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象齋主人
若要客觀地評價餘秋雨先生，我認為他是當代成功的作家。至少餘秋雨先生的文學功底頗深，語言技巧能達到含蓄而不顯酷，流暢而不滯澀，任何一處段落都能流露出一種優雅與憂鬱，這在文學寫作上是頗為成功的氣質，這種氣質能給人很多的信賴以及支持。他的文字一點也不霸氣，甚至說帶有一些莫名的秋意，秋意是憂鬱的，傷感的。他的名字給他的文學帶來更好的註解，是一場場秋雨一般。他的散文集就是文學意義上的，而不是歷史意義上的，談到文學意義上地，就不免要說修辭了。他的修辭功底很深，到處都能體現出我前面說的一股憂鬱的氣質，彷彿是安靜地聽他講座，聽他談一個故事。好，故事的真假，且不論。但從吸引人閱讀下去的這種氣質，遍及文壇成熟者極少。另一則，餘秋雨的審美很有古典文化的氣息，他的第一部散文，完全是在古典傳統的符號中延展，而後又有現代與古典傳統意味上的情感撞擊.
我心你聆
後學不敢評價餘秋雨先生的文學成就，因為一來無此能力，二來這是評論家的事情。 最早拜讀餘先生的作品，是《文化苦旅》。說來話長，15年前在廣西桂林隻身勤工儉學的時候，有一天在一個小店，看到這本書，裡邊除了文化苦旅，還有其他兩篇，啥名忘了。牛皮紙封面，5塊錢，厚厚的一本，挺重的。後來才知道是盜版的，因為裡邊有錯別字。每天工後躺床上就看。足足看了一個月，看得很慢。也許不是讀，是在品。 由於年代久遠，內容大多忘了。剩下的印象，只是餘先生回憶躲在偏遠圖書館搏攬群書，以及隨隊去非洲，每晚寫文化苦旅書稿的場景。 餘先生的文字很美，哲思意味濃郁，是用心去講述的文字。 那段時間，邊務工，邊閱讀，生活簡單，思想簡單，清清靜靜的，那種狀態真好。《文化苦旅》陪伴走過的那段曰子，溫馨如春！
示單者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出，周國平在其實名認證的微博上表態：“莫言獲諾獎，真好，諾獎由神話變成了身邊故事，中國作家從此可以平常心對諾獎了，得和不得都沒什麼大不了了。”其中真意，大家可自行揣摩。《中國文脈》是餘秋雨著作中我讀的遍數最多的。關於我對餘秋雨的文學作品以及《中國文脈》這本書的評論可參閱下面這篇文章，應該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我喜歡和討厭餘秋雨的三大理由
餘秋雨崛起於上個世紀90年代，作為一個文化符號，橫亙世紀文壇。他的“文化散文”開啟一代文風，在中國散文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我相信，即使在幾百年後，餘秋雨仍然是中國文化天空中一個耀眼的星座。然而，從餘秋雨的第一本散文著作《文化苦旅》面世，關於餘秋雨的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讚譽者譽之“舉重若輕，力能扛鼎”，“將整個當代散文的創作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準”，詆譭者則把餘秋雨的散文喻為“文化口紅”、“文化避孕套”。
作為一名忠實讀者，每次讀餘秋雨的作品總是五味雜陳，喜歡有之，厭惡有之，且各佔50%，輾轉反側，不能定論。
喜歡的理由之一：三觀正。
餘秋雨文章的三觀與中國傳統士大夫一脈相承：憂國憂民，理想主義，“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有了這根筋，餘秋雨的文章就立住了，任由騰挪跌宕，則始終屹立不倒。臺灣作家白先勇曾這樣說:“餘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嚴又一次喚醒了。或者說，他重鑄了唐宋八大家詩化思索天下的靈魂。”我曾經幻想過，如果把《古文觀止》繼續編下去，大概就輪上餘秋雨的散文了吧！（注: 這裡插一句，易中天先生早期的幾部作品包括《品三國》，三觀均不怎麼正，利益至上，權謀為大，基本不提或很少提理想主義。比如，從理想主義的角度來看，諸葛亮選擇劉備而棄曹操、孫權，主要原因是劉備姓“劉”，是漢室帝胄和正統，且為人符合傳統道德，而非易中天所言是為了“有發展空間”。在這點易中天與餘秋雨可謂針鋒相對。因此，後來餘秋雨所謂的“詐捐”案出來後，易中天走到了前臺絕對不是偶然。成君憶、葛紅兵包括餘秋雨對易中天重“術”輕“道”的批評均可謂抓住了“要害”。易先生表面上不認可這些批評，但後續作品的“三觀”已經基本正過來了，比如《易中天中華史》中對晉朝得國不正的諷刺和嘲弄，這對以前的易中天來說是不可想象的。）
