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矛盾文學獎入圍作品《農曆》
日前，第九屆矛盾文學獎入圍作品，四川人民出版社重點出版，我國實力派作家李國仁（筆名：紅狼）《農曆》榮登我國領先的擁有數億粉絲的讀書平臺《掌閱》精品小說榜，引起海內外讀者的強烈反響。《農曆》到底是一部怎樣的小說呢？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秦兆基先生說《農曆》在某些方面可以與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勞》、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相比，甚至可以和和“現代法國小說之父”巴爾扎克的作品相比。真是這樣的嗎？《農曆》還有沒有缺點？讓我們看看秦兆基先生精彩的分析。
發現了惟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
——論李國仁小說《農曆》藝術世界的營建
作為敘事學研究重要對象的小說，有著怎樣的特點，它與其他的敘事文體有著怎樣的區別？怎樣把握小說的特點進行藝術創作？一直是文學理論家和作家關注的問題。我想針對有興趣研究這些問題的同道介紹米蘭·昆德拉經常引用的奧地利小說家赫爾曼·布洛赫的一句至理名言：“小說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發現了惟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
為了能擁有真正的屬於自己的發現，小說家要用自己“精神的眼睛”去觀照社會和歷史，一方面，將現實的生活場景放大千百倍，窺見它的每一個細部、每一個隱蔽的角落；一方面，剝去了種種表象緊裹著社會人生，裸露出它的內核。進而用自己的全部感情去擁抱寫作對象，去營建一個獨特的藝術世界。
李國仁先生的長篇鄉土風情小說《農曆》，寫出了只屬於他的“發現”。
(一)
解題：“農曆”的多重喻意
農曆，又稱夏曆、陰曆、舊曆，是中國傳統曆法之一。農曆屬於一種陰陽曆，所設置的二十四個節氣能夠反映季節變化特徵。
李國仁先生用“農曆”作為自己長篇小說的名字，可能有著自己的設想。從淺層看：
其一，故事發生的主要地點秦巴縣苦竹灘秦家壪，也就是光榮大隊，是一個山腰上的村莊，除了政治制度上的變化以外，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風尚習慣等方面，基本上保持著中世紀農耕社會的模樣，人們依然按農曆安排生產和生活。曆書上的種種提示、規定、禁忌，幾乎是山村人們須臾不可離開的行為準則。
其二，故事每一階段發生的時間，都是用節氣來交代的。
其三，曆書上的節氣是一個有形的外在的經線，或者說是情節線，把大大小小的事件串連起來了。
從深層看，“農曆”，是個隱喻，它的本體是“傳統”。傳統是相當複雜的，其中既有我們民族最為寶貴有著許多值得珍視的東西——母慈子孝、長幼有序、知恩圖報、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美德，但也有著安於命運、三綱五常、男尊女卑、官貴民賤等惡德。前者雖然經歷多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它們仍然賡續著，不絕如縷。後者也同樣是根深蒂固的，永遠難以消解。
作者既沒有把秦家壪寫成世外桃源，像沈從文、廢名那樣，也沒有像某些革命作家那樣把農村寫成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決戰的生死場。即使是在“左”的路線大行其道，在受壓迫最為深重的家庭中，還有笑語，還有溫馨，還有掙扎前行的希望。在推行聯產責任制，包產到戶，農家得到喘息以後，這裡也不是從此步入現代化的康莊大道，人們就能尊嚴地活著，宗法制度、官本位、貧窮和落後，從意識形態和經濟上仍然緊緊地禁錮著人們。如何對待傳統，依然是繞不過去的坎。
