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象斋主人
若要客观地评价余秋雨先生，我认为他是当代成功的作家。至少余秋雨先生的文学功底颇深，语言技巧能达到含蓄而不显酷，流畅而不滞涩，任何一处段落都能流露出一种优雅与忧郁，这在文学写作上是颇为成功的气质，这种气质能给人很多的信赖以及支持。他的文字一点也不霸气，甚至说带有一些莫名的秋意，秋意是忧郁的，伤感的。他的名字给他的文学带来更好的注解，是一场场秋雨一般。他的散文集就是文学意义上的，而不是历史意义上的，谈到文学意义上地，就不免要说修辞了。他的修辞功底很深，到处都能体现出我前面说的一股忧郁的气质，仿佛是安静地听他讲座，听他谈一个故事。好，故事的真假，且不论。但从吸引人阅读下去的这种气质，遍及文坛成熟者极少。另一则，余秋雨的审美很有古典文化的气息，他的第一部散文，完全是在古典传统的符号中延展，而后又有现代与古典传统意味上的情感撞击.
我心你聆
后学不敢评价余秋雨先生的文学成就，因为一来无此能力，二来这是评论家的事情。 最早拜读余先生的作品，是《文化苦旅》。说来话长，15年前在广西桂林只身勤工俭学的时候，有一天在一个小店，看到这本书，里边除了文化苦旅，还有其他两篇，啥名忘了。牛皮纸封面，5块钱，厚厚的一本，挺重的。后来才知道是盗版的，因为里边有错别字。每天工后躺床上就看。足足看了一个月，看得很慢。也许不是读，是在品。 由于年代久远，内容大多忘了。剩下的印象，只是余先生回忆躲在偏远图书馆搏揽群书，以及随队去非洲，每晚写文化苦旅书稿的场景。 余先生的文字很美，哲思意味浓郁，是用心去讲述的文字。 那段时间，边务工，边阅读，生活简单，思想简单，清清静静的，那种状态真好。《文化苦旅》陪伴走过的那段曰子，温馨如春！
示单者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周国平在其实名认证的微博上表态：“莫言获诺奖，真好，诺奖由神话变成了身边故事，中国作家从此可以平常心对诺奖了，得和不得都没什么大不了了。”其中真意，大家可自行揣摩。《中国文脉》是余秋雨著作中我读的遍数最多的。关于我对余秋雨的文学作品以及《中国文脉》这本书的评论可参阅下面这篇文章，应该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我喜欢和讨厌余秋雨的三大理由
余秋雨崛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横亘世纪文坛。他的“文化散文”开启一代文风，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相信，即使在几百年后，余秋雨仍然是中国文化天空中一个耀眼的星座。然而，从余秋雨的第一本散文著作《文化苦旅》面世，关于余秋雨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赞誉者誉之“举重若轻，力能扛鼎”，“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诋毁者则把余秋雨的散文喻为“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
作为一名忠实读者，每次读余秋雨的作品总是五味杂陈，喜欢有之，厌恶有之，且各占50%，辗转反侧，不能定论。
喜欢的理由之一：三观正。
余秋雨文章的三观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一脉相承：忧国忧民，理想主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了这根筋，余秋雨的文章就立住了，任由腾挪跌宕，则始终屹立不倒。台湾作家白先勇曾这样说:“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思索天下的灵魂。”我曾经幻想过，如果把《古文观止》继续编下去，大概就轮上余秋雨的散文了吧！（注: 这里插一句，易中天先生早期的几部作品包括《品三国》，三观均不怎么正，利益至上，权谋为大，基本不提或很少提理想主义。比如，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诸葛亮选择刘备而弃曹操、孙权，主要原因是刘备姓“刘”，是汉室帝胄和正统，且为人符合传统道德，而非易中天所言是为了“有发展空间”。在这点易中天与余秋雨可谓针锋相对。因此，后来余秋雨所谓的“诈捐”案出来后，易中天走到了前台绝对不是偶然。成君忆、葛红兵包括余秋雨对易中天重“术”轻“道”的批评均可谓抓住了“要害”。易先生表面上不认可这些批评，但后续作品的“三观”已经基本正过来了，比如《易中天中华史》中对晋朝得国不正的讽刺和嘲弄，这对以前的易中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例如，《都江堰》中写道：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原因是“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风雨天一阁》中写道：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在《何谓文化》中，余秋雨单刀直入：“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
