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元能說，道路兩旁大多是壓草
村民在自家承包的荒山上自費修山路，結果卻被森林公安局罰了4萬元。
近日，有媒體報道，四川攀枝花市啊喇鄉村民何元能在1999年就承包了當地一片荒山，還辦理了林權證。他家上下山只有一條窄窄的小路，物資全靠人背馬馱，出行十分不便。2018年，他借債7萬元，剛把路擴寬，就被人舉報了。
四川攀枝花市森林公安局認定，其修路未經林業主管部門審核同意，擴建後道路長847米，擴建道路佔用林地面積3.17畝，已構成擅自改變林地用途，責令6個月內恢復原狀，並處罰款4萬多元。
“要想富先修路”，自己家修路，怎麼還修出了鉅額的罰款來了呢？何元能認為，“在原有便道上加寬時，便道兩旁沒有林木，連雜草都很少見……修路不僅出於個人目的，也是為了方便村民和打火隊員上山。”的確，村民在修路之前沒有得到林業部門的批准，形式是“違法”了。但是，這個事件能用一句“法不容情”來化解抽象的法條和複雜的農村現實之間的矛盾嗎？或者說，此案除了由森林公安做出4萬元的處罰之外，還有情理法更平衡的解決方法嗎？
村頭荒坡間的阡陌小路，直接關乎具體農民的營生，一道小路的寬與窄，能不能跑卡車，決定著果子能不能賣出去，甚至關係到當地能不能打贏全面脫貧攻堅戰。而這些小路，國家財政幾乎不可能專項撥款建設，主要還是村民自主建設，那麼就不能輕意打擊農民建設的積極性。也正因為是農民自主建設的，手續難免不規範。本案中，村民就認為，農村修路佔地比較普遍，只要沒砍樹就沒有問題，結果還是撞到“法律的槍口”上。
但是要看到，當下各種具體的行政管理滲透到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行為人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就可能違法了。一些違法行為並不是像不能放火、偷盜那樣是非明顯，有些違法構成依賴於高度的專業管理規定。
關於公眾的期待和執法尺度之間落差，之前有很多熱議的案件，糖炒栗子自吹“本市最好吃”就算違反《廣告法》、火鍋店賣拍黃瓜要罰1萬元、幾個農民工一起搭夥就算“違規開辦食堂”……固然，在行政管理日益精細的當下，很多看似沒有什麼社會危害的事，放在法條底下比一比，就是“板上釘釘”的違法，行政部門“按方抓藥”直接做出行政處罰，也是“合法”的，但是，這種執法和公眾對公正的期待距離頗大，需要引進“校正的公正”。
正是認識到一些機械執法帶來的效果悖論，這兩年，上海、蘇州、青島等地方都推出“輕微違法免罰”機制，作為優化營商環境的重要舉措。比如，不少地方將在廣告中使用“最高級”“最佳”用語等輕微違法行為，列入免罰清單，市場監管部門僅需要做出批評教育、指導約談的應對，這都取得了不錯的執法效果。
生活不是非黑即白，企業和個人的“違法”，有時也是無心之失。善良的執法，需注意抑制規則被濫用。
在這起農民修路案中，農民並非惡意侵佔村集體土地，修好的路不僅供自己使用，也供村裡上下方便及救火使用。村民佔用林地的主觀惡意較小，社會危害也難說有多麼嚴重，作為“受害人”的村集體也沒提出異議，相關舉報很多可能就是個人恩怨。此時，就有必要引進“輕微違法免罰”機制，這不是大城市改善營商環境的專利，欠發達地區也一樣適用。
此外，基層執法要避免執法躺在“舒適區”裡，找那些形式要件比較確定、社會危害並不大的案件下功夫。這次農民自費修路被罰，是否也能適用“輕微違法免罰”呢？
(來源:光明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