書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宋本清保有一本《萬年曆》，那是經過多少劫難得以留存的寶物。這個細節的設置，作者也許是有深意的，“天不變，道亦不變”，萬年如是，再劇烈的政治運動，也奪不走這本小書。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山村人來到外部世界，接受了先進文化，隨著社會轉型，一切既存的秩序必將改變。農曆也許還會留存，作為民族的風俗、風情的象徵，“節氣”也許會留存在月份牌上，活在人們的口中，但那些陰陽八卦種種禁忌，是會被人們忽略不計的。
光書名就談了這許多，也許是過度詮釋，不過也有其合理性。錢鍾書說得很有意思：“比喻有兩柄而復具多邊。蓋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於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別，著眼固殊，指同而旨異；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孓立應多，守常處變。”喻有多解，亦有多義，如此而已。
(二)
命運：十年河東又河西
《農曆》上、下兩部，寫了人物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改革開放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命運。從某種意義上看，遊手好閒、作威作福、流氓成性的醜類和辛勤勞作、老實本分、知書識禮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生活狀況正好顛倒過個，應得上中國的一句老話，十年河東又河西。
作者透過社會生活的生動描繪全面地展示了苦竹攤人的生存史、生命史和精神史。
上部，從20世紀60年代起寫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為止，前後十五六年。
山村生產效率極為低下，生活極度貧困。缺醫少藥，巫術仍然是人們拯救自己的重要手段。不少兒童和產婦，因為得不到及時療治，無告地走向死亡。交通被重重山嶺和湍急的河流所阻隔，即使要到鄰近的村莊，涉過攔河壩，也會有生命危險。
“活著”成了人們生活最高目標，弱肉強食成了通行的道德準則。強者欺凌弱者，弱者欺凌更為孱弱的人。老實巴交的禿子水管員，老婆長期與一個江湖郎中廝混，兩個人當著他的面在床上翻雲覆雨，然後悄然出逃。這個水管員最後在田間的一棵青樹上吊，了卻自己的生命。
飢餓，煎熬著山村每一個人。糧荒製造出許多悲劇。公公逼死了兒媳婦，兒子成了瘋子，一個蓬頭垢面、衣不蔽體的瘋子像幽靈一樣無處不在，不失時機地出現在本不該他出現的地方，卻猶如一位世外高人，警示人們。
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的衝擊之下，人們的良知幾乎蕩然無存。少數勇敢分子，亦即農村流氓無產者，衝在運動最前沿；把持農村基層政權，作威作福，橫行無忌；多數貧下中農則在麻木中苟活，稍有不同意見，或者有了自己的經營，生活有所改善，也會嚐到“專政”的滋味：地主分子及其子女，被視為賤民，壓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雖然不斷懺悔，革面洗心，仍然受凌辱、敲詐，永遠揹著靈魂的十字架。
惡的囂張和善的萎縮，幾乎到達了極致。這種狀況不止存於成年人中，也彌散到天真無邪的孩子之中。貧窮、成分好，缺少教養，竟然成了政治資本，某些貧下中農的孩子有恃無恐地去欺侮地主的孩子，他們或諉過於人，或誣陷栽贓，把自己的過錯強加到地主的子女頭上，等看到他人代自己受過反而自鳴得意。地主的子女在學校也被視為“異類”，也和他們的父輩一樣要脫胎換骨，要用屈辱、淚水，為他們也許從沒有見到過的祖輩們贖罪。地主家庭出身的小學教師，為了漂白自己，也不問是非，一味袒護有過錯的貧下中農子女，參與對孩子心靈的摧殘。
