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乙帝辛伐夷方的戰爭

夷方或稱人方,為東夷方國。東夷分佈於濟水、泗水、淮水流域,大致相當於今蘇、魯、皖的一些地區。商湯在滅夏前後曾著力經營東方,建立了 “邦畿千里”的商王朝。但“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邊患日起,仲丁時曾有藍夷作寇內侵,“自是或服或叛,三 百餘年”。為此仲丁曾徵藍夷,河亶甲即位,又徵藍夷,再徵班方。武丁中興,主要對付西北遊牧族內侵,投入東方的兵力有限。 康丁、武乙、文丁繼續對西方羌人諸方用兵,無暇顧及東方。而東夷日益強大,“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因此,至帝乙、帝辛時始以傾國之師發動了對夷方的戰爭。

帝乙帝辛伐夷方的戰爭


帝乙伐夷方征程

帝乙帝辛伐夷方的戰爭

據殷墟卜辭載,帝乙九祀二月以前,夷方已頻頻出動內侵,留關於商王關於“自今春至[於]翌”夷方是否會“大出”騷擾的卜辭。據今所知帝乙、帝辛伐夷方至少有兩次,一次是王伐“夷方無務”,將其擒獲,用於宜祭,另一次是令人伐“夷方(網下每)”,此外還有一件銅器銘文記錄下“惟王十祀又五",王伐夷方歸來後的班賜。

帝乙帝辛伐夷方的戰爭

現藏於美國舊金山的小臣艅犀尊

在甲骨文中保存了一批十祀九月至十一祀五月徵夷方的資料,多數學者認為它是帝乙伐夷方的遺存。從這批資料可知帝乙十年九月已策劃了與攸侯喜大軍共徵夷方之役,出征前在大邑商舉行了告祭祖先的大典。大邑商指以國都為中心的王畿之地,文獻記載“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其西則包括沁陽田獵區,沁水以東是商人早期活動的主要地區之一,沁水以西原系夏人勢力範圍,後為商王朝的王畿之地,尤其是商代晚期,與安陽、淇縣(朝歌)連成一片的沁陽田獵區也屬於大邑商的範圍內,大規模征伐的出師與振旅起止點都在這裡。據伐夷方起兵後的沿途占卜,約略可知此次伐夷方的征程,卜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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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乙帝辛伐夷方的戰爭

商代使用干支記日法,祭先祖也以天干為序。自甲至癸一週稱一旬,在每旬終了的癸日例行占卜下旬是否無禍,並記占卜的時間地點,所以徵夷方日譜中多是癸日佔卜資料。從以上“1.十祀九月甲午”至“2.癸卯”為一旬,“26.五月癸卯"為進行未來第二十六旬是否無禍的占卜遺存,所以從九月甲午至次年五月癸卯實佔二十五旬,是這次徵夷方往返所用全部時日。

從上譜可知,武丁自九月甲午卜告大邑商以後,第三旬末,即九月癸亥達僱,其地多認為即扈,在河南原武縣西北。第四旬末, 十月癸酉至(來下豆右力),其地在黃河之南,鄭州附近。第五旬所行之地不 詳,但從第六旬、第七旬行程看,是經香、噩、樂、(爪下目)一路東行。 第七旬末,十一月癸卯已經到達商。第八旬末,癸丑到達亳。自商動身的時間已缺失,但從這一組相間刻辭的行款看,可將其日 期補作“癸卯”那麼很可能在商停留近一旬,癸日自商至亳,當日到達,次日甲自亳至䲨,第三日乙,自䲨至(鬲又)。可知商、亳、䲨、 (鬲又)間均為一日的路程。商為商丘,這是商代晚期鎮撫東南的基地,停留近一旬,當與接戰前的演習有關。與之相距一日路程的亳當即近於曹的北亳,也就是春秋宋景公所說的“薄,宗邑也”, 即始祖宗廟所在地。距今商丘北40餘里,正一日路程。䲨,當即鴻口,在今河南雎陽縣東,商丘、虞城二縣間,也與一日路程相合。商王在商停留一旬,繼續南下之前折向北亳逗留一日,很可能與祭祀之事有關。再自䲨至(鬲又),(鬲又)疑在河南鹿邑東。第九旬末十一月癸亥已由、(升下隹)至於危。危即危方之地,廩辛、康丁時伐危方,擒殺其首領,將其地併入版圖,故伐夷方途中得以師次於危。五日後,十二月己巳自危至攸,進入攸侯喜領地,一般認為其地在永城、宿縣間,危也當距其不遠,靠近河南、安徽接界地區。

