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宮子
當我們打開一本書，多半會清楚它是否符合自己的趣味，是否滿足自己的需求，也可能就由此去評判作者、譯者或編輯。當然也會吐槽或信任出版機構。不過，我們大概很難注意到一本書背後的出版人，他們的風格、判斷以及細節處理能力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我們能拿到什麼書。
所以，在圖書出版這一產業中，更歡欣的時刻不是市場需求抬升了產品，而是出版人所帶來的產品或多或少地改變了讀者的閱讀需求。
而帶著這種理念，20世紀的美國誕生了一批懷著瘋狂念頭的出版社，從商業的角度來說它們的目的比較接近——出版優秀圖書，壟斷優秀作家的版權資源，賺錢。但在選擇優秀圖書這一點上，由於創始人及編輯理念的不同，幾乎每一家出版社都有著自己獨特的風格。成立於1915年的克瑙夫出版社
（Alfred A. Knopf, Inc.）
正是其中一家，多年來，因為裝幀的精美，選擇作家的獨特眼光和對亞洲、拉丁美洲、中歐等地區作家的發掘，克瑙夫出版社獲得了良好的口碑。
不過，這家由克瑙夫夫婦經營的出版社，長期以來都是由丈夫阿爾弗雷德作為風光無限的形象代表。妻子布蘭奇·克瑙夫，則在任何出版的圖書中都找不到她的姓名。不過，所有與克瑙夫出版社合作過的作家都明白，丈夫阿爾弗雷德只是一個商人，布蘭奇才是真正的文學編輯。
克瑙夫出版社部分圖書封面。
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甚至稱布蘭奇是“這家出版社的靈魂”。確實，是布蘭奇而非其丈夫決定著克瑙夫出版社選書的格調和風格。不妨看看他們為美國圖書市場發掘的作家清單：加繆、波伏娃、辛克萊·劉易斯、米沃什、托馬斯·曼、達希爾·哈米特、雷蒙德·錢德勒、詹姆斯·M·凱恩、D.H.勞倫斯……從這裡大概就能明白在選擇作家方面的毒辣眼光。布蘭奇顯然是女性出版人的先驅，而從她的職業生涯便可看到一個出版人如何重塑一個時代的閱讀需求和品味。
1
出版社的創立：不幸的婚姻與共同的理想
在布蘭奇所工作的時期，男性依舊佔著主導地位。克瑙夫出版社由兩人合作創辦，但人們永遠只將她形容為“出版人的妻子”。在1965年，作為將加繆、托馬斯·曼、米沃什等人引入美國的出版人，她仍然未能加入“出版人午餐俱樂部”。在布蘭奇·克瑙夫的策劃下，克瑙夫出版社的圖書裡包括了25個諾貝爾文學獎、60個普利策獎以及30多個美國國家圖書獎。
20世紀初期，美國讀者的閱讀品味還停滯在比較原始的階段，再加上紙張稀缺，印費上漲，不少出版社選擇出版教材輔導資料來獲取盈利，或者重新出版公版書，或者轉而選擇翻譯廉價的俄語作品。在這個時期裡，布蘭奇·克瑙夫依舊懷著激情四射的出版理想，她想要把更具文藝開創性，更有思考意義的書籍帶到美國。
上學時期，閱讀便是布蘭奇·克瑙夫生活裡最重要的事情。因此，她在同學眼裡完全是個孤傲古怪的人，其他同學都在樓梯上嘻嘻哈哈地跑來跑去的時候，布蘭奇總是坐在樓梯的最下面讀書。她唯一的娛樂便是帶著那隻波士頓梗犬散步，即使如此，她手裡也總是拿著一本書在閱讀。
對書籍的摯愛讓布蘭奇天然地對出版事業懷有一種理想主義的色彩，在成年後，她嫁給了阿爾弗雷德·克瑙夫。婚前，兩個人曾經達成口頭協議，共同創辦一家出版公司，名為“阿爾弗雷德·克瑙夫與布蘭奇·克瑙夫”。結婚後，這個協議就被丈夫拋到了腦後。阿爾弗雷德給妻子的回應是，因為自己的父親也要加入這個公司，所以出版社名稱上沒有地方來安置她的名字了。至於婚前允諾的商業上的平等，在婚後也化為泡影，布蘭奇·克瑙夫最後只拿到了25%的股份，而她的丈夫則佔有剩餘的75%。
布蘭奇·克瑙夫與阿爾弗雷德。
有很多資料與軼事可以證明，阿爾弗雷德或許是個優秀的商人，但從來不是一位理想的文學出版人。相比於圖書的質量，阿爾弗雷德更在乎書籍進入市場後能否盈利。他曾經認為，引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是很失敗的，因為這本書銷量慘淡，並不適合出版，克瑙夫出版社應該出版一些更吸引讀者的書籍。除了事業上的分歧外，布蘭奇和阿爾弗雷德的婚姻關係也並不理想，兩個人的感情淡漠，阿爾弗雷德一直孜孜不倦地在外面尋找情人，布蘭奇也深陷於婚姻關係帶來的痛苦——或許正是這段經歷，讓她日後毫不猶豫地選擇將波伏娃的《第二性》翻譯到美國。布蘭奇時常自問，為何一個女人要陷於婚姻關係的契約，這種契約關係是否真的是社會的進步，還是說需要我們以更現代的思想對其進行解放。