《農曆》更著重寫了普遍貧窮中更為貧窮、權力缺失到喪失得幾乎一無所有的地主及其子女的生存狀態，批判了這種狀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能不說是一種發現。當代學者王宏任先生認為：“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是反革命，那麼革命對象指向富人就是錯誤的。當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贊成革命的，正是不像所有的窮人都同情革命一樣。”簡單地從經濟地位出發來看待人們的政治態度，是最為簡單幹脆的，但是免不了有形而上學之嫌。問題也正如王宏任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進一步論述的：“‘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產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要的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的結構因素”。
《農曆》沒有把失去了土地的地主寫成復辟狂，如同浩然《豔陽天》中殺死小石頭的馬小辮式的人物。把他們還原成人，化為有生存慾望、有著普遍人性的人，他們企盼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企望自己和後代能過上人一樣的生活。為了達到這個近於渺茫的目標，默默地忍受著，正像小說中地主們一場談話中所透露出來的：地主秦穆興說“最苦最不好乾的活，大多是我們這些佔成分的幹，到頭來就是進兩個錢，生產隊也拿不出來。” 另一地主秦國忠勸解說：“算啦，變泥鰍就得讓泥巴糊眼睛，當農民，好日子歹日子還得過下去。”《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中規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後，完全服從政府法令，努力從事勞動生產，或作其他經營，沒有任何反動行為，連續五年以上者，經鄉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縣人民政府批准後，得按照其所從事之勞動或經營的性質，改變其地主成分為勞動者的成分或其他成分。其不努力從事勞動生產或作其他經營，或有任何反動行為，或有違抗人民政府法令行為者，則不在此例。”秦家壪土地改革結束二十多年了，但那裡接受改造的地主，命運並沒有絲毫改變。
社會和學校的壓力、家長的護持、告誡和教育，形成了一個無形的張力場，使得這些地主家的兒女，變得老實本分、勤懇踏實，但又留有許多疑問，激發了多重思考：關於家庭、學校、老師、幹部、世道、命運、真理。本書的主人公秦國忠的兒子瑞元，就是大名叫做秦漢陽的那個，正是在思考中成長起來的。“為了讓思想擺脫不言明的狀態，我們不應該滿足於這種有思維能力的思想回歸自身，我們一般把這種迴歸與反思性觀點相聯繫，只有對思想萬能的幻想才能讓人們相信，最根本的懷疑能夠擱置某些前提，這些前提與我們納入我們思想中的各種各樣的加入、歸屬、包含有關。”
下部，從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寫到21世紀初，前後也有十多年。
黨的路線端正了，大地復甦，各方面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中共中央《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文件的貫徹，改變了地主、富農分子及其子女的生存狀態，調動了這一部分人的積極性。地主子女秦漢陽能夠進入高中，畢業後在本村小學當代課教師，不久又被調到長灘鎮中心校當上初中教師。宋曉霞姐妹也上了高中，有的還考上了大學。
幹部隊伍得到純潔和強化，一些有知識、懂生產、作風正派的幹部，進入基層領導班子。昔日混跡在幹部隊伍高踞群眾頭上作威作福的流氓都失勢了。在實行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以後，這些人因為不懂生產，又懶於勞作，災禍連連，日益貧困。