例如，《都江堰》中寫道：
“我以為，中國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工程不是長城，而是都江堰”，原因是“有了它，旱澇無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國，每當我們民族有了重大災難，天府之國總是沉著地提供庇護和濡養。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華民族。”
《風雨天一閣》中寫道：
“範欽的選擇，碰撞到了我近年來特別關心的一個命題：基於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過來說，基於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沒有這種東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輕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輕。”
在《何謂文化》中，餘秋雨單刀直入：“文化的最終目標是在人世間普及愛和善良。”
喜歡的理由之二：修辭華美、暢達，邏輯鏈條清晰。
餘秋雨的文章修辭華美是大家公認的，汪洋恣肆，鋪陳排比，佳句迭出。即使批評者朱大可喻之為“文化口紅”，某種意義上也承認余文具有“靚麗的顏色”。現代作家曾少祥認為余文“滿目文采，雅氣盎然”，原因是“從古文中吸取了大量營養”。
在余文中讀到的四字詞語有“飄然孑立、粉牆灰瓦、迴廊構架、蓬頭垢面、鴻儒高土、雄文勁採、佛號如雷、香菸如霧、低眉垂目、飄蕩隱約、才名四播、琴絃俱斷、芒鞋破缽、黃卷青燈、濤聲隱隱、群鷗翱翔”等；二字詞語有“磨研、遠年、逼仄、裸呈、漫患、渙釋、怡和、泳涵、阻遏、雕鏤、知聞、疲頓、陋屋、積貯”等。這些詞語一方面合乎傳統語法，閱之便覺其意；一方面卻不是俗語俗話，新鮮感強烈，雅氣十足。
在《白髮蘇州》中寫道：
“蘇州缺少金陵王氣。這裡沒有森然殿闕，只有園林。這裡擺不開戰場，徒造了幾座城門。這裡的曲巷通不過堂皇的官轎，這裡的民風不崇拜肅殺的禁令。這裡的流水太清，這裡的桃花太豔，這裡的彈唱有點撩人。這裡的小食太甜，這裡的女人太俏，這裡的茶館太多，這裡的書肆太密，這裡的書法過於流利，這裡的繪畫不夠蒼涼遒勁，這裡的詩歌缺少易水壯士低啞的喉音”。
—— 一系列排比句將蘇州城的特點渲染得淋漓盡致，使別人難以動用其他的筆墨。
在《西湖夢》中寫道：
“正如家常飲食不宜於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於盛妝，西湖排場太大，妝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
——比喻精巧，令人叫絕。
在《夜雨詩意》中寫道：
“不知道歷史學家有沒有查過,有多少烏雲密佈的雨夜，悄悄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的步伐，將軍舒眉了，謀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靜了，俠客止步了，戰鼓停息了，駿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斷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錨了，酒氣消退了，狂歡消解了，呼吸勻停了，心律平緩了”。
——儘管《夜雨詩意》即使在余文中也是二流，但上述如潮的排比句頗讓人難有招架之力。
在《蘇東坡突圍》中寫道：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顏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鬨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
——華美雋永，讀之如嚼橄欖，回味無窮。