在布蘭奇·克瑙夫從事編輯行業的時間裡，多數時候的狀態都是如此。丈夫阿爾弗雷德繼續扮演那個光豔奪目的角色，他進出沙龍，與上流社會與書店老闆們打交道，拉攏關係，為圖書銷售打通媒體宣傳。而布蘭奇則在書桌上做著沉重的編輯工作，與作家們交流信件
（那些由作家抒發內心痛苦與寫作抑鬱的信件，幾乎都是寄給布蘭奇的）
。在當時的人看來，“布蘭奇勤奮得可怕，滿腦子都是工作，一刻不閒著”。
《帶獵犬的女子：布蘭奇·克瑙夫，文學品味的不凡定調者》作者：勞拉·克拉利奇譯者：黑爪版本：灕江出版社2019年12月
2 重塑品味：布蘭奇發掘的作家們
想要改變讀者的閱讀品味並非易事。尤其是考慮到上世紀初期的美國經濟正在準備經歷一場繁華之後的蕭條。克瑙夫·布蘭奇和她的出版社在這方面做得最大膽的一點，或許便是將廣告引入了圖書宣傳中。
儘管有些作家——例如被稱為硬漢派小說鼻祖的達希爾·哈米特——對出版社的這種廣告宣傳並不領情：“與該書的暢銷沒有絲毫關係……三個星期內兩萬人購買這本書不是為了讀一句由五個詞組成的問題”。同時，在版權方面，達希爾·哈米特還不斷要求克瑙夫出版社預先支付版稅，這些要求，克瑙夫出版社也儘量滿足了他。這不光是因為布蘭奇·克瑙夫認可哈米特的寫作才能，當時的出版環境，盈利狀況也的確是任何理想主義者都無法逃避的問題。克瑙夫·布蘭奇的眼光當然不會僅僅侷限在美國，她一直想和歐洲的作家們取得聯繫，在出版社的經濟狀況趨於穩定之前，她沒有辦法撂下經營事物出國前往歐洲。
達希爾·哈米特（1894年5月27日-1961年1月10日），偵探小說家，作品包括《馬耳他之鷹》《玻璃鑰匙》《十字街頭》等。
偵探小說是個能夠讓大眾從通俗閱讀過渡到文藝欣賞的良好橋樑。它們的故事情節本身便足夠吸引人——當然，良好的英語文學修養使得克瑙夫的出版判斷不會僅侷限在一本小說情節是否足夠刺激這一點上。她希望能在推銷偵探小說的同時發掘偵探小說中不可多得的藝術性，享受作家們遣詞造句的能力與描寫的精準性，達希爾·哈米特和後來的雷蒙德·錢德勒恰好是理想人選。他們兩個人都以極為嚴肅的態度創作偵探小說，哈米特認為有許多名著稍加改編後其本質也就是一部偵探小說，雷蒙德·錢德勒更是將人生的諸多痛苦投射到硬漢偵探菲利普·馬洛的身上。硬漢派偵探小說的發掘讓克瑙夫出版社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此時，還有另一個朋友向布蘭奇·克瑙夫推薦了一位名詹姆斯·M·凱恩的作家，他的小說寫得既好看，有偵探小說的元素，又有著嚴肅文學創作的內核。
《郵差總按兩遍鈴》作者：詹姆斯.M·凱恩譯者：主萬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1年7月
凱恩的《郵差總按兩遍鈴》這本書最先推薦給了出版社的“形象代言人”阿爾弗雷德，他看後怒氣衝衝地拒絕了這本書，認為並無出版必要。布蘭奇也要到了作家的原稿，在閱讀後，決定出版這本小說。結果證明，妻子的文學判斷是正確的。
在這段美國作家的出版時期裡，除了以好看為標準的小說外，布蘭奇·克瑙夫出版的最具價值的作家，應該是後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辛克萊·劉易斯。他一直與布蘭奇·克瑙夫保持著很友好的關係。在當時的美國，民眾們普遍認為壓迫與社會不公已經成為過去，當下的社會是一個完善而美好的理想國度，辛克萊·劉易斯的寫作打破了美國民眾的這一幻想
（儘管他的小說在今天已經處於正被遺忘的階段）
，他告訴人們，在美國還有大量城鎮中的貧苦人，有苦悶的生靈在絕望地行走。可惜後來，由於辛克萊·劉易斯的版稅要求過高，他與克瑙夫出版社也終止了合作。
