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方或稱人方，為東夷方國。東夷分佈於濟水、泗水、淮水流域，大致相當於今蘇、魯、皖的一些地區。商湯在滅夏前後曾著力經營東方，建立了 “邦畿千里”的商王朝。但“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邊患日起，仲丁時曾有藍夷作寇內侵，“自是或服或叛，三 百餘年”。為此仲丁曾徵藍夷，河亶甲即位，又徵藍夷，再徵班方。武丁中興，主要對付西北遊牧族內侵，投入東方的兵力有限。 康丁、武乙、文丁繼續對西方羌人諸方用兵，無暇顧及東方。而東夷日益強大，“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因此，至帝乙、帝辛時始以傾國之師發動了對夷方的戰爭。
帝乙伐夷方征程
據殷墟卜辭載，帝乙九祀二月以前，夷方已頻頻出動內侵，留關於商王關於“自今春至［於］翌”夷方是否會“大出”騷擾的卜辭。據今所知帝乙、帝辛伐夷方至少有兩次，一次是王伐“夷方無務”，將其擒獲，用於宜祭，另一次是令人伐“夷方（網下每）”，此外還有一件銅器銘文記錄下“惟王十祀又五"，王伐夷方歸來後的班賜。
現藏於美國舊金山的小臣艅犀尊
在甲骨文中保存了一批十祀九月至十一祀五月徵夷方的資料，多數學者認為它是帝乙伐夷方的遺存。從這批資料可知帝乙十年九月已策劃了與攸侯喜大軍共徵夷方之役，出征前在大邑商舉行了告祭祖先的大典。大邑商指以國都為中心的王畿之地，文獻記載“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其西則包括沁陽田獵區，沁水以東是商人早期活動的主要地區之一，沁水以西原系夏人勢力範圍，後為商王朝的王畿之地，尤其是商代晚期，與安陽、淇縣（朝歌）連成一片的沁陽田獵區也屬於大邑商的範圍內，大規模征伐的出師與振旅起止點都在這裡。據伐夷方起兵後的沿途占卜，約略可知此次伐夷方的征程，卜辭有：
3
商代使用干支記日法，祭先祖也以天干為序。自甲至癸一週稱一旬，在每旬終了的癸日例行占卜下旬是否無禍，並記占卜的時間地點，所以徵夷方日譜中多是癸日佔卜資料。從以上“1.十祀九月甲午”至“2.癸卯”為一旬，“26.五月癸卯"為進行未來第二十六旬是否無禍的占卜遺存，所以從九月甲午至次年五月癸卯實佔二十五旬，是這次徵夷方往返所用全部時日。
從上譜可知，武丁自九月甲午卜告大邑商以後，第三旬末，即九月癸亥達僱，其地多認為即扈,在河南原武縣西北。第四旬末, 十月癸酉至（來下豆右力），其地在黃河之南，鄭州附近。第五旬所行之地不 詳，但從第六旬、第七旬行程看，是經香、噩、樂、（爪下目）一路東行。 第七旬末，十一月癸卯已經到達商。第八旬末，癸丑到達亳。自商動身的時間已缺失，但從這一組相間刻辭的行款看，可將其日 期補作“癸卯”那麼很可能在商停留近一旬，癸日自商至亳，當日到達，次日甲自亳至䲨，第三日乙，自䲨至（鬲又）。可知商、亳、䲨、 （鬲又）間均為一日的路程。商為商丘，這是商代晚期鎮撫東南的基地，停留近一旬，當與接戰前的演習有關。與之相距一日路程的亳當即近於曹的北亳，也就是春秋宋景公所說的“薄，宗邑也”, 即始祖宗廟所在地。距今商丘北40餘里，正一日路程。䲨，當即鴻口，在今河南雎陽縣東，商丘、虞城二縣間，也與一日路程相合。商王在商停留一旬，繼續南下之前折向北亳逗留一日，很可能與祭祀之事有關。再自䲨至（鬲又），（鬲又）疑在河南鹿邑東。第九旬末十一月癸亥已由、（升下隹）至於危。危即危方之地，廩辛、康丁時伐危方，擒殺其首領，將其地併入版圖，故伐夷方途中得以師次於危。五日後，十二月己巳自危至攸，進入攸侯喜領地，一般認為其地在永城、宿縣間，危也當距其不遠，靠近河南、安徽接界地區。
至攸與侯喜大軍匯合後，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敵方發起進攻，自危動身至攸後十日，十二月己卯已有“王其臿”的記載， 臿是追擊的意思，可見在此以前已組織了進攻。此後繼續進軍，第三日至舊，第五日至（氵戌），第六日渡淮，第十二日，十二月庚寅，師次於（心下滆），部署了對於淮夷方國林方的征伐。舊，大約在永城南, 澮，為今日澮水，淮即淮水。伐林方的過程卜辭缺乏記載，但值得注意的是庚寅卜臿伐林方，同期卜辭中辛卯有“小臣醜乍（口內執）於東對”，很可能意味著伐林方或夷方有大批俘虜，因而以急召小臣醜至攸，並於東對建造勞動奴隸的營房。