至攸與侯喜大軍匯合後,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敵方發起進攻,自危動身至攸後十日,十二月己卯已有“王其臿”的記載, 臿是追擊的意思,可見在此以前已組織了進攻。此後繼續進軍,第三日至舊,第五日至(氵戌),第六日渡淮,第十二日,十二月庚寅,師次於(心下滆),部署了對於淮夷方國林方的征伐。舊,大約在永城南, 澮,為今日澮水,淮即淮水。伐林方的過程卜辭缺乏記載,但值得注意的是庚寅卜臿伐林方,同期卜辭中辛卯有“小臣醜乍(口內執)於東對”,很可能意味著伐林方或夷方有大批俘虜,因而以急召小臣醜至攸,並於東對建造勞動奴隸的營房。

從正月癸卯次於永至二月丁丑日自攸至截,商王在攸侯之地攸、永停留三旬又四日,其間舉行了告執典禮,以夷方首領獻祭,並舉行大規模田獵活動,這也是古代戰爭的慣例,在大戰勝利之後,通過搜狩顯示威武、震懾敵人,並藉此深入搜索殘敵,因而有關於大左族是否有擒的卜問。而且這種大搜不限於一次、一地,除正月辛亥卜外,九日後己未又田狩於元,其地當距攸不遠。其後一邊搜狩,一邊祭祀的回程。

帝乙帝辛伐夷方的戰爭

行軍圖


帝乙十祀伐夷方歷時近一年。方告結束。

帝辛的窮賓贖武與商朝滅亡

帝乙帝辛伐夷方的戰爭

紂王帝辛

商末,除了十祀、十五祀伐夷方、林方外,大規模的對外用兵還有伐盂方之舉,多數學者認為它發生在帝辛八祀至九祀。戰事起於孟方聚眾內侵,邊地告急,卜辭有:

乙巳王貞,啟乎兄(祝)曰:盂方共人,其出伐矛(阜去十)高。王其令東(會)於高,弗悔,不口戲。王佔曰吉。

意思是祝報告盂方聚集兵力出動侵伐矛(阜去十)所在的“高”地,商王卜問派援兵東進聚於“高”地抵禦,可無悔吧,占卜結果得吉兆。 據考,祝是武王滅商後封黃帝之後於鑄的所在地,古鑄城在今山東肥城縣南、寧陽縣西北。矛則與伐夷方歸來時所途經的齊地接近。因為可能屬於十五祀伐夷方的卜辭有:“癸巳卜貞,王旬亡禍。 在二月,在齊口。惟王來徵夷方"。而另一版卜旬卜辭則有癸巳 “在矛口”;癸卯“在口口七癸丑“在齊口”的記載。在矛、齊兩地師次的時間相距兩旬,必不很遠。據考,齊在商丘附近,“似矛自亦在商丘不遠之地,故曰東會於高”,可見盂方是東夷之國,這 場戰爭是伐夷方的繼續。卜辭有:

帝乙帝辛伐夷方的戰爭

帝乙帝辛伐夷方的戰爭

末辭為牛頭骨刻辭,是伐盂方凱旋搜狩時獲“白兕”,獻祭後刻辭紀念的遺存。

從以上卜辭可知伐盂方之戰是在帝辛九祀十月出師,十祀九月凱旋,歷時一年。和伐夷方一樣,也是在大邑商舉行告祭祖先的祭典後出兵的,不同的是伐夷方除王師外,僅以靠近夷方的攸侯喜大軍配合,而伐盂方則動員了 “多侯、多田(甸)”。如前所述,商王朝外服君長包括有侯、甸、男、衛、邦伯,邦伯與商王朝的關係往往比較疏遠,有的時服時叛,不免處於戰爭狀態,所以外服中最重要的是侯、甸,他們受王命被派駐在外,負有封疆警衛之責,而且有較強的武力,所以商王與多侯多甸一起出徵盂 方,實為動員了傾國之師。

帝乙、帝辛時不僅以大量兵力出征夷方、林方、盂方,和侯、 甸大軍一起征伐了虘、羌方、羞方、繐方聯合而戰的四邦方,還征伐了三邦方、二邦方。卜辭有:

帝乙帝辛伐夷方的戰爭

二邦方、三邦方應與四邦方一樣,屬於某些方伯的聯盟。有研究者指出,伐二邦方來回途經之盯,其地近異,即今山東省境內, 那麼二邦方很可能也是東夷小國。這些都說明帝乙帝辛時雖也曾對西方羌人方國用兵,但重點卻是東夷。

