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
至於官員本身，向這種社會風氣投降的程度則各有不同。大多數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士大夫階級的生活水準，與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苟取於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
二.
中樞的管理又被官僚習氣所掣肘，這是中央集權很難避免的結果。中央對很多邊遠縣份的實際情形無法直接獲知，只能依賴地方官的報告。這種文書從地方送達中樞就常常需要一個月。執筆者鋪陳情事，動輒使用自古以來最為華麗的辭藻，可是他們卻足不出戶，所引用的統計資料也許已經一百年沒有修訂過。中樞的大廈坐落在無數含糊曖昧所疊砌的基礎之上，於是就必須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辦法。
這種辦法，即以“責任”二字為交代。一個地區發生了問題，府縣官自然責無旁貸。例如三千亡命之徒，叢聚為盜，當地地方官必受檢舉。他可以被指責為因循貽誤，缺乏膽識，以致事態不可收拾；有時被檢舉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論為浮躁輕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鋌而走險。這樣，凡是發生事故，中樞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已無關宏旨，上級總可以歸罪於下級地方官。
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也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士，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像學校裡的同班一樣，在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考官則不消說是終身的恩師。婚姻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個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後臺老闆就有提拔新進的義務；私人的困難，可以協助解決，錯誤也可以掩飾。被提拔的和被幫助的當然會對後臺老闆效忠賣力，終身不渝
三.
所有倫理道德全是空中樓閣，最多也不過是一種理想和一種裝飾。即算本朝推行倫理道德以作為治國的標準，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別無更好的辦法。假如沒有這些觀念和原則，我們政府靠什麼而存在？如果放棄“四書”上說的正心誠意，仁民愛物，嫂溺則手援，如何能使兩千名京官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萬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濟，或者無端受罰而仍然歌頌“皇恩浩蕩”？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教育全國約一百萬的讀書人，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表彰他們的祖先、寡母、賢妻？個人的私心會隨時隨地變遷，只有倫理道德永恆不變。古代的聖賢寫作“四書”的時候如此，朱熹註解“四書”的時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為如此，它才可以在經筵上被講解者發揮，也可以在墓誌上被鐫刻，以為後人的典範。
四.
明朝文官制度——這些撰寫文章的專家根據“學而優則仕”的原則，認為他們的詩詞歌賦是贏得厚祿高官的資本。並無經世致用之才。
五.
權術與道德是背道相馳的——如當今政府體系，善於權謀之術者的仕途遠比
六.
農村的組織方式是以每一鄉村為單位，構成一個近於自治的集團，按照中央政府的規定訂立自己的鄉約。一村內設“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前者為村中耆老仲裁產業、婚姻、爭鬥等糾紛的場所，後者則用以表揚村民中為人所欽佩的善行。一年兩度，在陰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舉行全體村民大宴，名曰“鄉飲”。在分配飲食之前，與會者必須恭聽年高德劭者的訓辭和選讀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這一場合還要申飭行為不檢的村民。如果此人既無改悔的決心而又規避不到，那就要被大眾稱為“頑民”，並呈請政府把他充軍到邊疆。
明朝其實為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社會。建立初期，打擊鄉紳地主，重新分配土地——類似於我國的土地改革。經世治世著順暢。
七.
我們帝國的聖經“四書”就為讀書人所必須誦習，而其中亙古不變的觀念又通過讀書人而滲透於不識字的鄉民之中，即幼者必須追隨長者，女人必須服從男人，沒有知識的人必須聽命於有教養的人。帝國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會作基礎，而依賴文化的傳統而生存。這也是洪武皇帝強調復古的原因。
八.
李贄的悲觀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復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
九.
我們的帝國不是一個純粹的“關閉著的社會”——在那樣的社會里，各種職業基本上出於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給予人們選擇職業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個農民家庭如果企圖生活穩定並且獲得社會聲望，惟一的道路是讀書做官。然而這條道路漫漫修遠，很難只由一個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達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內創業的祖先不斷地勞作，自奉儉約，積銖累寸，首先鞏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權，然後獲得別人耕地的抵押權，由此而逐步上升為地主。這一過程常常需要幾代的時間。經濟條件初步具備，子孫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會。這其中，母親和妻子的自我犧牲，在多數情形之下也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來，考場內的筆墨，可以使一代清貧立即成為顯達，其實幕後的慘淡經營則歷時至久。這種經過多年的奮鬥而取得的榮譽，接受者只是一個人或至多幾個人，但其基礎則為全體家庭。因此，榮譽的獲得者必須對家庭負有道義上的全部責任，保持休慼與共的集體觀念。
十.