喜欢的理由之二：修辞华美、畅达，逻辑链条清晰。
余秋雨的文章修辞华美是大家公认的，汪洋恣肆，铺陈排比，佳句迭出。即使批评者朱大可喻之为“文化口红”，某种意义上也承认余文具有“靓丽的颜色”。现代作家曾少祥认为余文“满目文采，雅气盎然”，原因是“从古文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在余文中读到的四字词语有“飘然孑立、粉墙灰瓦、回廊构架、蓬头垢面、鸿儒高土、雄文劲采、佛号如雷、香烟如雾、低眉垂目、飘荡隐约、才名四播、琴弦俱断、芒鞋破钵、黄卷青灯、涛声隐隐、群鸥翱翔”等；二字词语有“磨研、远年、逼仄、裸呈、漫患、涣释、怡和、泳涵、阻遏、雕镂、知闻、疲顿、陋屋、积贮”等。这些词语一方面合乎传统语法，阅之便觉其意；一方面却不是俗语俗话，新鲜感强烈，雅气十足。
在《白发苏州》中写道：
“苏州缺少金陵王气。这里没有森然殿阙，只有园林。这里摆不开战场，徒造了几座城门。这里的曲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俏，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利，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少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
—— 一系列排比句将苏州城的特点渲染得淋漓尽致，使别人难以动用其他的笔墨。
在《西湖梦》中写道：
“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
——比喻精巧，令人叫绝。
在《夜雨诗意》中写道：
“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舒眉了，谋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
——尽管《夜雨诗意》即使在余文中也是二流，但上述如潮的排比句颇让人难有招架之力。
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华美隽永，读之如嚼橄榄，回味无穷。
此外，谈一下余文的另一个特点“逻辑链条清晰”。作为一名写出《中国戏剧史》、《世界戏剧史》、《艺术创造学》、《观众心理学》等煌煌巨著的学者，余秋雨文史知识深厚，自不必说，同时多年的学术生涯锻炼了理性精神，让大部分余文在抒情的同时逻辑链条清晰，畅达舒展，避免了中国许多作家文思跳跃和断裂的通病。（注：之所以说大部分余文，可能因为年纪渐长，近年来部分余文矛盾之处甚多。这在之后再说）。
例如《都江堰》中写道：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这段描写走进都江堰的文字，宛如一台摄像机在前指路，一气呵成，文路畅达，阅之如身临其境。
喜欢的理由之三：意蕴深刻。
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被人称为“大散文”，主要在于他的散文不再局限于花鸟虫鱼，小情小爱，而主要讨论中国历史、中国文人的命运乃至整个世界、人类共通的大命题，大格局。行文厚重，意蕴深刻。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还往往以人文景观为依托，表达观点和抒发感情，比如，《道士塔》讨论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保存；《柳侯祠》讨论中国古代文人的神秘命运；《风雨天一阁》讨论文明流传的艰辛和藏书家的人格等等，无一不是大命题。单纯的自然景观往往无法触动余秋雨深入文明和文化的内核，如《沙漠隐泉》一文，景观描写流丽，情感抒发苍白。而到了即无人文景观也无宏旨的自然景观的《腊梅》这类描写小情小爱的文章，余秋雨完全失去控制，文笔水平直线下降，也是《文化苦旅》一书中为数不多的败笔。
到了《山居笔记》，余秋雨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处自然或人文景观，视角更为开阔和广大，比如《天涯故事》写了海南省的发展历史；《抱愧山西》瞄准了晋商；《一个王朝的背影》则深度解析了清朝的文化发展脉络。
到了《霜冷长河》，余秋雨则完全放弃了以往依托历史、景观、群体、地区的惯用思路，直接把目光对准了整个人类共通的大命题，比如友情、名誉、谣言、嫉妒、善良、年龄等。尽管这些文章被认为模糊了散文与论文的界限，却仍可窥见余秋雨视野之广阔。
到了《中国文脉》，余秋雨直接把整个中华文学的脉络从古至今完整地梳理了一遍，并对中国文人进行了等级划分，虽多偏颇，却可谓大手笔、大眼界。
而到了《何谓文化》，余秋雨则把目光对准了文化，可谓究天人之际，直接聚焦了这一人类终极和共同的最大命题。
人无完人，说完优点，谈下余秋雨文章令人生厌的三大缺点。
讨厌的理由之一：频繁的自我夸奖和显示优越
在我所知的余秋雨的书籍中，没有一本不自我夸奖和显示优越的。本来，人自信一点，自我感觉良好，无可厚非。但如此频繁且有夸张之嫌的自我夸奖和显示优越，只会适得其反，让人生厌。
在《秋千架》一文中，余秋雨写道：
“去年接到美国靳羽西小姐的电话，说妻子已被评上“亚洲最美丽的女人”，中国大陆同时被评上的还有其他三位。妻子认为此事千万别传出去，否则人家会倒吸冷气，冻坏牙根。”
