度抽象的觀念，為野蠻的肆虐鋪就了道路？[8]
1944年五月，載滿猶太人的火車抵達奧斯威辛集中營。
這一連串的問題，可以歸結為“人文學科具有人性化的力量嗎？如果具有，為什麼它們在黑夜來臨之前失敗了呢？”斯坦納指出，在大屠殺發生之前，人們認為這是不證自明的公理：“文學研究傳承了十分必要的道德力量”；“教導和閱讀偉大詩人和小說家將不僅豐富品味和風格，而且豐富倫理感覺，培養鑑別能力，反對暴行”。正如西季威克相信，文學中蘊涵“真正人文的源泉和精華”，研究文學，“理解高貴、微妙、深邃的思想，理解文雅、崇高的感情”，眼界與同情心將隨之擴大。這一高貴的聲音，從阿諾德到利維斯，一直在迴響。[9]
然而，斯坦納說，與阿諾德和利維斯不同，他難以自信宣稱，人文學科具有人性化力量。換言之，他對文學和文化價值的信任關係產生了質疑，
一個簡單但驚人的事實是，我們沒有確鑿證據表明，文學研究能夠豐富或穩定道德認知，或者具有人性化的力量。我們沒有證據表明，文學批評真的使人更加仁慈。更糟糕的是，有大量確鑿的反證。當暴行在二十世紀的歐洲肆虐，許多大學的藝術院所幾乎沒有任何道德抵抗；這絕非微不足道的事情或個別地方的事情。有許多非常不安的例子表明，文學想象在政治暴行面前，不是逆來順受，就是熱烈歡迎。有時候，受過傳統人文主義教育的個體在執行這樣的政治暴行，甚至使政治暴行變得更加雅緻。無論是對歌德的瞭解，還是對里爾克詩歌的興趣，似乎都不能阻止個體和體制的施虐衝動。文學價值和極端非人性，在同一共同體內共存，在同一個體感受力中能夠共存。[10]
斯坦納進一步猜測，“在美學反應的培養和個人非人化的潛力之間，存在著秘密的間離關係。”他說，可以設想，當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文本，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道德反應的敏銳性會下降。“因為我們受到訓練，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要相信虛構的東西，相信戲劇或小說中的人物，相信我們從詩歌中獲得的精神狀況，結果我們也許會發現，更難與現實世界認同，更難入心體會現實經驗世界。畢竟，任何人身上的虛構反思能力或道德冒險能力都很有限；它能被虛構作品迅速吸收。因此，詩歌中的呼喊也許比外面街頭的呼喊聲音更大、更急迫、更真實。小說中的死亡也許比隔壁鄰居的死亡更震撼。”[11]
作為中歐人文主義的傳人，斯坦納並不是要徹底否認人文主義的價值與成就。他只是提醒我們，要如何更好地繼承古典遺產，傳承人文價值。
一方面，他呼籲比較研究，輸血補氣，也就是，除了繼承西方的文明之外，還要吸收其他“其他同樣重要的文明與文化”，方能“迫切地觸及我們生活的輪廓，觸及我們的思考、感覺，設法找到出路”。
另一方面，他呼籲人文研究中的“現實關聯性”，避免“投入書寫語詞的情感，投入遙遠文本細節的情感，投入逝去已久詩人生活中的情感，鈍化我們對真正現實和需要的感覺”。
他雖然反對利維斯批評中侷限英倫的偏狹傾向，但他贊同利維斯將批評視為“人文核心”。正是由於“大學、藝術和書籍”構成了他所說的“人文傳播媒介”，他也贊同利維斯的大學理念，“理想的大學是精神能量的根莖，使身體-政治保持清明和活力”。在《教化我們的紳士》中，斯坦納專門談論了該如何從事文學研究和教學。他說，“把文學教學和研究當成是溫文爾雅的職業，是例行公事”，這比教不好還糟糕。人文研究和教育的目的，是“讓我們變成人”，是“人之為人的藝術”。無論學子還是老師，都應該銘記卡夫卡以下這段話，並且弄明白卡夫卡的意思，
如果我們在讀的這本書不能讓我們醒悟，就像用拳頭敲打我們的頭蓋骨，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讀它？難道只因為它會使我們高興？我的上帝，如果沒有書，我們也應該高興，那些使我們高興的書，如果需要，我們自己也能寫。但我們必須有的是這些書，它們像厄運一樣降臨我們，讓我們深感痛苦，像我們最心愛的人死去，像自殺。一本書必須是一把冰鎬，砍碎我們內心的冰海。[12]
卡夫卡紀念銅像，位於布拉格。
三
斯坦納使用《叛國的知識分子》為標題，明顯在呼應朱利安·班達1927年出版的《知識分子的背叛》。班達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王，他們構成了人類的良心。這些人包括蘇格拉底、耶酥、西塞羅、斯賓諾莎、伏爾泰等人。真正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知識階層，的確是罕有之人，因為他們支持、維護的正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真理與正義的永恆標準。凡夫俗子感興趣的是物質利益，功成名就，與世俗的權勢保持密切關係。而真正的知識分子卻超然物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憂，他們的活動本質上不是追求實用的目的，而是在藝術、科學、形而上的思索中尋求樂趣，也就是尋求非物質方面的利益。但是，班達並不是贊成完全脫離、超乎世俗、象牙塔內的思想家只專注於玄妙的學問。他強調，真正的知識分子受到思想的熱情以及正義、真理的超然無私原則感召時，斥責腐敗、保衛弱者，反對強權，捍衛公理也是他們應盡之責。因為他們就是知識的化身、正義、道德和真理的代言人。