一代人君如果專注於“文”而使之臻於極致，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反之，息亂創業之君，則專注於“質”，只求使百姓免於飢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糲。這種認為文化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李贄自然無法理解，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就要求整齊劃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勵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在他所處的時代，文官集團業已喪失了發展技術的可能，也沒有對付新的歷史問題的能力。社會物質文明（即李贄所謂“文”）往前發展，而國家的法律和組織機構不能隨之而改進，勢必發生動亂。受到時代的限制，李贄認為歷史循環之無法避免，乃是命運的安排，幾乎帶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費心力去尋找任何新的解決方案。這樣來看，李贄的唯心論並不徹底，因為他承認了客觀的真實性，治亂興亡並不決定於人的主觀，當然更不承認，所謂人心不在，治亂就不成其為治亂這樣的理論了。
在一種社會形態之中，道德的標準可以歷久不變，但把這些標準在生活中付諸實踐，則需要與不同的時代、環境相適應而有所通變。李贄和他同時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難，則是當時政府的施政方針和個人的行動完全憑藉道德的指導，而它的標準又過於僵化，過於保守，過於簡單，過於膚淺，和社會的實際發展不能適應。本朝開國二百年，始終以“四書”所確定的道德規範作為法律裁判的根據，而沒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倫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間建立一個“合法”的緩衝地帶。因為惟有這種緩衝地帶才能為整個社會帶來開放的機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適合時代的需要，個人獨創精神也得以發揮。這種情況的後果是使社會越來越趨於凝固。兩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過去曾經是領導和改造社會的力量，至此已成為限制創造的牢籠。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謹和雷同被視為高尚的教養，虛偽和欺詐成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無怪乎李贄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
十一.
中國文化是亞洲大陸地理的產物，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有他們海洋性國家的經驗。況且每個國家發展，也有他們先後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別，則是現代先進的國家，以商業的法律作高層機構及低層機構的聯繫。落後的國家以舊式農村的習慣及結構作為行政的基礎
十二.
1. 封建社會的中國過於強調以倫理道德來治理國家，從而導致了治理體系的僵化，治理能力的停滯不前，思想的固步自封，使社會處於一種停止運轉的狀態，造成了封建社會末期的落後。
以倫理道德代替法制治國具有很大的弊端，但在中國傳統社會前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看似兩者相互矛盾，其實不然。為什麼從漢至明朝，中國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一度躍升為世界頭號強國。是因為制度——當中國從奴隸制社會轉變為封建社會統治時，西方才進入奴隸制社會。因此，就形成了從漢朝至明朝中期，中國一度領先世界各國。其根源在於——制度優勢（高度的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一定程度上維繫了統治，促進了農耕經濟的繁榮。）
中國落後於西方究其更本也是——制度因素。明朝中後期正值西方工業革命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飛速發展，資產階級力量的快速崛起，推動著西方社會各層面的重大變革。正是變革給西方社會帶來生機。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取代封建統治，工業化取代手工業，自由民主取代愚昧無知。西方社會迎來黃金髮展時期。
與此同時，中國正處於明朝後期。封建統治，官僚政治，小農經濟和農耕意識，即使有李贄、黃宗羲的突破傳統倫理道德的思想，也被扼殺在這“封建”二字當中。中國落後於西方成為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就為之後的鴉片戰爭、甲午戰爭、西方一系列的侵略、殖民，埋下了隱患。在我看來，制度成為了中國落後於西方的根本因素。
日後的仁人志士也意識到了中國製度落後才導致國家積貧積弱，遭受西方侵略。於是學習西方民主政治，可收效甚微。中國到底要走怎樣的道路才能富強復興？
時間跨度到今日，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中國一步步邁向民族復興的道路，貌似中國人找到了最適合中國的那條路。不可否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中國面貌煥然一新，可其中還有很多的不足值的我們反思與改進。
其中一點：倫理道德和法律
在我看來，今日中國道德逐漸弱化，法律逐漸取代道德。封建時代，統治集團利用倫理道德來取締法律。這兩種做法都有巨大的弊端——古代：倫理道德是維繫了統治，可也造成了社會治理體系的僵化，社會前進動力不足，使得明朝後期中國長期落後於西方。當今——利用法律替代倫理道德也造成了很多的社會問題，人們道德素質普遍低下，社會治理漏洞百出，可見我們治理的理念有了偏差。
道德和法律的結合才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近代中國面對西方列強侵略失敗原因有很多，國家意識在我看來是其根源。
古代中國，百姓秉持的一種思想就是國家是皇帝的，與自己無關。沒有國家意識，才導致了近代中國人看似數量龐大，其實是一盤散沙。毫無組織 ，以家庭為單位，只有家族意識，沒有國家概念。還有一種思想即朝廷就是政府，這種思想太荒謬！國家是國家，政黨是政黨。在我看來，二者沒有可比性。百姓可以對一個政黨不滿，但是對自己的國家，無論這個國家強大還是衰弱，愛國是做為一個人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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