余秋雨的爱人，马兰，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因饰演86版《西游记》中唐僧的母亲被大家广泛所知。平心而论，马兰确实是大美人，但是否是“亚洲最美丽的女人”见仁见智。余秋雨在马兰本人都“认为此事千万别传出去”的告诫之下，在《霜冷长河》的后记中把这件事不经意地“抖露”出来，可谓司马昭之心。
在《葛藤飘飘》一文中，余秋雨写道：
“刚读完，便被聘为香港文学奖评委到香港，遇到也是评委的董桥兄。与董桥兄谈话，每次都离不开书，他问我大陆最近有什么好书，我就推荐了这一套。告别董桥兄后回到旅馆，即接到陈平原先生的电话，原来他也在香港，于是就有了三人聚会。我们戏言，现在文化界争执、批评甚多，哪一位若有野心，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销售行世，转眼就藤葛飘飘了，但现在谁也不敢这么自大。”
收录《葛藤飘飘》的《霜冷长河》出版于1999年，此时余秋雨早已誉满华夏，正是文坛争议的热点，拥趸和批评者云集。与之相比，关于董桥与陈平原的争论庶几可忽略不计。余秋雨此时对董桥、陈平原说“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销售行世，转眼就藤葛飘飘了”，接着又假惺惺的表示“但现在谁也不敢这么自大”。估计听完这话，董桥和陈平原只能面面相觑，尴尬一笑了。
《苏东坡突围》是余秋雨的名文，但开头的这几句话却略显尴尬：
“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
看完全文，我们发现《文化苦旅》在台湾销量如何与正题毫无关系。这样的“闲笔”无非是要炫耀一下而已。
在《何谓文化》的序言中，诸如“新碑的碑文请谁来写？据说好几个地方还进行了民众投票，大家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我应邀书写的名胜题额更多”、“我作为本届'世界文明论坛'邀请的唯一中国演讲者”等等之类自我夸奖的文字比比皆是。
尤其是《何谓文化——在接受澳科大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题目用超大字编排，唯恐别人不知道余秋雨是澳科大荣誉博士了！然后余秋雨劈头就喋喋不休起来以往的获奖名单：
“这中间，有名震国际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有指导全国抗击了SARS灾难的医学专家钟南山先生，有领导绕月飞行而被称为'嫦娥之父'的航天专家欧阳自远先生，有很早被聘为美国大学校长的华人科学家吴家玮先生，有第一个被聘为英国大学校长的华人科学家杨福家先生……这些科学家，有的我早就熟识，有的则是新交的朋友，几天来有机会长时间交谈，很是兴奋。”
这样拉大旗作虎皮，与袁隆平、钟南山、杨福家套近乎的语气实在令人不悦。在笔者心中，余秋雨的名气不比袁隆平、钟南山小，根本无需如此。
讨厌的理由之二：矛盾和矫情
前面提到余文的一个优点逻辑链条清晰。但近些年来，余文中矛盾之处颇多，这些矛盾或悖逆有时候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中，让人尴尬不已。
比如在《历史母本》里，余文写到：
“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性的意见啊……”。
其实正如我前文所述，余文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修辞华美，成语和形容词层出不穷，对偶和排比句绵延如海。更何况，就在同一篇文中，诸如：
“他说得那么富有表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视”，
“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交响”
等等之类的排比句就出现了多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此前后不一和矛盾悖谬，难怪不少人讽刺余秋雨之“伪”。
再比如在《何谓文化》之三：身上的文化篇中，余秋雨说自己“并不具备财经专业背景，却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欧洲的时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四国会是贫困国家，每年必须接受欧盟的援助（见《行者无疆》初版第289页）”；“还判定欧洲很多富裕国家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见《行者无疆》初版第326页）”。一副世外高人姿态。
当时看到这段文字，我心中为之一震：余秋雨的《行者无疆》是我早就阅读过的，为何无此感觉呢？难道读书如此之草率。回头抓来《行者无疆》原文一对照，发现根本不是这麽回事。
“判定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四国会是贫困国家，每年必须接受欧盟的援助”的原文为：
