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對政治的粗淺想法是這樣的：統治分為“道”與“術”兩部分。
道是道義，術是權術。
道是地基，術是磚瓦。
只有“道”沒有“術”的是老好人，比較適合做學者，在政治之路上走不長；只有“術”沒有“道”的人容易墮落，變成大獨裁者、貪官汙吏，最後多半身敗名裂，即使善終也難逃遺臭萬年的結局。
崇禎的問題，是他在“道”這方面的修為幾乎沒有，而“術”的水平太低。說白了，就是心理本身比較陰暗，可能很缺乏同理心。表現在行動上，對大臣無比刻薄，賞罰不公，不會籠絡人心，他對大臣很多時候是充滿敵意的態度，而不是努力合作。因為他從未受過一天皇儲的教育，臨危受命當了皇帝，但是根本不會治國，也並不會和大臣相處，活生生把人心玩散了。
很多人喜歡強調崇禎接手了一個爛攤子，他有多麼不容易，其實他是個很聰明很冷靜的人。其實，爛攤子是有的，但看他的行為，和聰明冷靜這兩個詞根本沒什麼關係。
如果他真的聰明冷靜，真的有能力，未必是那個倒黴的亡國之君。
崇禎的第一個錯誤，是從欽定逆案開始。
魏忠賢必須要剷除，核心黨羽必須懲處，因為他虐殺朝廷官員的行為已經破壞了政治規則和秩序，造成了朝政的各種混亂。撥亂反正是必要的，然而崇禎初的行為，不是撥亂反正而是矯枉過正。所謂的“欽定逆案”擴大了打擊面，罷免了一批並非魏忠賢核心黨羽，只是有依附、順從態度的官員，徹底終結了這些人的政治生命，這樣的大清洗同樣不利於政治穩定。大清洗之後，崇禎大規模起用魏忠賢的政敵（其中很多人並非東林黨，只是魏忠賢當政期間受到波及或不願依附主動辭職），這個時候朝野官員對新皇帝有著很大的期望，紛紛恭維崇禎是“聖人出”（張溥《五人墓碑記》），但隨後崇禎並沒有和大臣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崇禎對文官群體的根本態度是不信任，這種不信任表現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對結黨的恐懼達到了近乎病態的程度，另一種是對某些人信任的時候給予一切，不聽任何反對意見，失去信任的時候立刻毫不留情。具體到案例上，前者最好的證明是溫體仁和錢謙益的鬥爭，後者最好的證明就是袁崇煥的經歷。
簡單來說，在崇禎二年到三年，一切都已經註定。朱由檢的志大才疏、急於求成表現得淋漓盡致。正如劉宗周所說：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崇禎二年）
“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為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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