朱利安·班達
班達的《知識分子的背叛》勾勒了一副19世紀下半葉至一戰前後西方知識分子的心態史。他認為，西方知識分子一直遵循耶酥的信條：“我的王國不在世間”，但是從19世紀末期開始，西方知識分子已背叛了他們的使命，竟從思想的世界墮落了下來，進入了行動的世界。全書分四個部分集中討論了“政治的時代”、“政治激情的本質”和“知識分子的背叛”。自文藝復興以來，民族-國家和階級鬥爭等意識形態的衝突而導致了大量的戰爭。許多知識分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或打扮成青年導師和精神領袖，鼓吹種族差異、民族至上、和階級對立，煽動大眾的現實主義激情；或投筆從政，直接實踐現實主義的激情。對於這一現象，班達在序言中聲明，“我所堅持的論點，即我稱之為以捍衛諸如正義和理性等永恆不變的和大公無私的價值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已經為了實際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他們徹底放棄了追尋真理，完全背道而馳，淪為民族國家利益的幫兇。”知識分子的法則是，“當全世界都匍匐在作為世界主宰的非正義之前時，他卻要屹立不動，用人類的良心來反對它。”知識分子的價值是“靜態的、大公無私的、理性的”。班達認為，當今之知識分子，把自己的道德權威讓渡給了他所謂的“集體激情的組織”，屈服於宗派觀念、群眾情緒、民族主義和階級利益，從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充當了權勢的僕役，以權宜之策、國家榮譽之名掩蓋自己、粉飾自己的劣行。根據班達的定義，“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甘願被燒死、放逐、釘死在十字架的危險，而不放棄自己的使命。”這樣的人數當然不多，他們必須是具有堅強人格的徹底的個人。站在高處對芸芸眾生訓話。[13]
斯坦納對知識分子（或他所謂的“真正的學人”）的定位顯然也與班達相似。他毫不掩飾自己的“精英”心態，因此被許多人詬病。但正如他在解剖布倫特的動機時，他對作為人類“精英”的知識分子還是足夠的警醒，具有鮮明的自我批判精神。在對精英型知識分子的批判反思的譯作中，還有兩本著作值得注意。一是保羅•約翰生的《知識分子》；二是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
薩特
在《知識分子》一書的後封上，印著這樣的話，可以概括為什麼要對精英型知識分子保持批判性反思：“知識分子可以懷疑和批判，也就難免被懷疑和批判。警惕人文知識分子，更要警惕帶有權力傾向的雅各賓式的人文知識分子。一旦他們和極端權力、極權主義相結合，他們就可能把他們的胡思亂想作為終極真理強加於人。那時，他們不是引導人走上迷途，而是強迫人走上‘正路’。”書中涉及的主要人物都是西方的思想家和作家，如盧梭、雪萊、易卜生、托爾斯泰、海明威、布萊希特、羅素、薩特、威爾遜、高蘭茨、赫爾曼等人。保羅•約翰生收集各種不太常見的資料，以懷疑的眼光把這些我們平時只能仰視的光輝人物重新打量了一遍，他尤其從私生活入手，看看這些知識分子是否配得上頭上的光環。在某種意義上，他的發現是驚人的，他把這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個性中的弱點和他們犯過的錯誤，他們生活中的可惡、可悲、可恥、可笑來了次集團式的暴光，把原本被遮蔽、被遺忘的東西帶給讀者。讓他們明白我們在崇拜這些精英的時候，已經把他們神化，而他們原本跟我們一樣，都具有人性的弱點。作者最後指出，這些人也許的確愛人類，願意為人類謀幸福，但他們愛的只是抽象的人，而不是歷史中具體的人。他們為人類的設計出的美好圖景，在他們自己生活中卻從不付諸實施。在私生活方面，他們大都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和自我中心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知、行不一。由於智力上的優越，他們往往認為真理在握，把自己的思想成果絕對化，從而一意孤行，引起公眾盲從，結果就是社會空前的災難。也許有人認為這種從私人生活的角度來品評偉大人物的做法值得商榷，但作者認為：“知識分子領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們的公共形象是不能分開的，一個可以幫助解釋另一個。私人的罪惡或弱點幾乎總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臺上的行為中。”