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據國際權威機構分析預測，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的衝擊已不可避免。在此特殊時期，國內經濟如何應對挑戰？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楊濤先生，與神州信息董事長郭為先生共同撰寫文章《“數字中國”建設需要金融數字化變革》，針對疫情影響下我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以及金融數字化改革與創新給出了建議。
據悉，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於2019年與神州信息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合作期間，雙方共同打造“NIFD-DCITS全球金融科技創新案例庫”，同時在金融科技的學術研究、人才培養、行業論壇等領域展開全面合作，充分發揮了國家高端智庫與創新前沿企業的各自優勢，深入貫徹中央提出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精神，積極推動金融科技領域的理論、政策研究與實踐探索。
數字化時代正一步步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在物理空間和網域空間內，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應用，已逐漸對原有的經濟金融系統進行重構。每逢新技術、新時代來臨，都會為我們帶來創新契機。建設數字中國不僅是為了滿足短期目標，如新冠肺炎疫情下優化社會治理，更是為了尋找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同時，新經濟離不開新金融，金融數字化改革與發展將有助於打通金融服務與實體部門的場景連接，更好地解決各行業的金融痛點問題，有效服務於金融供給側改革的總體目標。
應對挑戰需加快經濟數字化轉型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內外壓力更加突出。從國際看，2020年各國經濟不容樂觀。據國際金融協會發布報告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出現1.5%的負增長，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將萎縮3.3%，其中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經濟將分別萎縮2.8%、4.7%和2.6%，而巴西、俄羅斯、南非、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也將出現不同程度萎縮。
從國內看，過去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要素環境已經發生了逆轉，人口紅利弱化、資本積累效率下降都帶來深遠影響。而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不僅在需求端，對供給端的影響也不容忽視。3月16日，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顯示，1至2月份工業生產、消費、投資、出口等經濟指標出現明顯回落，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
應該說，即便沒有疫情的衝擊，全球經濟也已經普遍面臨增長動力的不足。事實上，我國政府已經深刻認識到經濟轉型的必要性。早在2015年中央就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思路，而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又提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要求，歸根結底，就是優化經濟發展質量，促使新技術、新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發揮更大作用。
需要看到，中國經濟的內在生命力仍然突出，雖然面臨國內外、長短期的巨大挑戰，但相信能夠在下半年有望緩解經濟衰退壓力。無論是應對經濟潛在增長率下行，還是短期需求波動，都需要更加重視推動數字化轉型這一重大歷史命題。
整體上看，歷經多年改革開放，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極具特色的“巨國模型”，經濟與產業規模、市場結構與交易複雜性、經濟主體的活躍度、產業鏈與分工模式的多樣化在全球非常突出。但必須承認，現有經濟運行效率、資源與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還有大量不足之處，已經“嶄露頭角”的互聯網經濟，與許多傳統部門和產業相比，似乎處於“兩個世界”。就此而言，打造“數字中國”能夠進一步彌補短板、激發“巨國經濟體”的效率與潛力。
具體看，一是將會提升經濟透明度與信息準確性，改善產業組織、社會分工、宏觀運行，從而為新一輪市場化改革奠定要素基礎；二是為了應對危機，公共部門需要進行合理擴張與財務修復，數字化則有助於提升財稅政策的精準性；三是貨幣金融政策除了“提供彈藥”和維持市場信心，更重要的是修復價格形成機制，這離不開對傳導機制的數字化改良；四是企業部門需要擺脫危機並增加內在活力，自身數字化升級、對外產品與服務的數字化改造，都成為新的業績增長點；五是內需重振也離不開新基建、新消費，這些都具有相同的“數字”機理和“智能”內核。