從正月癸卯次於永至二月丁丑日自攸至截，商王在攸侯之地攸、永停留三旬又四日，其間舉行了告執典禮，以夷方首領獻祭，並舉行大規模田獵活動，這也是古代戰爭的慣例，在大戰勝利之後，通過搜狩顯示威武、震懾敵人，並藉此深入搜索殘敵，因而有關於大左族是否有擒的卜問。而且這種大搜不限於一次、一地，除正月辛亥卜外，九日後己未又田狩於元，其地當距攸不遠。其後一邊搜狩，一邊祭祀的回程。
行軍圖
帝乙十祀伐夷方歷時近一年。方告結束。
帝辛的窮賓贖武與商朝滅亡
紂王帝辛
商末，除了十祀、十五祀伐夷方、林方外，大規模的對外用兵還有伐盂方之舉，多數學者認為它發生在帝辛八祀至九祀。戰事起於孟方聚眾內侵，邊地告急，卜辭有：
乙巳王貞，啟乎兄（祝）曰：盂方共人，其出伐矛（阜去十）高。王其令東（會）於高，弗悔，不口戲。王佔曰吉。
意思是祝報告盂方聚集兵力出動侵伐矛（阜去十）所在的“高”地，商王卜問派援兵東進聚於“高”地抵禦，可無悔吧，占卜結果得吉兆。 據考，祝是武王滅商後封黃帝之後於鑄的所在地，古鑄城在今山東肥城縣南、寧陽縣西北。矛則與伐夷方歸來時所途經的齊地接近。因為可能屬於十五祀伐夷方的卜辭有：“癸巳卜貞，王旬亡禍。 在二月，在齊口。惟王來徵夷方"。而另一版卜旬卜辭則有癸巳 “在矛口”；癸卯“在口口七癸丑“在齊口”的記載。在矛、齊兩地師次的時間相距兩旬，必不很遠。據考，齊在商丘附近，“似矛自亦在商丘不遠之地，故曰東會於高”,可見盂方是東夷之國，這 場戰爭是伐夷方的繼續。卜辭有：
末辭為牛頭骨刻辭，是伐盂方凱旋搜狩時獲“白兕”，獻祭後刻辭紀念的遺存。
從以上卜辭可知伐盂方之戰是在帝辛九祀十月出師，十祀九月凱旋，歷時一年。和伐夷方一樣，也是在大邑商舉行告祭祖先的祭典後出兵的，不同的是伐夷方除王師外，僅以靠近夷方的攸侯喜大軍配合，而伐盂方則動員了 “多侯、多田（甸）”。如前所述，商王朝外服君長包括有侯、甸、男、衛、邦伯，邦伯與商王朝的關係往往比較疏遠，有的時服時叛，不免處於戰爭狀態，所以外服中最重要的是侯、甸，他們受王命被派駐在外，負有封疆警衛之責，而且有較強的武力，所以商王與多侯多甸一起出徵盂 方，實為動員了傾國之師。
帝乙、帝辛時不僅以大量兵力出征夷方、林方、盂方,和侯、 甸大軍一起征伐了虘、羌方、羞方、繐方聯合而戰的四邦方，還征伐了三邦方、二邦方。卜辭有：
二邦方、三邦方應與四邦方一樣，屬於某些方伯的聯盟。有研究者指出，伐二邦方來回途經之盯，其地近異，即今山東省境內, 那麼二邦方很可能也是東夷小國。這些都說明帝乙帝辛時雖也曾對西方羌人方國用兵，但重點卻是東夷。
這一系列伐東夷的戰爭在軍事上取得了很大勝利，擴大了商王朝的版圖，強化了對東方的控制。例如武乙伐林方，將官吏派往林地墾田駐守為甸。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藏晚商玉戈 有“在林田俞臉”的名號，表示名俞者，是駐於林地的“田”, 同一時期的金文有“林乍父辛寶尊彝，亞俞”，應屬於同一人的遺物。官居亞的俞氏名者任林地之田，所以稱俞，也可稱林。又如魯西南地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也表明，在商代早期成湯開創的強盛局面上升階段，商王朝勢力進入魯西南，使當地東夷的嶽石文化迅速被二里崗上層商文化取代，文化面貌與豫東商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稍後，絕對年代約當仲丁至盤庚之時，文化面雖然還保持典型商文化風格，但其內涵已蘊藏了某些新的因 素，此後地方特色日益增強。物質文化面貌的變化相對比較緩慢， 所以作為區別於典型商文化風格的地方特色顯現，已標識出商王朝對這一地區政治統治已鬆弛。而到了商代末期，約當帝乙帝辛之時，魯西南地區典型商文化的因素又有所增加，這顯然與商末大規模對東夷用兵的勝利是分不開的。