言下之意在強調，完人固然沒有，但私德極糟的人在公德上能有所大成的確值得懷疑。真正為國家、民族、人類謀福利的人，就應該多考慮一些實際的具體問題，聽其言、觀其行，從一個人的朋友的確可以部分知曉其為人，從他對朋友、家人的態度更能考驗他是否如其所言的誠實與忠誠。保羅•約翰生最後的結論是，“作為導師，或是榜樣，知識分子並不比古代的巫醫或牧師更聰明、更值得尊重……在我們這個悲劇的世紀，千百萬無辜的生命犧牲於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計劃，最主要的教訓就是提防知識分子，不但要把他們同權力槓桿隔離開來，而且當他們試圖集體提供勸告時，他們應當成為特別懷疑的對象。”“他們是極端的信仰主義者，這使他們變得十分危險，因為他們製造了輿論潮流和流行的正統思想，其本身常常導致非理性和破壞性的行為。任何時候我們必須首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14]
法國電影《戲夢巴黎》（2003年）中的一幕，故事發生在1968年的法國巴黎，此時法國左翼學運風起雲湧。
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雷蒙•阿隆從更具學理的思辯角度指出了精神知識分子的危險。自德雷福斯事件以來，法國左翼知識分子向以左傾和激進著稱，加之在二戰結束後的最初三十年，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風光無限，以至於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對法國左翼知識分子推崇備至的外國知識分子，往往將“法國左翼知識分子”視為“法國知識分子”的同義詞。身為法國右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旗幟，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對法國左翼知識分子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認為“他們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為名義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這些冠冕堂皇的理論當然首先指的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他首先解構了知識分子的政治神話，包括左派的神話、革命的神話和無產階級的神話，在此基礎上指出了知識分子的異化及其所持有的政治樂觀主義是多麼的淺薄。雷蒙•阿隆認為，“左派”、“革命”、“無產階級”這些流行的概念都是激發政治樂觀主義的重要神話“進步”、“理性”、“人民”的複製品而已，它們依賴的前提是，未來必定比現在更為美好，社會變化的方向能夠一勞永逸地得到確定，總之，這一切神話的前提就是以進步為前提。表面上“革命”與“理性”是對立的，前者強調暴力，後者令人想到對話。“理性”注重討論，並以說服別人為結束，而“革命”則不再想去說服別人，所以訴諸武力。暴力曾經是也將永遠是某些缺乏耐心的理性主義者最後的手段。海德格爾的失足就是明證。在他的晚年，他曾經懺悔，但是他只是懺悔認錯了人，把希特勒當成了耶酥。而希望強人的拯救念頭並沒有改變。但是，革命固然能夠醫治被廢除的政體的弊病，但革命所遺留的創傷卻需要更長時間才能癒合。而暴力革命在摧毀國家權威起限制作用的傳統的同時，也傳播了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嗜好與習慣，從而使革命暴力的基因循環相因。這種依靠暴力，依靠特殊的階級來實現通向自由的轉變，由於其結果往往令人失望，它就會在失望中進行自我譴責。而導致其失望的原因是，它痛罵的社會結構顯示了持久不變的特徵。這樣在不斷的希望、失望、希望、失望的過程中，在不斷的革命的旗幟下，成為了“知識分子的鴉片”。雷蒙•阿隆的確道出了“哲學-王”似的知識分子對暴力的迷戀。這不難解釋，知識分子雖然本身信奉理性，但在對現實絕望之際，失去耐心的情況下，他們又最迷信暴力，因為暴力在他們眼中才最能解決問題。[15]
將斯坦納與約翰生和阿隆對精英知識分子的批判相比，我們大致可以看見其中批評視角的差異：約翰生主要是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入手，阿隆主要是從思想內涵的角度切入，而斯坦納更強調“對知識的迷戀”可能對人產生的異化，借用葉芝《1916年復活節》中的幾行詩來說就是，
許多心只有一個宗旨，
經過夏天，經過冬天，
好像中了魔變為石頭，
要把生命的流泉攪亂。
在執迷於追求知識的過程和付出中，“一種過於長久的犧牲，/ 能把心變為一塊石頭”。我們的確需要“一把冰鎬”，砍碎“石化”的心。
電影《浮士德》（1926年）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