秦家壪昔日的少年，都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年歲。故事中心逐漸轉向以主人公秦漢陽（瑞元）和宋曉霞（杏花）愛情生活的一波三折。
故事最後以悲劇結局，雙方都是為了依順父母的意願，犧牲了自己的幸福，各自和不相愛的人成了家，也各自嚐了無愛婚姻的苦果。
包產到戶以後，村民們雖然不再捱餓了，但繁重的提留款卻讓老百姓苦不堪言。秦漢陽因對當地幹部亂攤派不服，出頭為老百姓說話而惹來麻煩，致使被鎮黨委書記，也就是自己妻子的情人謊報情況，報請縣公安局拘留。在縣委干預下，秦漢陽被釋放，重新任教。
挫折教訓了這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他辭去教職，留下離婚協議書，安排好一切，悄然離開了秦家壪，去走一條新路。
一天。離家十年的秦漢陽以省城某集團公司總經理的身份回到了秦家壪，他此次回家是接父母和女兒到省城去居住的。看到山村的變化以後，很感奮決定由自己的公司投資，將秦家壪建設成全省首個“生態農業觀光旅遊村”，以實現自己“一起好好建設家鄉”的承諾。
我們不能簡單地用天道好還、盈極必虧的歷史循環論來解釋這局面得倒轉。這一切得從更為廣闊的視野，結合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來考察。中國農村進入現代化的軌道比起城市來還要艱難得多。在西風東漸之前，中國政府的權力一般只能控制到縣，農村是鬆散的鄉社組合，或者如費孝通先生所認為的“差序格局”，中國人的精神觀念是一組同心圓，是以己、以家再以社會（社區）、再層層拓展的社會網絡結構。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宗姓是最有凝聚力的。這個家族在財富上、文化教養上、道德上、人脈關係上能佔據制高點的，就成為這個村社的實際領袖。這種鄉村領袖人物，習慣上稱之為鄉紳，他們大都是地主。
農村實現現代化，是中國革命的題中之義。而要做到這一點：一方面，要革除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一方面，要改換這種控制村社的格局的掌權人。而這兩者幾乎是二而一的，因為要剝奪地主的土地所有權，重新分配，鄉紳一定不會同意，一些土地擁有的自耕農也不會感到興趣。只有那些生活全無著落，難以生存，敢於冒險的赤貧者，對於這種權力和財產的再分配才最有興味。這些人當中不少是流氓無產者（小偷、地痞、惡棍、無業遊民），為了實現上面的兩種需要，他們就成為“土改根子”、“積極分子”，衝殺在前。後來他們中相當一部分“入黨做官”，成為“書記”、“委員”、“鄉長”、“村長”、“民兵連長”，我們沒有看到《農曆》前傳，但從羅德彪及其作為靠山的舅舅、火狗子，對於過去生活的回顧，就可以明白這些人的過去。
羅德彪及其舅舅之流，品質惡劣，素質低下。以魚肉百姓為能事。他們不懂生產卻偏要瞎指揮，造成許多嚴重損失，如耗了全公社之力建成的水電站根本不能發多少電，一場大雨就沖垮了，他們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上瞞下、惟命是從。“左”的政策，很對他們的胃口，推行起來，不遺餘力。《農曆》中通過生動的藝術畫面和故事情節，不僅揭露了這些人是怎樣主宰人們的命運的，還進而揭示出他們必然走向自己反面的必然性。
上面這些是就《農曆》這部小說，所作出的闡釋。對於這種歷史現象，我們許多社會學家或者是沒有發現，或者雖然發現並未去作深一層的探究。李國仁先生用小說發現，並且用小說加以表現了。恩格斯說過 ：“在我臥床這段時間裡，除了巴爾扎克的作品外，別的我幾乎什麼也沒有讀，我從這個卓越的老頭子那裡得到了極大的滿足。這裡有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四八年的法國曆史，比所有沃拉貝爾、卡普菲格、路易•勃朗之流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多得多。多麼了不起的勇氣！在他的富有詩意的裁判中有多麼了不起的革命辯證法！”《農曆》也正像這樣，是現實主義的“發現”，現實主義的勝利。