“一路上还看到，欧盟对于已经入盟的贫困国家，援助得非常实在。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项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像爱尔兰，由于善用这笔款项，近年来发展巨大，国际间刮目相看。”（见《行者无疆》中的《蓝旗与孩子》）。
“还判定欧洲很多富裕国家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的原文为：
“大凡平均主义常常掩盖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国营企业里的高薪阶层曾为抗议政府的平均主义政策而举行了长达六星期的罢工。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降低、大批资金外流则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天天发生。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最后连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奖委员会主席阿·林德贝克先生都叹息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的是低效率。” （见《行者无疆》中的《两难的实验》）。
读完后，我们会发现两段原文均为“陈述事实”，没有半点“判定”的意思。并且恰恰相反，对于瑞典的高福利政策，余秋雨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从《两难的实验》后文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们关注”“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原则，令人感动”等语句可以证明。
如此悖逆和颠倒，余秋雨将于何为？
再说矫情，方舟子曾经在《何必欺余秋雨太甚？》中写到“至今能够让我有耐性读完的余氏大作屈指可数，实在是因为受不了那股矫情味儿”。可能我本人耐“矫情”能力比较强，对余秋雨最初的几本著作《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山居笔记》等均爱不释手。且恰恰相反，《山居笔记》的《伪贵族心态》中的一个“反矫情”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在香港的一次艺术会议中，有位女士一见到余秋雨就用中文表示歉意：“余先生，我中文不好，很抱歉。”席间，艺术家们大谈会议期间观看的香港电影，众人要求该女士谈谈看法，她的回答是：“你们说的是香港演员吧？我没听说过，英国人很傲慢，连好莱坞也不看。”几天后余秋雨和一位妇人说起此事，后者大笑：“她啊，我的老同学，从小受中文教育，英文比我还差，只到英国旅游过一次罢了。成天想认识名流，三年前见了一次巩俐，激动了一个星期。”不久后余秋雨再次遇到那位女士，后者温文尔雅地说：“那天你们谈电影，我想起来了，你们大陆这几年也有进步，有一位小姐，哦，昆利！她叫昆—利。”很显然，对这种“矫情”余秋雨是持嘲讽和批判态度的。但很不幸的是，余秋雨在近作中的“矫情”劲有愈演愈烈之势。
比如，余秋雨的第一部小说《冰河》的开头写到“很多作家常常以强刺激的场面开头，以吸引最粗心的读者，这部小说不这么做，一上来就平铺直叙，如果有些读者不想看下去了，那就应该离开，我鞠躬相送。”在孟河进考场应试的部分，余秋雨说“正是因为精彩，读者就有了想像的动力和空间，那就不必唠叨了”，当孟河的女扮男装被揭穿的时候，余秋雨说“连平庸的作家也会写得高潮迭起，既然有那么现成的惊悚笔墨，本人也就不掺和了”。如此下笔，余秋雨将其称为“反高潮”的叙事手段。不过，相信大多数读者只有一种感觉：“矫情”。
又如，《寻石之路》一文中余秋雨把易中天称为“一个在电视上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人”，并称“正托人找他，准备向他提出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在讲历史故事时，不要过多地宣扬‘术’，而忽视了‘道’；二是我发现了他‘文笔远不如口才’的几个主要技术障碍，可以通过训练一步步克服。但是还没有找到他，他的进攻就来了。”平心而论，余秋雨给易中天的建议不可谓不精准。余秋雨与易中天年岁相仿，且均为名家，直呼其名未为不可，称呼易中天为“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人”失当，声言“托人找他”则是明显的矫情。如今通讯发达，手机、电话、电邮、微博均可直接相互联系，哪里用得着“托人”？
讨厌的理由之三：有溢美作品人物之嫌，对同时代和部分文人评价偏低
对于出现在书中的正面人物，余秋雨向来不吝赞美之辞，且往往“矫枉过正”，给人一种“完美偶像”的错觉。
比如，在余秋雨的笔下，《柳侯祠》中的柳宗元、《苏东坡突围》中的苏轼都道德完美无缺，忠君爱国顾家，忧国忧民忧亲，被贬官是由于奸臣陷害或别人嫉妒。
司马迁是“文化君主”、“千古一笔”、“我心中永远的太阳”，《史记》是“中国文学的母本”。（《历史母本》）
苏轼是“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苏东坡突围》）