憑藉著這幾本書的成功，出版社的經濟狀況穩定下來，布蘭奇·克瑙夫準備正式前往歐洲拜訪心儀已久的作家們。然而這個時候，時代的阻礙又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爆發的前夕。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吞併了奧地利。“布蘭奇意識到她需要儘快完成一切還在進展當中的海外業務，並且拜訪一些作家，對其中好幾個作家來說，可能遭受的局勢所帶來的傷害已經近在咫尺”。
布蘭奇首先前往倫敦，拜訪了從奧地利逃去避難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此時的弗洛伊德已經患上癌症，正在完成他最後的書稿《摩西與一神教》。布蘭奇竭力說服弗洛伊德在克瑙夫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她的本意是希望能儘快拿到這本書的版權，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國出版。但弗洛伊德在閱讀了一些德文著作後，對原稿有很多修改的想法。儘管這會大大推遲圖書出版的速度，布蘭奇還是尊重了作家的願意，耐心等待弗洛伊德將原稿修改完畢。同時，為了保證能正確傳達弗洛伊德的思想，布蘭奇在尋找譯者時，堅持要讓譯者與弗洛伊德來回溝通，確保翻譯的每一個字詞都能在英語中找到最恰當的形態。在完成後，她還在出版前堅持讓弗洛伊德最後審閱一遍手稿。
《摩西與一神教》作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譯者：李展開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年1月
不過，在翻譯這件事情上，並非每個作者都像弗洛伊德那般敬業、通情達理。法國女權主義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可能是克瑙夫出版社遇到的最不願合作的一位。布蘭奇費盡心力溝通取得了《第二性》的版權，想把這本會改變女性思想的著作帶回美國。她尋找了最恰當的譯者，讓他不斷髮信函與波伏娃溝通翻譯的用詞，然而波伏娃幾乎不會回應，有時候幾乎是惡意地不回應這些問題，好像成心想看美國出版社在翻譯過程中鬧出的笑話。
好在她聯繫到的另一位作家加繆是個深邃而體貼的人，她與加繆共進晚餐，在交談過程中被加繆的人格與學識所震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布蘭奇·克瑙夫都與加繆保持著信件溝通，他們不僅是圖書出版的合作關係，也是文學上的朋友。因此，在若干年後，得知了加繆車禍去世的消息，年邁的布蘭奇在編輯室泣不成聲，在場的人回憶時說，幾乎從沒見過她情緒如此失控，而她的那位丈夫，也走到編輯室將手搭在妻子的肩上以示安慰——據說，這是外人們第一次見到他們夫妻間有如此親密的舉動。
克瑙夫出版社標誌。1960年，克瑙夫出版社被企鵝蘭登書屋收購。
阿爾弗雷德繼續舉辦著他盛大的宴會，排場鋪陳，毫不在乎作家或藝術家本人的意願。他幾乎是一邊邀請作家參加宴會，一邊又以商人的傲慢讓作家對克瑙夫出版社喪失好感
（諾曼·梅勒曾表示死也不會將書稿送到克瑙夫出版社出版）
。而妻子布蘭奇·克瑙夫則在書房裡繼續閱讀源源不絕的作家原稿。她從歐洲帶回了太多財產——弗洛伊德、加繆、勞倫斯、茨威格，另外還有從拉丁美洲帶回的巴西作家若熱·亞馬多的版權以及人類學家吉爾貝託·弗雷雷的著作。除了引進已經成名的作家外，她還要發掘厄普代克等文學新人的潛力。瘋狂的工作擊垮了布蘭奇的身體。在中年時期，布蘭奇的視力已經嚴重受損，只能眯著眼睛看東西，她的助手不得不把原稿打印成雙倍行距再放大後才能交給她閱讀。然而，丈夫似乎對妻子的工作並不以為然，“布蘭奇在做判斷時通常更多的是憑直覺，我有時也靠直覺。但不能任何時候都信賴它，隨隨便便出版，可以這麼說。”
曾經有人形容布蘭奇這位克瑙夫出版社的幕後靈魂，她在衣著上有著時尚的追求和不凡的品味，有著優雅美麗的舉止氣質，但衣服下的肉體卻不匹配地瘦小、虛弱。在職業生涯的後期，布蘭奇·克瑙夫已接近雙眼失明。1965年，布蘭奇患病去世，去世前幾天依然在給作家們發祝賀出版的信函。然而，直到1984年，阿爾弗雷德去世，在整個克瑙夫出版社的書目裡，依然看不到布蘭奇·克瑙夫的名字。
3
傳奇背後：一串失誤