此外，談一下余文的另一個特點“邏輯鏈條清晰”。作為一名寫出《中國戲劇史》、《世界戲劇史》、《藝術創造學》、《觀眾心理學》等煌煌鉅著的學者，餘秋雨文史知識深厚，自不必說，同時多年的學術生涯鍛鍊了理性精神，讓大部分余文在抒情的同時邏輯鏈條清晰，暢達舒展，避免了中國許多作家文思跳躍和斷裂的通病。（注：之所以說大部分余文，可能因為年紀漸長，近年來部分余文矛盾之處甚多。這在之後再說）。
例如《都江堰》中寫道：
“七轉八彎，從簡樸的街市走進了一個草木茂盛的所在。臉面漸覺滋潤，眼前愈顯清朗，也沒有誰指路，只向更滋潤、更清朗的去處走。忽然，天地間開始有些異常，一種隱隱然的騷動，一種還不太響卻一定是非常響的聲音，充斥周際。如地震前兆，如海嘯將臨，如山崩即至，渾身起一種莫名的緊張，又緊張得急於趨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還是被它吸去的，終於陡然一驚，我已站在伏龍觀前，眼前，急流浩蕩，大地震顫”。
——這段描寫走進都江堰的文字，宛如一臺攝像機在前指路，一氣呵成，文路暢達，閱之如身臨其境。
喜歡的理由之三：意蘊深刻。
餘秋雨的散文之所以被人稱為“大散文”，主要在於他的散文不再侷限於花鳥蟲魚，小情小愛，而主要討論中國歷史、中國文人的命運乃至整個世界、人類共通的大命題，大格局。行文厚重，意蘊深刻。
在《文化苦旅》中，餘秋雨還往往以人文景觀為依託，表達觀點和抒發感情，比如，《道士塔》討論中國古代文化和文物的保存；《柳侯祠》討論中國古代文人的神秘命運；《風雨天一閣》討論文明流傳的艱辛和藏書家的人格等等，無一不是大命題。單純的自然景觀往往無法觸動餘秋雨深入文明和文化的內核，如《沙漠隱泉》一文，景觀描寫流麗，情感抒發蒼白。而到了即無人文景觀也無宏旨的自然景觀的《臘梅》這類描寫小情小愛的文章，餘秋雨完全失去控制，文筆水平直線下降，也是《文化苦旅》一書中為數不多的敗筆。
到了《山居筆記》，餘秋雨已經不再侷限於一處自然或人文景觀，視角更為開闊和廣大，比如《天涯故事》寫了海南省的發展歷史；《抱愧山西》瞄準了晉商；《一個王朝的背影》則深度解析了清朝的文化發展脈絡。
到了《霜冷長河》，餘秋雨則完全放棄了以往依託歷史、景觀、群體、地區的慣用思路，直接把目光對準了整個人類共通的大命題，比如友情、名譽、謠言、嫉妒、善良、年齡等。儘管這些文章被認為模糊了散文與論文的界限，卻仍可窺見餘秋雨視野之廣闊。
到了《中國文脈》，餘秋雨直接把整個中華文學的脈絡從古至今完整地梳理了一遍，並對中國文人進行了等級劃分，雖多偏頗，卻可謂大手筆、大眼界。
而到了《何謂文化》，餘秋雨則把目光對準了文化，可謂究天人之際，直接聚焦了這一人類終極和共同的最大命題。
人無完人，說完優點，談下餘秋雨文章令人生厭的三大缺點。
討厭的理由之一：頻繁的自我誇獎和顯示優越
在我所知的餘秋雨的書籍中，沒有一本不自我誇獎和顯示優越的。本來，人自信一點，自我感覺良好，無可厚非。但如此頻繁且有誇張之嫌的自我誇獎和顯示優越，只會適得其反，讓人生厭。
在《鞦韆架》一文中，餘秋雨寫道：
“去年接到美國靳羽西小姐的電話，說妻子已被評上“亞洲最美麗的女人”，中國大陸同時被評上的還有其他三位。妻子認為此事千萬別傳出去，否則人家會倒吸冷氣，凍壞牙根。”
餘秋雨的愛人，馬蘭，著名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因飾演86版《西遊記》中唐僧的母親被大家廣泛所知。平心而論，馬蘭確實是大美人，但是否是“亞洲最美麗的女人”見仁見智。餘秋雨在馬蘭本人都“認為此事千萬別傳出去”的告誡之下，在《霜冷長河》的後記中把這件事不經意地“抖露”出來，可謂司馬昭之心。
在《葛藤飄飄》一文中，餘秋雨寫道：
“剛讀完，便被聘為香港文學獎評委到香港，遇到也是評委的董橋兄。與董橋兄談話，每次都離不開書，他問我大陸最近有什麼好書，我就推薦了這一套。告別董橋兄後回到旅館，即接到陳平原先生的電話，原來他也在香港，於是就有了三人聚會。我們戲言，現在文化界爭執、批評甚多，哪一位若有野心，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結集成書，銷售行世，轉眼就藤葛飄飄了，但現在誰也不敢這麼自大。”
收錄《葛藤飄飄》的《霜冷長河》出版於1999年，此時餘秋雨早已譽滿華夏，正是文壇爭議的熱點，擁躉和批評者雲集。與之相比，關於董橋與陳平原的爭論庶幾可忽略不計。餘秋雨此時對董橋、陳平原說“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結集成書，銷售行世，轉眼就藤葛飄飄了”，接著又假惺惺的表示“但現在誰也不敢這麼自大”。估計聽完這話，董橋和陳平原只能面面相覷，尷尬一笑了。