巴金与“司马迁、曹雪芹、但丁、歌德”等并列放到了同一个名单。（《百年巴金》）
黄宗羲“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学和历史学家”。（《风雨天一阁》）
名妓苏小小被描述为“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西湖梦》）
王元化夫人张可被描述为“是一种什么缘分，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位长者”。（《长者》）
谢晋是“二三十年前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艺术人品无双。（《谢家门孔》）
白先勇是“文化巨匠”，林怀民是国际上最敬重的几个东方艺术家之一。（《仰望云门》）
陈逸飞“曾以中国的美丽，感动过世界”。
到此为止吧！罗列这些并不是说上述这些人配不上给他们戴的“帽子”，而是这些人在余秋雨的笔下都好像失去了活力和真实感，变成了一个个理想主义的符号。鲁迅曾说《三国演义》“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于妖”。借用过来，余秋雨在描述这些正面人物时往往“壮之无暇而近于伪”。比如，一般文学史家都认为“乌台诗案”的主要原因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变法派利用文字狱打击政治异己（苏轼也坦白承认在诗中有批评新政之辞），而非如余秋雨所说仅仅是因为别人嫉妒他的才华。
再说对同时代和部分文人评价过低。自古文人相轻。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周国平在其实名认证的微博上表态：“莫言获诺奖，真好，诺奖由神话变成了身边故事，中国作家从此可以平常心对诺奖了，得和不得都没什么大不了了。”其中真意，大家可自行揣摩。
余秋雨也不能免俗。在《中国文脉》中，余秋雨评价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同代文学家的评论，失度”。但很显然，余秋雨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作家，也存有偏见。在《中国文脉》中，余秋雨评论中国近、现代文学“成就较低……我必须紧接着说一句伤心话了：从近代到现代，偌大中国，没出过一个近似于王阳明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一个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说家”，“现代既是如此荒瘠”，“没有抵达真正的高格”。（注: 《中国文脉》出版于2013年，莫言获诺奖是在2012年。余秋雨对近现代文学的批评，以我的小人之心来看，其实大有深意，包括鲁迅、林语堂等全部近现代作家都成了陪绑。不过，我个人认为余秋雨也有资格获诺奖。）
比如对汉赋，余秋雨也相当不客气，说其“缺少思想、缺少个性、缺少真切、缺少诚恳，实在很难在中国文脉中占据太多正面地位”，并且认为“汉赋在我心中黯然失色，还有一个尴尬的因素，那就是，离它不远，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其实，司马迁本人对汉赋，尤其对司马相如颇为欣赏，不仅在《史记》中为其立传，而且全文载录了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喻告巴蜀民书》、《难巴蜀父老书》、《谏猎疏》、《哀秦二世文》、《大人赋》、《封禅书》凡8篇。这在惜墨如金的《史记》中相当罕见。这样，形成了一种尴尬局面：余秋雨本人欣赏到极致的司马迁十分欣赏余秋雨十分不欣赏的司马相如。
再比如对诸葛亮，余秋雨认为其生命格局小，其作品仅仅表达“君臣之情”，甚至称不上“文学家”，“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加入了诸葛亮是难于想象的。”
而对“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余秋雨也颇多批评，认为“他的文章难免有一些说教气”，“韩愈那几篇名文，像《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等，道理盖过了审美，已经模糊了论文和文学的界限。”
其实，从前面所述余秋雨文章的三个优点可知，余秋雨的作品忧国忠君类似诸葛亮（其汶川地震后的《含泪劝告灾民》是其中典型），文辞华美类似汉赋，意蕴深刻则是典型的韩愈的“文以载道”，甚至连对之的文学批评都是一样的，“模糊了论文和文学的界限”。然而，非常神奇的是，余秋雨对与之有关键或重大共通点的三位文学家却颇多龃龉。在《关于嫉妒》一文中，余秋雨认为嫉妒是因为“他们太相像”，“发觉自己的生命受到了近距离的遮蔽”，可谓是绝妙的诠释。
至此，本文可以停笔了。金无足赤，也许正因为余秋雨的散文美玉与暇璑并存，落霞与黠鸦齐飞，才显得其文真实，而不至于像其散文中描述的那些正面人物“状其无暇而近于伪”。期待余先生的下一本著作。（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