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方或称人方，为东夷方国。东夷分布于济水、泗水、淮水流域，大致相当于今苏、鲁、皖的一些地区。商汤在灭夏前后曾着力经营东方，建立了 “邦畿千里”的商王朝。但“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边患日起，仲丁时曾有蓝夷作寇内侵，“自是或服或叛，三 百余年”。为此仲丁曾征蓝夷，河亶甲即位，又征蓝夷，再征班方。武丁中兴，主要对付西北游牧族内侵，投入东方的兵力有限。 康丁、武乙、文丁继续对西方羌人诸方用兵，无暇顾及东方。而东夷日益强大，“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因此，至帝乙、帝辛时始以倾国之师发动了对夷方的战争。
帝乙伐夷方征程
据殷墟卜辞载，帝乙九祀二月以前，夷方已频频出动内侵，留关于商王关于“自今春至［于］翌”夷方是否会“大出”骚扰的卜辞。据今所知帝乙、帝辛伐夷方至少有两次，一次是王伐“夷方无務”，将其擒获，用于宜祭，另一次是令人伐“夷方（网下每）”，此外还有一件铜器铭文记录下“惟王十祀又五"，王伐夷方归来后的班赐。
现藏于美国旧金山的小臣艅犀尊
在甲骨文中保存了一批十祀九月至十一祀五月征夷方的资料，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帝乙伐夷方的遗存。从这批资料可知帝乙十年九月已策划了与攸侯喜大军共征夷方之役，出征前在大邑商举行了告祭祖先的大典。大邑商指以国都为中心的王畿之地，文献记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其西则包括沁阳田猎区，沁水以东是商人早期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沁水以西原系夏人势力范围，后为商王朝的王畿之地，尤其是商代晚期，与安阳、淇县（朝歌）连成一片的沁阳田猎区也属于大邑商的范围内，大规模征伐的出师与振旅起止点都在这里。据伐夷方起兵后的沿途占卜，约略可知此次伐夷方的征程，卜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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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使用干支记日法，祭先祖也以天干为序。自甲至癸一周称一旬，在每旬终了的癸日例行占卜下旬是否无祸，并记占卜的时间地点，所以征夷方日谱中多是癸日占卜资料。从以上“1.十祀九月甲午”至“2.癸卯”为一旬，“26.五月癸卯"为进行未来第二十六旬是否无祸的占卜遗存，所以从九月甲午至次年五月癸卯实占二十五旬，是这次征夷方往返所用全部时日。
从上谱可知，武丁自九月甲午卜告大邑商以后，第三旬末，即九月癸亥达雇，其地多认为即扈,在河南原武县西北。第四旬末, 十月癸酉至（来下豆右力），其地在黄河之南，郑州附近。第五旬所行之地不 详，但从第六旬、第七旬行程看，是经香、噩、乐、（爪下目）一路东行。 第七旬末，十一月癸卯已经到达商。第八旬末，癸丑到达亳。自商动身的时间已缺失，但从这一组相间刻辞的行款看，可将其日 期补作“癸卯”那么很可能在商停留近一旬，癸日自商至亳，当日到达，次日甲自亳至䲨，第三日乙，自䲨至（鬲又）。可知商、亳、䲨、 （鬲又）间均为一日的路程。商为商丘，这是商代晚期镇抚东南的基地，停留近一旬，当与接战前的演习有关。与之相距一日路程的亳当即近于曹的北亳，也就是春秋宋景公所说的“薄，宗邑也”, 即始祖宗庙所在地。距今商丘北40余里，正一日路程。䲨，当即鸿口，在今河南雎阳县东，商丘、虞城二县间，也与一日路程相合。商王在商停留一旬，继续南下之前折向北亳逗留一日，很可能与祭祀之事有关。再自䲨至（鬲又），（鬲又）疑在河南鹿邑东。第九旬末十一月癸亥已由、（升下隹）至于危。危即危方之地，廩辛、康丁时伐危方，擒杀其首领，将其地并入版图，故伐夷方途中得以师次于危。五日后，十二月己巳自危至攸，进入攸侯喜领地，一般认为其地在永城、宿县间，危也当距其不远，靠近河南、安徽接界地区。