布蘭奇不僅改變了20世紀美國人閱讀的視野，在出版編輯這一行業中，她也在無意中成為了一位先驅式的人物。她打破了編輯行業由男性主導話語權的狀況，儘管布蘭奇本人在去世前也未能享受到這一衝擊所帶來的改變，但在她去世後，由她所培養的女性編輯繼續撐起了克瑙夫出版社的靈魂。1957年，正是由布蘭奇所栽培的女性編輯朱迪斯·瓊斯從一堆廢棄手稿的紙堆中發現了《安妮日記》，並全程護航推動了這本書的出版。此後，朱迪斯·瓊斯一直擔任克瑙夫出版社的高級編輯，直到2011年退休。
朱迪斯·瓊斯本人已於2017年去世。由她責編出版的作家有加繆、薩特、厄普代克、安妮·泰勒、蘭斯頓·休斯等。
然而，編輯這一行業必然存在著爭議。成功只是理應完成的分內之職，但一次失誤則是被永遠討論的愚蠢。正如我們無法定論麥克斯韋爾的編輯是塑造了精緻的《紐約客》風格，還是限制了作家的寫作、麥克斯·珀金斯是讓托馬斯·沃爾夫的才華變得更迷人還是隻是將它變得更適宜出版。布蘭奇·克瑙夫作為女性編輯的傳奇，發掘了大量優秀圖書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串失誤。
《再見，吾愛》作者：雷蒙德·錢德勒譯者：黃蘊，版本：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
其中爭吵最激烈的，是雷蒙德·錢德勒對克瑙夫出版社的不滿。在發掘了錢德勒的作品後，布蘭奇總是對作家的作品提出適宜銷售的修改意見。在傳記《罪惡之城的騎士》中，有很多錢德勒寫給出版社的信件，其中有一篇寫在《再見，吾愛》之後——在作品出版前，布蘭奇一直要求錢德勒修改書名，因為《再見，吾愛》並不足以吸引人。對此，錢德勒如此回應：
“對於書名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很抱歉，因為預售銷量實在是令大家失望，不過你可別忘了，我沒有回絕你更換書名的要求，我只是想不出更好的書名，而你給我的時間又太少了。再說了，即便我表示過喜歡這個書名，你也不應該被我的說法影響，做出有悖商業判斷的事情。”
在另一篇信件裡，錢德勒也再次表達了對出版社編輯修改意見的不屑一顧：
“我從來不認為圖書編輯、出版人、話劇製作人、電影製片人在猜測大眾喜好方面有什麼獨到之處。現有記錄只能證明他們不善此道。我始終都站在終端消費者和讀者的立場思考問題，而不想假借這類中介的視角。我始終相信，這個國家有一群數量龐大的聰明人……他們的喜好與我相同。”
《罪惡之城的騎士：雷蒙德·錢德勒傳》作者：湯姆·威廉斯譯者：陶澤慧版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0年3月
布蘭奇的另外一些失誤則更受制於時代因素。例如她充滿熱情地出版了D.H.勞倫斯的其他作品，但在勞倫斯發來代表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時，布蘭奇卻不敢出版。她給作家寫信，詢問勞倫斯能否刪掉書內的情色描寫，以通過美國的書籍審查。這個要求被勞倫斯果斷拒絕。在接到羅伯特·波頓的《憂鬱的解剖》時，布蘭奇由於書名的乏味也告訴朋友，這本書出版後不會引起什麼熱潮。同樣被忽視的還有海明威與福克納的一些早期作品以及蘭斯頓·休斯——布蘭奇在聽了朋友的勸告後才決定保留下休斯的詩集。
在對一部作品進行判斷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人敢說自己的判斷不會有偏見的危險。只是在出版人或評論家身上，這個特點被無限地放大。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判斷眼光與策劃風格，正是對這一聲音的彌補，作為一名出版人，布蘭奇·克瑙夫不僅在自己的判斷中成功捕捉到遙遠而優秀的作家群體，還令這種閱讀視野的變化影響了當時的美國讀者。在她去世後，傑森·愛潑斯坦說道：“從某種意義上說，失去她無異於一場災難……布蘭奇代表了某種我們將再也無法見到的出版精神。”
撰文丨宮子
編輯丨董牧孜，西西 校對：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