《蘇東坡突圍》是餘秋雨的名文，但開頭的這幾句話卻略顯尷尬：
“一位不相識的女記者，說我的《文化苦旅》一書在臺灣銷售情況很好，因此要作越洋電話採訪。”
看完全文，我們發現《文化苦旅》在臺灣銷量如何與正題毫無關係。這樣的“閒筆”無非是要炫耀一下而已。
在《何謂文化》的序言中，諸如“新碑的碑文請誰來寫？據說好幾個地方還進行了民眾投票，大家對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我應邀書寫的名勝題額更多”、“我作為本屆'世界文明論壇'邀請的唯一中國演講者”等等之類自我誇獎的文字比比皆是。
尤其是《何謂文化——在接受澳科大榮譽博士稱號後的學術演講》，題目用超大字編排，唯恐別人不知道餘秋雨是澳科大榮譽博士了！然後餘秋雨劈頭就喋喋不休起來以往的獲獎名單：
“這中間，有名震國際的水稻專家袁隆平先生，有指導全國抗擊了SARS災難的醫學專家鍾南山先生，有領導繞月飛行而被稱為'嫦娥之父'的航天專家歐陽自遠先生，有很早被聘為美國大學校長的華人科學家吳家瑋先生，有第一個被聘為英國大學校長的華人科學家楊福家先生……這些科學家，有的我早就熟識，有的則是新交的朋友，幾天來有機會長時間交談，很是興奮。”
這樣拉大旗作虎皮，與袁隆平、鍾南山、楊福家套近乎的語氣實在令人不悅。在筆者心中，餘秋雨的名氣不比袁隆平、鍾南山小，根本無需如此。
討厭的理由之二：矛盾和矯情
前面提到余文的一個優點邏輯鏈條清晰。但近些年來，余文中矛盾之處頗多，這些矛盾或悖逆有時候甚至出現在同一篇文中，讓人尷尬不已。
比如在《歷史母本》裡，余文寫到：
“有一次我在傳媒上啟發年輕人寫作少用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迴歸質樸敘事。這是多麼常識性的意見啊……”。
其實正如我前文所述，余文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修辭華美，成語和形容詞層出不窮，對偶和排比句綿延如海。更何況，就在同一篇文中，諸如：
“他說得那麼富有表情，有時讚賞，有時傾心，有時懷念，有時祭奠，有時憤怒，有時譏諷，有時鄙視”，
“他的筆下就出現了各種色調、各種風致、各種意緒、各種情境的大組合。明君、賢相、惡吏、謀士、義俠、刺客，各自牽帶出鮮明的人生旋律，構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豐富交響”
等等之類的排比句就出現了多次。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如此前後不一和矛盾悖謬，難怪不少人諷刺餘秋雨之“偽”。
再比如在《何謂文化》之三：身上的文化篇中，餘秋雨說自己“並不具備財經專業背景，卻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歐洲的時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四國會是貧困國家，每年必須接受歐盟的援助（見《行者無疆》初版第289頁）”；“還判定歐洲很多富裕國家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致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見《行者無疆》初版第326頁）”。一副世外高人姿態。
當時看到這段文字，我心中為之一震：餘秋雨的《行者無疆》是我早就閱讀過的，為何無此感覺呢？難道讀書如此之草率。回頭抓來《行者無疆》原文一對照，發現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判定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四國會是貧困國家，每年必須接受歐盟的援助”的原文為：
“一路上還看到，歐盟對於已經入盟的貧困國家，援助得非常實在。西班牙、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項在國民經濟中佔據很重要的地位。像愛爾蘭，由於善用這筆款項，近年來發展巨大，國際間刮目相看。”（見《行者無疆》中的《藍旗與孩子》）。
“還判定歐洲很多富裕國家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致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的原文為：