至攸与侯喜大军汇合后，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方发起进攻，自危动身至攸后十日，十二月己卯已有“王其臿”的记载， 臿是追击的意思，可见在此以前已组织了进攻。此后继续进军，第三日至旧，第五日至（氵戌），第六日渡淮，第十二日，十二月庚寅，师次于（心下滆），部署了对于淮夷方国林方的征伐。旧，大约在永城南, 浍，为今日浍水，淮即淮水。伐林方的过程卜辞缺乏记载，但值得注意的是庚寅卜臿伐林方，同期卜辞中辛卯有“小臣醜乍（口内执）于东对”，很可能意味着伐林方或夷方有大批俘虏，因而以急召小臣醜至攸，并于东对建造劳动奴隶的营房。
从正月癸卯次于永至二月丁丑日自攸至截，商王在攸侯之地攸、永停留三旬又四日，其间举行了告执典礼，以夷方首领献祭，并举行大规模田猎活动，这也是古代战争的惯例，在大战胜利之后，通过搜狩显示威武、震慑敌人，并借此深入搜索残敌，因而有关于大左族是否有擒的卜问。而且这种大搜不限于一次、一地，除正月辛亥卜外，九日后己未又田狩于元，其地当距攸不远。其后一边搜狩，一边祭祀的回程。
行军图
帝乙十祀伐夷方历时近一年。方告结束。
帝辛的穷宾赎武与商朝灭亡
纣王帝辛
商末，除了十祀、十五祀伐夷方、林方外，大规模的对外用兵还有伐盂方之举，多数学者认为它发生在帝辛八祀至九祀。战事起于孟方聚众内侵，边地告急，卜辞有：
乙巳王贞，启乎兄（祝）曰：盂方共人，其出伐矛（阜去十）高。王其令东（会）于高，弗悔，不口戏。王占曰吉。
意思是祝报告盂方聚集兵力出动侵伐矛（阜去十）所在的“高”地，商王卜问派援兵东进聚于“高”地抵御，可无悔吧，占卜结果得吉兆。 据考，祝是武王灭商后封黄帝之后于铸的所在地，古铸城在今山东肥城县南、宁阳县西北。矛则与伐夷方归来时所途经的齐地接近。因为可能属于十五祀伐夷方的卜辞有：“癸巳卜贞，王旬亡祸。 在二月，在齐口。惟王来征夷方"。而另一版卜旬卜辞则有癸巳 “在矛口”；癸卯“在口口七癸丑“在齐口”的记载。在矛、齐两地师次的时间相距两旬，必不很远。据考，齐在商丘附近，“似矛自亦在商丘不远之地，故曰东会于高”,可见盂方是东夷之国，这 场战争是伐夷方的继续。卜辞有：
末辞为牛头骨刻辞，是伐盂方凯旋搜狩时获“白兕”，献祭后刻辞纪念的遗存。
从以上卜辞可知伐盂方之战是在帝辛九祀十月出师，十祀九月凯旋，历时一年。和伐夷方一样，也是在大邑商举行告祭祖先的祭典后出兵的，不同的是伐夷方除王师外，仅以靠近夷方的攸侯喜大军配合，而伐盂方则动员了 “多侯、多田（甸）”。如前所述，商王朝外服君长包括有侯、甸、男、卫、邦伯，邦伯与商王朝的关系往往比较疏远，有的时服时叛，不免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外服中最重要的是侯、甸，他们受王命被派驻在外，负有封疆警卫之责，而且有较强的武力，所以商王与多侯多甸一起出征盂 方，实为动员了倾国之师。
帝乙、帝辛时不仅以大量兵力出征夷方、林方、盂方,和侯、 甸大军一起征伐了虘、羌方、羞方、繐方联合而战的四邦方，还征伐了三邦方、二邦方。卜辞有：
二邦方、三邦方应与四邦方一样，属于某些方伯的联盟。有研究者指出，伐二邦方来回途经之盯，其地近異，即今山东省境内, 那么二邦方很可能也是东夷小国。这些都说明帝乙帝辛时虽也曾对西方羌人方国用兵，但重点却是东夷。
这一系列伐东夷的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胜利，扩大了商王朝的版图，强化了对东方的控制。例如武乙伐林方，将官吏派往林地垦田驻守为甸。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晚商玉戈 有“在林田俞脸”的名号，表示名俞者，是驻于林地的“田”, 同一时期的金文有“林乍父辛宝尊彝，亚俞”，应属于同一人的遗物。官居亚的俞氏名者任林地之田，所以称俞，也可称林。又如鲁西南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也表明，在商代早期成汤开创的强盛局面上升阶段，商王朝势力进入鲁西南，使当地东夷的岳石文化迅速被二里岗上层商文化取代，文化面貌与豫东商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稍后，绝对年代约当仲丁至盘庚之时，文化面虽然还保持典型商文化风格，但其内涵已蕴藏了某些新的因 素，此后地方特色日益增强。物质文化面貌的变化相对比较缓慢， 所以作为区别于典型商文化风格的地方特色显现，已标识出商王朝对这一地区政治统治已松弛。而到了商代末期，约当帝乙帝辛之时，鲁西南地区典型商文化的因素又有所增加，这显然与商末大规模对东夷用兵的胜利是分不开的。