（三）
人物塑造：尊重生活本身的邏輯
一個真正的小說家，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尊重生活本身的邏輯，依照生活本來的面貌去塑造人物形象。我們在許多被稱為“革命文學”的經典小說中，看到了太多的虛妄的人物形象：正面英雄人物一定是威武雄壯，道德高尚，而反面人物，即所謂階級敵人，都是委瑣卑劣，獰惡兇殘。其實這都是從概念(革命經典著作、官方文件)出發的結果。法國美學家丹納說過，“我們的美學是現代的，和舊美學不同的地方是從歷史出發而不從主義出發，不能提出一套法則叫他人接受，只是證明一些規律”②從歷史出發就是從曾經存在過的現實出發。李國仁先生尊重自己的藝術良知，尊重生活本身的規律，向歷史的深處挖掘，再現了符合那個歷史時代情貌的人物群像。
《農曆》寫到的人物有名有姓在故事中活動過的，有幾十個人，他們之中大多數是秦家壪土生土長的，但也有外村的、鎮上的，以及來自外部世界的下鄉知識青年。這些人物匯聚成一個人物畫廊，或者說，組合成一根人物鏈。他們相互作用著、影響著。比如幾個知識青年的來到，不僅影響了一些土生土長的農村女孩，激發出與生俱來愛美的天性，改變了自己的裝束，成為“土知青“，也介入人們的生活，如果不是外地知青肖老師到村小任教，就難以改變秦漢陽的處境，就無法參加宣傳隊，才華就無法顯示，就會阻遏他性格開朗、剛勁一面的形成。這些人物大多數有著屬於自己的性格，他們在大致相同的大環境和具體的個人的處境之中，完成了性格發展。
在眾多人物中，作者關注的最多的是幾個地主分子。作品在塑造他們形象時，注意揭示他們的個性特徵。先來看一看秦國忠夫婦。秦國忠患有嚴重的支氣管炎，不能受風寒，不能從事比較繁重的勞動，掙不到多少工分。在生產隊裡和家裡都沒有什麼地位，衣衫襤褸，鞋子也是破的，一天到晚低頭彎腰，大氣不哈。但是他能討好人，有人緣，因而能到專業隊去燒飯，活比較輕，又能多省一點糧食，緩解家庭的困難。在能夠用得上他的時候，如寫春聯、辦婚事，他又擺出知曉百事，擺出種種禮數，精神上似乎回覆到以前當鄉紳的年月。在改革開放摘掉地主帽子以後，在外頭還是小心翼翼，擔心別人說自己反攻倒算，在家裡卻又擺出家長的架子，用傳宗接代那套荒唐的理論干涉兒子的婚事。妻子趙桂蘭孃家是個開明士紳，本人算不上地主成分。她爭強好勝，要面子，顧大局，儘管家庭貧窮，女兒玉貞的嫁妝一點也不比別家遜色，風風光光的，在外面對羅德彪這樣的幹部，不得不去敷衍，讓他們佔點小便宜。心靈手巧，有同情心，樂於幫助他人，全村人無不誇她。對家庭內部，疼愛孩子，關心他們的成長。她看起來是溫順的，但是一旦把她逼到牆腳根，她也會反抗。在一次大會上，她義正詞嚴地反駁，說“羅書記！我不是分子，我只是出身在地主家庭，包括我爹趙翰文也不是分子，他是被劃為開明地主的！我雖然出身在地主家庭，但我還是一個合法的公民，沒有哪條法律規定我沒有說話的權利！你是共產黨的幹部，我也沒有少見過共產黨的幹部。實話跟你說，我哥哥趙正禹他也是一個共產黨的幹部！他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共產黨，他參加革命的時候你還在哪裡喲？你要不相信我說的，你可以去問問公社王書記，也就是你舅舅，他曉得的！”她之所以委曲求全，是為了幾個孩子。對於自己的丈夫的衣食、健康是不大關心的。大概多少有些埋怨，一切的不幸都是由於地主成分帶來的。
其他的幾個地主分子，如宋本清夫婦和他的哥哥宋本根家，雖然同樣是被欺壓，甚至親妹妹春柳被火狗子、羅德彪強姦都不敢聲張，但彼此仍然忘不了過去的恩怨，內鬥不斷、宋本清更是抱住沒有被抄走的《萬年曆》反反覆覆地看，為自己家和別人找尋吉日和忌日，以顯示自己的存在。這對夫婦和秦國忠夫婦一樣，為了招一個上門女婿，不惜葬送女兒的幸福。宋本清兄弟的父親宋世芳是老地主，解放前當過一陣保長，有過一些罪行，似乎都不甚大。解放後，坐過兩次牢，一次是罪有應得，一次是被誣陷、他已經認命了，只求老老實實平安地度過風燭殘年。只有在人們向他問起有關禮儀制度的時候，才會激起身上殘存的活力。還有一個地主秦穆興似乎更為倒黴。已經懷孕的賢惠的媳婦，在村裡人閒言碎語和他的逼迫下自殺，兒子秦國堯發瘋，莫名其妙地死去。