“大凡平均主義常常掩蓋著某種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國營企業裡的高薪階層曾為抗議政府的平均主義政策而舉行了長達六星期的罷工。高福利、高稅收所帶來的生產成本提高、競爭能力降低、大批資金外流則以一種無聲的方式在天天發生。更嚴重的是，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制的無底洞，直接導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最後連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獎委員會主席阿·林德貝克先生都嘆息了:福利國家的體制帶來的是低效率。” （見《行者無疆》中的《兩難的實驗》）。
讀完後，我們會發現兩段原文均為“陳述事實”，沒有半點“判定”的意思。並且恰恰相反，對於瑞典的高福利政策，餘秋雨是持肯定態度的。這從《兩難的實驗》後文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們關注”“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以人類尊嚴和社會公平的標準來評價經濟關係原則，令人感動”等語句可以證明。
如此悖逆和顛倒，餘秋雨將於何為？
再說矯情，方舟子曾經在《何必欺餘秋雨太甚？》中寫到“至今能夠讓我有耐性讀完的餘氏大作屈指可數，實在是因為受不了那股矯情味兒”。可能我本人耐“矯情”能力比較強，對餘秋雨最初的幾本著作《文化苦旅》、《霜冷長河》、《山居筆記》等均愛不釋手。且恰恰相反，《山居筆記》的《偽貴族心態》中的一個“反矯情”的故事讓人印象深刻。在香港的一次藝術會議中，有位女士一見到餘秋雨就用中文表示歉意：“餘先生，我中文不好，很抱歉。”席間，藝術家們大談會議期間觀看的香港電影，眾人要求該女士談談看法，她的回答是：“你們說的是香港演員吧？我沒聽說過，英國人很傲慢，連好萊塢也不看。”幾天後餘秋雨和一位婦人說起此事，後者大笑：“她啊，我的老同學，從小受中文教育，英文比我還差，只到英國旅遊過一次罷了。成天想認識名流，三年前見了一次鞏俐，激動了一個星期。”不久後餘秋雨再次遇到那位女士，後者溫文爾雅地說：“那天你們談電影，我想起來了，你們大陸這幾年也有進步，有一位小姐，哦，昆利！她叫昆—利。”很顯然，對這種“矯情”餘秋雨是持嘲諷和批判態度的。但很不幸的是，餘秋雨在近作中的“矯情”勁有愈演愈烈之勢。
比如，餘秋雨的第一部小說《冰河》的開頭寫到“很多作家常常以強刺激的場面開頭，以吸引最粗心的讀者，這部小說不這麼做，一上來就平鋪直敘，如果有些讀者不想看下去了，那就應該離開，我鞠躬相送。”在孟河進考場應試的部分，餘秋雨說“正是因為精彩，讀者就有了想像的動力和空間，那就不必嘮叨了”，當孟河的女扮男裝被揭穿的時候，餘秋雨說“連平庸的作家也會寫得高潮迭起，既然有那麼現成的驚悚筆墨，本人也就不摻和了”。如此下筆，餘秋雨將其稱為“反高潮”的敘事手段。不過，相信大多數讀者只有一種感覺：“矯情”。
又如，《尋石之路》一文中餘秋雨把易中天稱為“一個在電視上講《三國》故事講得不錯的文人”，並稱“正託人找他，準備向他提出兩方面的建議：一是在講歷史故事時，不要過多地宣揚‘術’，而忽視了‘道’；二是我發現了他‘文筆遠不如口才’的幾個主要技術障礙，可以通過訓練一步步克服。但是還沒有找到他，他的進攻就來了。”平心而論，餘秋雨給易中天的建議不可謂不精準。餘秋雨與易中天年歲相仿，且均為名家，直呼其名未為不可，稱呼易中天為“講《三國》故事講得不錯的文人”失當，聲言“託人找他”則是明顯的矯情。如今通訊發達，手機、電話、電郵、微博均可直接相互聯繫，哪裡用得著“託人”？
討厭的理由之三：有溢美作品人物之嫌，對同時代和部分文人評價偏低
對於出現在書中的正面人物，餘秋雨向來不吝讚美之辭，且往往“矯枉過正”，給人一種“完美偶像”的錯覺。
比如，在餘秋雨的筆下，《柳侯祠》中的柳宗元、《蘇東坡突圍》中的蘇軾都道德完美無缺，忠君愛國顧家，憂國憂民憂親，被貶官是由於奸臣陷害或別人嫉妒。
司馬遷是“文化君主”、“千古一筆”、“我心中永遠的太陽”，《史記》是“中國文學的母本”。（《歷史母本》）
蘇軾是“中國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蘇東坡突圍》）