整个商王朝在500多年的统治中，统治者的武功受到越来越大的推崇和重视，据今所知，盘庚迁殷以前的九世19王中，仅商王朝的缔造者太乙号武王、武汤、武唐，而盘庚以后八世12王中，就有六位商王庙号冠以武字，如小乙称武父乙，武丁、武乙外，文丁则称文武、文武帝、文武丁，帝乙又称文武帝乙。帝辛更在历史上留下了 “纣之百克，而卒无后”的教训，对武功的重视自不待言，只不过因身死国灭，“天下之恶”集于一身，没有陵也没有庙号了。正因为如此，商代后期疆域迅速扩大，对四方的影响日益增强，将我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明持续地推向发展的顶峰。但这正如恩格斯说的，“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 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 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 个阶级”。商代也是这样,郑州商城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台基，高大的基址、坚硬的夯土层、考究平整的居住面显示了高超的建筑水平与国家财力的富足，与城外劳动者狭小简陋而潮湿的半地下居室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如此，宫殿区附近壕沟中填埋了大批遗有锯痕的人头骨，通过医学上和营养、病理学上的检查分析，得知这些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新陈代谢中贫血和摄铁量不足，以及长时间营养不良形成的牙釉质发育不全，反映了“在其一生时间中的沉重负担”。而在这废料坑附近，有墓穴的死者则有较好的健康水准，头盖骨未见骨质疏松的渗水现象，但部分牙釉质发育不 全指示出“短期中身体所受的沉重负担”。所以在商代后期，随着对外征伐频频告捷、疆域不断扩大，大批俘虏转化成奴隶投入生产领域，使商代文明和文化发展日新月异，商王朝统治上升到繁荣顶点时，也埋下灭亡的种子。
帝乙、帝辛伐盂方、夷方，长年劳师远征对当时基础的经济部门——农业生产影响很大，同时统治阶级酗酒之风愈演愈烈，消耗掉大量粮食，无衣无食的小民被迫“攘窃神祇之牺牷牲”。另一方面战争的胜利使统治者更加骄奢淫逸。如文献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镇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珍 ……益广沙丘苑台”，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不仅引起“小民方兴，相对敌仇”，还引起了臣服方伯与诸侯的不满，如“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以献纣”方才得赦。又，“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在军事征服的同时，大量掠夺各地的宝货财富，从而加剧了与被征服地区的矛盾。在强大富足的表象下，隐藏着“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社会动荡与危机。这一切也引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帝辛自恃才力过人，从拒谏饰非发展成忠言逆耳、谗人幸进，以致“殷之三仁”落得“微子去之、箕子之为奴、比干谏而死”的下场。接着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于周”，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
最终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中，商纣大军被一举击败，留下了 “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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