這些地主分子，卑微地活著，在極權政治的控制之下，他們的性格特徵，概括起來說就是“狡詐”，無奈的狡詐，說得好聽一點，就是一種生存智慧，只有在飲酒忘形的時候，或者依著鄉風民俗奉行歷代相傳的儀禮時，才能找回自己。
在《農曆》中居於中心位置、作為貫串全部情節的主要人物——秦漢陽，他的基本狀況前面已經談過了，這裡只打算分析其性格形成的基本因素及其邏輯發展。他是秦家壪年輕一代中唯一的思想者和叛逆者。書本、學校教育、經典、官方文件之中，一切看起來神聖的東西，與赤裸裸的現實是如此的不相容。在眾人談起節氣、命運的時候，年幼的他想起了死亡，表現出對於既存秩序的懷疑。在自己被歧視、誣陷，百般努力和辯解，不但沒有效果，反而遭到更多的凌辱的時候，他想到奮起，想到用自己的努力和別的方式去改變自己和處於類似狀態的人的命運。他是溫順的，對朋友，對家人，對情人，但又是有狠勁、有決斷的，為了讓積勞成疾的母親，下狠心殺了心愛的狗。然而又是賈寶玉和賈雨村的料子，既像賈雨村那樣急於改變自己的命運，又像賈寶玉那樣憐香惜玉。他既欣賞“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又流連“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他是柔弱的，又是剛強的，暴烈的。為了不傷父母的心，盡到一個實際上的長子對於家庭的責任，他屈從於父母之命，選擇了無愛的婚姻，為了自家承包的秧田被秦有田家的牛啃了而尋求公平的處置，他拿起鋤頭要去砸對方的腦袋。為了不合理的提留款的收取，他為農民仗義執言，最後走出山村，浪跡天涯。這種矛盾而又多元的性格，是由於他的生身環境，在幼年時代，秦漢陽忍受了太多的屈辱，在回覆到與他人同等的地位時，他自尊自重，表現出凜然不可冒犯的姿態，是可以理解的。相濡以沫的親情，使他走不出家庭封建倫理的約束，因為他覺得父母太苦了，不忍背叛，也許是賈寶玉的基因在起作用。
宋曉霞（杏花），與秦漢陽同是地主子女，同樣到縣城裡上了高中。在愛情與親情的兩難選擇上，她作出自以為“兩全其美”之決定，把心交給了秦漢陽，把身體交給了石頭（實際上是還給了父母）。但是自從嫁給了石頭以後，靈魂就無所依附了，自殺，為了父母苟活著。在為所愛的人獻身，為營救他，敢於出頭露面，顯示出她作為新女性的一面，委曲求全則像是從舊小說中走出來的。
《農曆》作為基層幹部的羅德彪和他的舅舅、火狗子以及鎮黨委書記徐偉等等，也許不是最壞的，但是他們表現出的種種惡德、破壞性、報復性，是流氓無產者所共有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說過：“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有時也被無產階級革命捲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消極的腐化的被視為珍寶，怎不給人們帶來災難和普遍貧困？他們在掌握權力以後消極的腐化的一面，得到了更大的發展，予取予奪，為所欲為，革命的名義給予他們以合法性和合理性。
佔農村人口大多數的貧下中農，有一度時間，在基層權力支配上實際是處於缺位狀態。有些接近權力的，因為缺乏能力，或者缺少爭權奪利的勇氣和伎倆，只能聽任那幫流氓無產者頤指氣使。秦有田當過一陣生產副隊長，除了派工以外，生產管理上一無章法，只會跟在羅德彪後面抓階級鬥爭。愚昧、麻木、缺少良知，他的妻子提醒他不要忘了秦回春的恩情時，他還加以反駁。解放以後，他的生活狀況並沒有得到改善，在推行聯產責任制包產到戶以後才認為自己真正有田了。但是仍然不能擺脫貧窮，兒子石頭不得不到宋本清家做上門女婿。自己也因為要交提留款變賣打棺材的木料，過水壩時落水身亡。從他的命運中，也許會使人領悟到貧富和人們生產資料的佔有未必有必然的聯繫，智力永遠是不可忽視的因素。秦穆林雖然是個下中農，但是他的“階級傾向”很有點可疑，他比較尊重自己的感覺，有正義感，要走勤勞致富的路。因為反對生產隊長何德成砍伐樹木，蹲過學習班，被工作隊抄過家。在地主、富農摘帽以後，責問過火狗子：“是你親眼看見，還是你爹跟你說的，說他們在過去剝削你的？是咋個剝削的呢？”在他的心目中地主收租是一種對於土地投資的回報，與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李國仁先生不是從定義出發，把人物性格簡單地律定為階級性加個性，用書本上歸納出的階級屬性為基本點，再添上點個性特徵，而是從生活出發，尊重生活邏輯的本身，寫出了曾經活在歷史和依然活在現實生活中的芸芸眾生。
