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末兩天酣暢讀完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思考頗多，作者通過敘述萬曆年間幾個典型人物的生平，對當時的政治改革、吏治整頓、國家治理及意識形態等進行把脈，超過了一般記史的範疇，體現作者真正的大視野、大智慧。
讓我影響最深的是萬曆皇帝的“無為”、申時行的“灰度”及李贄的“矛盾”。封建時代的皇權是絕對權威，然而萬曆皇帝卻慢慢發現即使貴為天子，也僅是制度產物，自己不過是文官集團控制天下的棋子，他雖敏銳卻不夠堅忍，尤其是徹底認清自己的自由意志可隨意被文官滿口的道德仁義摧毀之後，他選擇消極，雖師從張居正，但缺少了張居正的政治手腕。申時行是繼張居正後的首輔大臣，他夾在文官系統和萬曆皇帝之間，汲取前任教訓，不激發矛盾，好當和事佬，後因無法再在兩者之間平衡而失去官位，但其本身對這種灰度的處世原則非常認同。李贄是限制在時代中的哲學家，他抨擊文官系統，行為叛逆，尋求自由意志而始終不得，因為新的思想是無法出現在已被儒家思想凝固的時代。
“文官者，名為公僕，實為主人，善陰陽管理，人前許諾為陽，人後私慾為陰。”這句話是作者在書中想表達的核心思想，當儒家的道德淪為行政機構的統治工具，凌駕於技術和法治之上，當政治措施和立法精神脫節，陰陽之間還能找一個折衷之點讓民眾接受麼？而西歐國家在蠻族入侵之後完成重塑，新的思想、新的技術、新的商業體系支撐他們開啟海外殖民之路，這些不僅決定著明朝的滅亡也註定中國悲慘的近代史命運。
最後我想談的是“陰陽兩面”，這個詞投射到當今中國的社會關係仍然適用，管理制度是管理制度，做事則另有妙法，似乎存在著一個不成文的規矩支配著現實生活的運行。我相信職場中的大部分求上進的人都默認這個潛規則，併力圖讓自己處在有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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