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说，王安石激进，司马光保守，那么，处在这两位大佬中间的苏轼呢？苏轼算不算中间派？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认为苏轼是自己的支持者，事实上，苏轼也是这么做的。
苏轼给皇帝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是中间派。问题是，王安石的新法主张，宋神宗和宋哲宗都给予支持。司马光的保守做法，获得了太皇太后的赞成。
苏轼
哲宗年幼，高太后（宋英宗的皇后）垂帘听政，实际左右宋朝8年时间。高太后于元祐八年（1093）去世后之后，哲宗才独立掌握政权。
苏轼的仕途，在高太后执政期间，达到了巅峰，官至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相当于部长级高官。可见，苏轼的为政观点，是被高太后认同的。但高太后死后，19岁的哲宗皇帝，不想甘当傀儡，决定大干一番，连年号都改成了“绍圣”，意思很明确：继承宋神宗的施政方针。
司马光画像
但经书被这些人念歪了，围绕新法，演变成了党争。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曾经被高太后支持的朝臣，司马光的遗留旧党，迎来了失败的晚霞；王安石的追随者，不管是挂羊头卖狗肉、还是因公假私，则是风水轮流转，这些号称新党的人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苏轼算什么？苏轼对司马光有意见，也反对过王安石。朋友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在新党眼里，这套逻辑是不成立的。苏轼是否司马光一派无须考问，他是保守派高太后曾经扶持的人，能是什么派？反正不是新党。怎么办？和其它旧党一个待遇：流放岭南。
司马光
现在的海南琼州，成了旅游热点，当时可是荒蛮流放之地。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到达琼州，四年之后，被赦免允许回京。但常年颠沛流离，苏轼在回归途中就病死了。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而狮子和老虎要是争斗，倒霉的却是旁观者。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两大权贵为代表的两股势力，新党、旧党在此起彼伏的炮火中，自持己见的苏轼成为了党争的牺牲品。
苏轼初期的发达，离不开欧阳修对他的极大赏识。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苏轼和欧阳修的观点相近。欧阳修对王安石的新法持反对态度，苏轼亦然。
宋神宗画像
王安石新法推行后，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向皇帝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陈述新法存在的弊病。出现一块绊脚石，王安石怒了，就安排御史谢景，弹劾苏轼的过失。苏轼也很识时务，自请外调，出任杭州通判。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去世，但是党争并未停止。由于当时党争无尽无休，苏轼看不惯旧党，也不容于新党，再次主动外任定州。
恰逢元祐八年，太皇太后去世不久，苏轼很担心，就上书皇帝，劝谏哲宗继续奉行“安稳完全之策”。但当时哲宗皇帝处于跃跃欲试的亢奋状态，苏轼如此喋喋不休，实在不合时宜。
王安石画像
对苏轼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上书中，搞文艺范儿，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仍然表露出自己对新法的抵触态度。
新党抓住把柄，要将苏轼置于死地，最后还是已经退休的王安石出面，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才免于一死，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三年之后，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王安石与苏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可以说是苏轼的自画像。苏轼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献媚，不委曲求全，心胸豁达，笑对世人。宰相一职，需要统筹全局，苏轼的性情，自然不能胜任。由此看来，苏轼一生官至礼部尚书，也算达到了人生顶点。
文\\罗渐升 图\\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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