結語：可以啟示於人的
李國仁先生的長篇小說《農曆》很有些能夠啟示於人的地方：
作品寫出了建國以來五十多年來中國農村真實的圖景，從一個獨特的視角，揭示出那裡人們普遍的生存狀況，特別是作為專政對象處於社會底層的地主及其子女的生存狀況。從實際上揭露了階級鬥爭為綱理論的荒謬。
擺脫極左的思維模式，表現地主及其子女真實的命運史，不只李國仁先生是，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勞》、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都以不同的題材內容和藝術方法，接觸到這個主題，但是《農曆》比起這些作品來，顯得更具有直接現實性，特別是，由歷史的過去指向未來，不止於理清陳賬，還進而指出撫平歷史傷痕與改善三農狀態的關係，即改變農民無權的狀態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要前提。
把一個近於封閉的山村和壯闊的波瀾迭起的時代風雲結合起來，與具體而微的家庭生活、村社瑣事、兒女情私中表現出歷史的動向，小說，不管在西方還是東方，都是由史詩、英雄傳奇嬗變過來，於細微處見精神，從細事中往歷史深處開掘，常常是小說家們的藝術追求。李國仁先生善於把握歷史的脈動，善於把種種瑣事組合起來，從某個側面表現歷史的進程，而不是把這些描寫遊離在歷史的大情勢之外。
鄉風民俗逼真的摹寫。開頭連接川陝兩省的商旅古道就隱藏在這崇山峻嶺之間背二哥們揹著貨物艱難行進的圖景是相當震懾人心的，顯示了秦川山地人民原始的生命力。秦國忠家玉貞婚事的場面描寫，從寫喜聯到知客司唱座迎客、客人按照尊卑親疏入席，再到致辭答謝，“六禮完成”，有唱有做有表，舊時的禮俗在這裡得到了生動的再現，也巧妙顯示出山村文化精英昔日的神采。
《農曆》在藝術創作上的開拓，給我們以啟發以外，也還留有一些可以探究的問題，諸如作為反面人物一些農村流氓無產者的刻畫能不能更加豐滿，把他們的內心世界揭露得更為透徹，減少漫畫化的傾向；怎樣把文學要遵循生活的邏輯貫徹到作品的始終，下部，特別是結尾部分把人物和事件的發展變化理想化。秦漢陽遠走他鄉，成了大企業家衣錦還鄉，用自己的錢開發山區，預示出一幅美好的圖景。這是跳開了農村的基本矛盾而開出的療救的藥方。
最後，還是回到本文的開頭，李國仁先生“發現了惟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發現了作為我們這個時代鄉土小說作家才能發現的東西。
秦兆基先生2014年在成都
秦兆基，男，江蘇鎮江人，出生於1932年2月。教師、作家。早年畢業於江蘇省鎮江師範學校，做過幾年小學教師。後就讀於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20世紀60年起，長期擔任中學語文教師。長期以來主攻文學評論，主要關注散文詩、報告文學和蘇州地方文化。
已出版散文集《錯失滄海》《蘇州記憶》《紅樓流韻》，長篇人物傳記《范仲淹》，文學評論集《時代的脈搏在跳動》《報告文學十家談》《散文詩寫作》《永遠的詢探》等，編選的文學讀物，有《現當代抒情散文詩選講》《中外散文詩經典作品評賞》《文學藝術鑑賞辭典》《宋詩選讀》《蘇州文選》等。在國內外報刊發表文學評論和散文、詩歌一百多篇。部分作品收入《中國散文詩七十年》《當代世界華人詩文精選》和“中國人民大學複印資料”等。有十一部作品入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退休以後，參加國家課程標準初高中語文教科書的編寫，另有教育論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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