巴金與“司馬遷、曹雪芹、但丁、歌德”等並列放到了同一個名單。（《百年巴金》）
黃宗羲“成為中國古代學術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學和歷史學家”。（《風雨天一閣》）
名妓蘇小小被描述為“只有她那種頗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為中國文人心頭一幅秘藏的聖符。”（《西湖夢》）
王元化夫人張可被描述為“是一種什麼緣分，讓我在這樣的一個地方遇到了這樣一位長者”。（《長者》）
謝晉是“二三十年前中國最優秀知識分子”，藝術人品無雙。（《謝家門孔》）
白先勇是“文化巨匠”，林懷民是國際上最敬重的幾個東方藝術家之一。（《仰望雲門》）
陳逸飛“曾以中國的美麗，感動過世界”。
到此為止吧！羅列這些並不是說上述這些人配不上給他們戴的“帽子”，而是這些人在餘秋雨的筆下都好像失去了活力和真實感，變成了一個個理想主義的符號。魯迅曾說《三國演義》“狀諸葛亮之多智而近於妖”。借用過來，餘秋雨在描述這些正面人物時往往“壯之無暇而近於偽”。比如，一般文學史家都認為“烏臺詩案”的主要原因是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變法派利用文字獄打擊政治異己（蘇軾也坦白承認在詩中有批評新政之辭），而非如餘秋雨所說僅僅是因為別人嫉妒他的才華。
再說對同時代和部分文人評價過低。自古文人相輕。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出，周國平在其實名認證的微博上表態：“莫言獲諾獎，真好，諾獎由神話變成了身邊故事，中國作家從此可以平常心對諾獎了，得和不得都沒什麼大不了了。”其中真意，大家可自行揣摩。
餘秋雨也不能免俗。在《中國文脈》中，餘秋雨評價嚴羽的《滄浪詩話》“對同代文學家的評論，失度”。但很顯然，餘秋雨對中國近現代文學和作家，也存有偏見。在《中國文脈》中，餘秋雨評論中國近、現代文學“成就較低……我必須緊接著說一句傷心話了：從近代到現代，偌大中國，沒出過一個近似於王陽明的哲學家，也沒有出過一個近似於曹雪芹的小說家”，“現代既是如此荒瘠”，“沒有抵達真正的高格”。（注: 《中國文脈》出版於2013年，莫言獲諾獎是在2012年。餘秋雨對近現代文學的批評，以我的小人之心來看，其實大有深意，包括魯迅、林語堂等全部近現代作家都成了陪綁。不過，我個人認為餘秋雨也有資格獲諾獎。）
比如對漢賦，餘秋雨也相當不客氣，說其“缺少思想、缺少個性、缺少真切、缺少誠懇，實在很難在中國文脈中佔據太多正面地位”，並且認為“漢賦在我心中黯然失色，還有一個尷尬的因素，那就是，離它不遠，出現了司馬遷的《史記》。”其實，司馬遷本人對漢賦，尤其對司馬相如頗為欣賞，不僅在《史記》中為其立傳，而且全文載錄了他的《子虛賦》、《上林賦》、《喻告巴蜀民書》、《難巴蜀父老書》、《諫獵疏》、《哀秦二世文》、《大人賦》、《封禪書》凡8篇。這在惜墨如金的《史記》中相當罕見。這樣，形成了一種尷尬局面：餘秋雨本人欣賞到極致的司馬遷十分欣賞餘秋雨十分不欣賞的司馬相如。
再比如對諸葛亮，餘秋雨認為其生命格局小，其作品僅僅表達“君臣之情”，甚至稱不上“文學家”，“任何一部《中國文學史》……加入了諸葛亮是難於想象的。”
而對“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餘秋雨也頗多批評，認為“他的文章難免有一些說教氣”，“韓愈那幾篇名文，像《原道》、《原毀》、《師說》、《爭臣論》等等，道理蓋過了審美，已經模糊了論文和文學的界限。”
其實，從前面所述餘秋雨文章的三個優點可知，餘秋雨的作品憂國忠君類似諸葛亮（其汶川地震後的《含淚勸告災民》是其中典型），文辭華美類似漢賦，意蘊深刻則是典型的韓愈的“文以載道”，甚至連對之的文學批評都是一樣的，“模糊了論文和文學的界限”。然而，非常神奇的是，餘秋雨對與之有關鍵或重大共通點的三位文學家卻頗多齟齬。在《關於嫉妒》一文中，餘秋雨認為嫉妒是因為“他們太相像”，“發覺自己的生命受到了近距離的遮蔽”，可謂是絕妙的詮釋。
至此，本文可以停筆了。金無足赤，也許正因為餘秋雨的散文美玉與暇璑並存，落霞與黠鴉齊飛，才顯得其文真實，而不至於像其散文中描述的那些正面人物“狀其無暇而近於偽”。期待餘先生的下一本著作。（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