歸根結底，數字化變革既包括進一步發展和優化新“數字經濟”，也有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改造”，還有全面強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更有數字化的制度、規則、文化建設。當我國這樣的“複雜經濟體”擁抱數字化變革，相信最終能夠“化危為機”。
解決痛點需推動金融數字化創新
推動金融數字化改革與創新，既是為了適應經濟數字化帶來的長期趨勢性變化，也是為了應對短期疫情帶來的挑戰。從金融電子化、金融信息化、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到金融數字化，本質上是通過金融業的“基因優化”而全面改善金融服務能力和效率。從供給側因素來看，技術快速迭代、市場競爭加劇、監管思路轉變，共同推動金融數字化進程；而從需求側因素看，當數字化引致產業與分工模式、企業與消費者偏好發生重大變化，與之相應的金融服務也必然需要求變。
當前，金融數字化轉型正面臨重要歷史轉折點，我們既要避免重蹈互聯網金融發展的覆轍，又需直面機遇和挑戰，在2019年央行“金融科技三年規劃”的引領下，推動金融科技創新的健康、持續發展。
就短期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經濟社會帶來一定衝擊，也對金融服務模式產生深遠影響。綜合來看，未來金融體系或許呈現三方面變革趨勢：一是更重視數據優化與標準化，運用大數據方法以解決信息不對稱，為數字化時代奠定高質量的新生產要素積累；二是金融業將進一步擁抱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推動產品與服務的線上化、移動化、智能化；三是無論在經濟社會領域，還是金融領域，新技術都難以“單兵突進”，離不開制度規則的合理、透明、規範。
進一步聚焦金融業在“抗疫”過程中的數字化探索，可以看到既有順應長期趨勢的變革，也有過渡期的不成熟嘗試，還有需理性看待、避免誇大的地方。一是“抗疫”促使非接觸、零接觸金融服務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尤其從金融機構供給和客戶需求兩端帶來深遠影響。在疫情影響下，原有對線上服務偏好較低的客戶，如個人客戶的中老年、部分高淨值人群以及眾多企業客戶，都對數字化、非接觸金融服務變得更加適應。二是針對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服務能力有所提升。據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數字信貸發展水平每增長1%，疫情對經營的衝擊減少2.57%。隨著越來越多的銀行突破技術瓶頸，發展數字信貸，疫情對企業經營的影響力有望降低。當然需要注意的是，中小微企業面臨困境並非僅靠融資能夠解決，金融科技在其中也“獨木難支”，更需多方著力和政策配合。三是加強了金融服務供給的多渠道、多視角協同。過去金融機構紛紛著眼金融科技，但大量是“跑馬圈地”和低效佈局，不同部門、渠道缺乏協同。而在疫情的迫切壓力下，面向客戶的多元服務協同能力也經受了考驗，促使金融機構真正實現轉變。四是更重視B端的金融業務，尤其是基於供應鏈、貿易鏈、產業鏈的產融結合式創新。多數金融機構都努力運用大數據和新技術來緩解原有“短板”,並且積極進行平臺模式的合作，尋找B端最佳場景。當然，也有一些“新瓶裝舊酒”的現象，以供應鏈金融為例，有許多難點並非僅靠數字化、線上化就能解決。五是全新的風控壓力。對許多線上業務與金融科技積累較少的銀行來說，面臨的風險更加複雜。而當金融機構試圖服務那些數字化程度較低的傳統行業時，金融科技也變得“束手束腳”。六是金融機構自身的“數字化能力”提升。數字化轉型不是簡單地開發線上產品，而是對金融機構戰略管理、經營文化的全面革新，以及內部治理、組織架構、人才能力的再造。七是非融資性服務加快擁抱新技術，包括B端支付服務、風險管理、投資與財富管理等。
需注意的是，在疫情影響下，監管與政策支持力度進一步加大。例如，銀行可在有效防控風險、準確識別客戶身份和開戶意願的前提下，探索綜合運用遠程視頻、人臉識別、電子證照、企業信息聯網核查和大數據分析等安全有效方式，通過電子渠道為單位辦理開戶、變更等賬戶業務。但疫情結束後，銀行仍需及時聯繫客戶補齊相關手續。雖然這些只是短期措施，但也是某種金融數字化的壓力測試與監管沙箱嘗試。疫情結束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相信會給金融科技帶來更多創新試點空間。
金融數字化變革的重點與方向
推動金融數字化轉型離不開眾多要素支持，包括人才、技術、數據、場景、資本、產業、監管、政策、硬件、文化等。基於如下幾個方面，可以更加系統地分析金融數字化的重點環節。
（一）金融行業主體的數字化。銀行等金融機構面臨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經濟週期、產業週期、監管週期、銀行週期、技術週期的衝擊都迎面而來，既有模式已經無法適應“新複雜時代”的挑戰。數字化轉型不僅是為了發展，更是為了應對危機的生存。例如，截至2019年末，美國聯邦存款保險體系下機構數量為5193家，其中商業銀行4521家，儲蓄機構662家，外資銀行分行10家。而1985年最多時曾達到18000家。大量機構特別是中小機構經營失敗、破產退出或兼併重組。在能夠渡過週期衝擊的機構裡，擁抱信息化與數字化顯然是一項重要舉措，起碼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效率、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業務賦能。對於逐漸告別“黃金增長”的我國金融業來說，需從戰略上高度重視數字化轉型，從而直面殘酷的市場規律衝擊。