這一系列伐東夷的戰爭在軍事上取得了很大勝利,擴大了商王朝的版圖,強化了對東方的控制。例如武乙伐林方,將官吏派往林地墾田駐守為甸。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藏晚商玉戈 有“在林田俞臉”的名號,表示名俞者,是駐於林地的“田”, 同一時期的金文有“林乍父辛寶尊彝,亞俞”,應屬於同一人的遺物。官居亞的俞氏名者任林地之田,所以稱俞,也可稱林。又如魯西南地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也表明,在商代早期成湯開創的強盛局面上升階段,商王朝勢力進入魯西南,使當地東夷的嶽石文化迅速被二里崗上層商文化取代,文化面貌與豫東商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稍後,絕對年代約當仲丁至盤庚之時,文化面雖然還保持典型商文化風格,但其內涵已蘊藏了某些新的因 素,此後地方特色日益增強。物質文化面貌的變化相對比較緩慢, 所以作為區別於典型商文化風格的地方特色顯現,已標識出商王朝對這一地區政治統治已鬆弛。而到了商代末期,約當帝乙帝辛之時,魯西南地區典型商文化的因素又有所增加,這顯然與商末大規模對東夷用兵的勝利是分不開的。

整個商王朝在500多年的統治中,統治者的武功受到越來越大的推崇和重視,據今所知,盤庚遷殷以前的九世19王中,僅商王朝的締造者太乙號武王、武湯、武唐,而盤庚以後八世12王中,就有六位商王廟號冠以武字,如小乙稱武父乙,武丁、武乙外,文丁則稱文武、文武帝、文武丁,帝乙又稱文武帝乙。帝辛更在歷史上留下了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的教訓,對武功的重視自不待言,只不過因身死國滅,“天下之惡”集於一身,沒有陵也沒有廟號了。正因為如此,商代後期疆域迅速擴大,對四方的影響日益增強,將我國古代燦爛的青銅文明持續地推向發展的頂峰。但這正如恩格斯說的,“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 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 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的,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它幾乎把一切權利賦予一個階級,另方面卻幾乎把一切義務推給另一 個階級”。商代也是這樣,鄭州商城發現了大面積的夯土臺基,高大的基址、堅硬的夯土層、考究平整的居住面顯示了高超的建築水平與國家財力的富足,與城外勞動者狹小簡陋而潮溼的半地下居室形成鮮明的對照。不僅如此,宮殿區附近壕溝中填埋了大批遺有鋸痕的人頭骨,通過醫學上和營養、病理學上的檢查分析,得知這些人的基本特徵之一是新陳代謝中貧血和攝鐵量不足,以及長時間營養不良形成的牙釉質發育不全,反映了“在其一生時間中的沉重負擔”。而在這廢料坑附近,有墓穴的死者則有較好的健康水準,頭蓋骨未見骨質疏鬆的滲水現象,但部分牙釉質發育不 全指示出“短期中身體所受的沉重負擔”。所以在商代後期,隨著對外征伐頻頻告捷、疆域不斷擴大,大批俘虜轉化成奴隸投入生產領域,使商代文明和文化發展日新月異,商王朝統治上升到繁榮頂點時,也埋下滅亡的種子。

帝乙、帝辛伐盂方、夷方,長年勞師遠征對當時基礎的經濟部門——農業生產影響很大,同時統治階級酗酒之風愈演愈烈,消耗掉大量糧食,無衣無食的小民被迫“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另一方面戰爭的勝利使統治者更加驕奢淫逸。如文獻記載:“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鎮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珍 ……益廣沙丘苑臺”,從而激化了社會矛盾。不僅引起“小民方興,相對敵仇”,還引起了臣服方伯與諸侯的不滿,如“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以獻紂”方才得赦。又,“商人服象,為虐東夷”,在軍事征服的同時,大量掠奪各地的寶貨財富,從而加劇了與被征服地區的矛盾。在強大富足的表象下,隱藏著“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社會動盪與危機。這一切也引發了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帝辛自恃才力過人,從拒諫飾非發展成忠言逆耳、讒人倖進,以致“殷之三仁”落得“微子去之、箕子之為奴、比干諫而死”的下場。接著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於周”,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統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

最終在武王滅商的牧野之戰中,商紂大軍被一舉擊敗,留下了 “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的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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