整個商王朝在500多年的統治中，統治者的武功受到越來越大的推崇和重視，據今所知，盤庚遷殷以前的九世19王中，僅商王朝的締造者太乙號武王、武湯、武唐，而盤庚以後八世12王中，就有六位商王廟號冠以武字，如小乙稱武父乙，武丁、武乙外，文丁則稱文武、文武帝、文武丁，帝乙又稱文武帝乙。帝辛更在歷史上留下了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的教訓，對武功的重視自不待言，只不過因身死國滅，“天下之惡”集於一身，沒有陵也沒有廟號了。正因為如此，商代後期疆域迅速擴大，對四方的影響日益增強，將我國古代燦爛的青銅文明持續地推向發展的頂峰。但這正如恩格斯說的，“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 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 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的，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它幾乎把一切權利賦予一個階級，另方面卻幾乎把一切義務推給另一 個階級”。商代也是這樣,鄭州商城發現了大面積的夯土臺基，高大的基址、堅硬的夯土層、考究平整的居住面顯示了高超的建築水平與國家財力的富足，與城外勞動者狹小簡陋而潮溼的半地下居室形成鮮明的對照。不僅如此，宮殿區附近壕溝中填埋了大批遺有鋸痕的人頭骨，通過醫學上和營養、病理學上的檢查分析，得知這些人的基本特徵之一是新陳代謝中貧血和攝鐵量不足，以及長時間營養不良形成的牙釉質發育不全，反映了“在其一生時間中的沉重負擔”。而在這廢料坑附近，有墓穴的死者則有較好的健康水準，頭蓋骨未見骨質疏鬆的滲水現象，但部分牙釉質發育不 全指示出“短期中身體所受的沉重負擔”。所以在商代後期，隨著對外征伐頻頻告捷、疆域不斷擴大，大批俘虜轉化成奴隸投入生產領域，使商代文明和文化發展日新月異，商王朝統治上升到繁榮頂點時，也埋下滅亡的種子。
帝乙、帝辛伐盂方、夷方，長年勞師遠征對當時基礎的經濟部門——農業生產影響很大，同時統治階級酗酒之風愈演愈烈，消耗掉大量糧食，無衣無食的小民被迫“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另一方面戰爭的勝利使統治者更加驕奢淫逸。如文獻記載：“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鎮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珍 ……益廣沙丘苑臺”，從而激化了社會矛盾。不僅引起“小民方興，相對敵仇”，還引起了臣服方伯與諸侯的不滿，如“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以獻紂”方才得赦。又，“商人服象，為虐東夷”，在軍事征服的同時，大量掠奪各地的寶貨財富，從而加劇了與被征服地區的矛盾。在強大富足的表象下，隱藏著“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社會動盪與危機。這一切也引發了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帝辛自恃才力過人，從拒諫飾非發展成忠言逆耳、讒人倖進，以致“殷之三仁”落得“微子去之、箕子之為奴、比干諫而死”的下場。接著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於周”，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統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
最終在武王滅商的牧野之戰中，商紂大軍被一舉擊敗，留下了 “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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