（二）金融功能與業務的數字化。眾所周知，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包括支付清算、融通資金和股權細化、為在時空上實現經濟資源轉移提供渠道、風險管理、信息提供、解決激勵等。從理論到實踐，這些基本金融功能都受到數字化與金融科技的深刻影響。一方面，整個金融市場機制與結構的數字化水平不斷提升，這影響到金融市場參與者行為、交易模式、風險定價等；另一方面，可以運用數字化手段重點彌補現有金融體系的普惠金融服務能力不足，因為其根本原因在於相關業務成本高、效率低，這些完全可以通過數字化轉型來緩解。
（三）金融合作模式與生態的數字化。數字化經濟社會的基本特徵就是互聯互通，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本質上也是為了構建更加開放式的合作共贏生態，實現銀行效率、效益、效果的全面改進和提升。一方面，探討金融合作模式的開放性，本質是讓開放式發展的金融，更好地與實體經濟和數字化經濟融合；另一方面，數字化經營特徵、平臺化特徵、多向開放競爭等都衝擊著金融機構和組織的邊界，體現了開放式發展基本要素。由此，金融機構需高度重視自身的開放模式建設以及外部生態的優化，努力實現從開放銀行到開放金融、從個體金融到平臺金融的跨越。
（四）金融監管與金融安全的數字化。金融數字化演進也給金融安全帶來更大挑戰，與之相應的監管機制也需積極適應數字化。一是從常規來看，監管科技與合規科技愈發受到國際組織和各國監管部門重視，如英國FCA認為，監管科技指金融科技公司為金融機構提供的自動化解決方案，利用新技術更有效地解決監管合規問題，減少不斷上升的合規費用。國際金融協會則認為，監管科技是更加有效和高效地解決監管與合規要求而使用的新技術。就我國來看，監管科技有助於解決監管現場能力不足、信息不對稱等矛盾。同時中國特色的監管沙箱探索，也可以更好地把握創新與安全的平衡。二是重點與特殊領域的金融安全問題，例如，反洗錢與反恐融資在數字化時代也面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壓力，開放環境下的國家金融安全、跨境監管協調等也變得前所未有的複雜，這些同樣需要以“數字監管”來規制和適應數字金融。
（五）金融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數字化對金融產業鏈、金融組織的邊界帶來重構的可能性，由此衍生了大量新興金融主體、金融業務分工模式等。與此相對應，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也必然受到多重影響。新形勢下的金融體系要保持活力，既需要有交通工具（產品）和生產廠商（機構），更需要有四通八達的交通設施（道路、機場、港口等）。近期，央行等六部門聯合印發《統籌監管金融基礎設施工作方案》指出，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統籌監管重要金融基礎設施，提高服務實體經濟水平和防控金融風險能力。可以看到，未來金融資產登記託管系統、清算結算系統（包括中央對手方）、交易設施、交易報告庫、重要支付系統、基礎徵信系統等典型金融設施及其運營機構，也需積極推動數字化“新基建”。
（六）技術市場設施的數字化。根據相關國際組織的界定，技術市場設施通常包括客戶身份認證、多維數據歸集處理等可以跨行業通用的基礎技術支持，也包括分佈式賬戶、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基礎設施，此類業務多屬於金融機構的業務外包範疇。因此，監管機構普遍將其納入金融機構外包風險的監管範疇，適用相應的監管規則。金融機構要更好地運用新技術，同樣需要在基礎設施層面夯實基礎、推動重大底層共性技術的創新、提高金融應用水平。當然，面對全新的國際環境，合理推動數字化技術設施的自主可控建設，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同時，數字化背景下的金融標準化建設也是重中之重。金融業務與產品標準化著眼於改善新技術在業務領域的應用效果，而技術標準化則是金融機構能夠擁抱新技術與數字化的前提與保障。
（七）金融責任與文化的數字化。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也意味著需要改變僵化、缺乏社會責任的“公眾認識偏頗”或“固有形象”。數字化時代的開放性，天然意味著彼此的責任與義務。在當前環境下，金融機構和金融家都遭遇了眾多環境與輿論挑戰，更需要積極發揮履行社會責任主體功能。同時，近年來，各類企業的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表現愈發受到關注，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開始研究履行社會責任的理念、戰略、方法，重視其經營活動在經濟、社會、環境等維度產生的影響。這也是數字化時代重構金融機構文化的核心內容，因為文化是價值、信念和態度的體系，也是金融機構創新與發展、戰略管理與定位的“精神基礎”，金融文化如果缺失，有可能在數字化趨勢下導致“技術向惡”。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楊濤
神州信息董事長 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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