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寫在前面
這幾天在喜馬拉雅APP上聽完了高育良書記推薦《萬曆十五年》，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在萬曆十五年，一種萬難撼動的惡劣傳統在宮廷之內、朝堂之上、文官書案、武將行營乃至邊邊角角，無一倖免。身處其中的人倘不肯無所作為，也只能頭痛醫頭，堵堵漏洞，既想不到也做不到重新整修一番，更絕料想不到大廈將傾。”
萬曆皇帝：從勵精圖治轉向懶政
萬曆皇帝剛親政的時候，很想有所作為，但被張居正清算時間刷新三觀，雖身為天子，也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個囚徒，很難主動做自己想做的事。苦悶之下，他就乾脆就不和文官集團合作，就這麼消極怠工直到去世。
“皇帝是一國之主，他應當盡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團的平衡。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辭勞瘁以外，還需要超出尋常的精明能幹。針對文官的雙重性格，需要給予物質上的報酬使他們樂於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這兩項目標的出發點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也極為有限，概言之，不出於人事的升降和禮儀的舉行。而萬曆皇帝的所作所為，正與此背道而馳。他有意地與文官不合作，不補官的做法等於革除了最高名位。他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上的酬報，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此時都成泡影，使他們的畢生心力付之東流。再者，他又把倫理道德看作虛偽的裝飾，自然就不在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為天經地義的文官，至此也覺得他們的一片丹心已經成了毫無意義的愚忠。”
首輔張居正：權傾天下到身敗名裂
萬曆年間，張居正被任命為首輔，權傾天下。他把持著國家行政、官員任命等大權。張居正在主持朝政期間，重點推行了一系列賦稅和官員考核制度改革，為的是加強行政效率，富國強兵。張居正是個有抱負的人，但他忽略了當時複雜的情況。比如說稅收，這是個敏感問題。地方官向上交納稅金稅糧，總是保證自己口袋先裝夠，國家夠不夠是另一回事。張居正責令各府各縣要繳足稅收，動了地方上所有人的奶酪。在人事方面，張居正企圖繞開效率低下的官員，組建一套完全聽從他自己的政府班子。這種做法也觸怒了很多官員，一部分文官認為他片面追求效率，站在道德高地上攻擊張居正的改革措施。而另一部分官員因為張居正影響了他們的升遷仕途，所以也嫉恨張居正。
這些對他不滿的人一時奈何他不得，只能蓄積力量等待機會。這個機會，在1577年出現。當時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按慣例他應該要停職回家守制。萬曆皇帝不允許張居正告假。很多官員藉此攻擊張居正違背了孝道，不配為首輔。在他去世後，人們依然不放過他，第二次大規模的反張運動正式開始。張居正所主持的改革很快就被廢止，之前取得的所謂改革成果也基本被全部拋棄。
器滿而驕，群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
繼任申時行：欲彌合皇帝和群臣關係卻徒勞無功
和稜角分明的前任張居正不同，申時行完全是個和事佬。他深知道張居正身敗名裂的原因在於自信過度、不謙虛謹慎。在他眼中看來，一定要和文官集團合作，順應他們的意志來治國。作為一個首輔，最重要的不是管理官員，而是用誠意感化他們，然後才能領導他們，讓各種人才發揮長處，讓全體文官精誠團結。夾在群臣和皇帝之間，申時行感覺自己左右為難。到底是支持大臣們，還是支持皇帝，局勢逼迫他必須站隊。事實證明，他怎麼選都是錯。在巨大的壓力之下，申時行最終黯然辭職，調和皇帝和群臣的努力宣告失敗。
申時行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慾稱為“陰”。
清官海瑞：不被朝廷重視遭群臣排擠
海瑞的成名作是向醉心於青詞神仙的嘉靖皇帝上書，指責皇帝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結果嘉靖皇帝將海瑞逮捕到東廠關押，一直關到舊皇帝駕崩、新皇帝登基，他才被釋放。海瑞雖然是全國道德楷模，但缺乏實際管理技術，不願迎合官場風氣和潛規則。最終落得個被束之高閣、慘淡收場。
“對於張居正，批評者認為他峭刻、矯飾而自奉奢侈；對於海瑞，則稱之為奇特、怪僻而執拗。批評者沒有看到他們那種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尋找出一種適當的方式，使帝國能納入他們所設計的政治規範之內。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張居正的措施多少帶有變法的意味，那麼海瑞的做法卻是力圖恢復洪武皇帝擬定的制度，這些看來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憲和理論的依據。”
一代名將戚繼光：推行軍事改革的失敗
倭寇入侵東南沿海之後，暴露了明代軍制的落後。沿海經濟富庶地區被倭寇騷擾，威脅到整個王朝的經濟基礎。在情急之下，朝廷允許戚繼光另外在農村招募僱傭兵，來代替名存實亡的義務兵。戚繼光給這些僱傭兵的獎賞非常高，但是帶兵也非常嚴格。他還改進了軍隊的戰法，排出注重團隊合作的“鴛鴦陣”，取代原先好勇鬥狠的單兵格鬥。這些軍事改革措施，確保了戚家軍多次打敗倭寇的進犯，取得了保衛東南沿海的勝利。戚繼光的軍事整頓，受到了朝廷非常優厚的財政接濟，可其他防區卻依然沿用原來那套軍事補給體制。戚繼光的防區和其他防區待遇不平等，這就惹來了非常多的非議和矛盾。在張居正被清算之後，戚繼光被作為張居正的同黨，也慘遭清算。萬曆十五年，戚繼光黯然離世，朝中卻無人關注。一代將星隕落，政府檔案隻字未提，可悲可嘆。
“戚繼光的長處，在於他沒有把這些人事上的才能當成投機取巧和升官發財的本錢，而只是作為建立新軍和保衛國家的手段。他深知一個將領只能在社會情況的允許之下才能使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在現實生活裡發揮作用。他接受這樣的現實，以盡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辦好，同時也在可能的情況下使自己得到適當的享受。至於合法或者不合法，從他的政治的眼光看來已無關宏旨。”
“戚繼光的不幸遭遇是因為他在一鎮中推行的整套措施業已在事實上打破了文官集團所力圖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須付出代價。
明代大思想家李贄：“妖言惑眾”而獄中慘死
李贄明確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這句話在現代看來沒什麼大不了，但在當時可謂驚世駭俗。李贄還認為只要是人，就會有私心、有私慾，所以一味壓抑個人慾望是不對的；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交換、商業交易，這是合乎天理的。這種思想其實也反映了當時資本主義商業興起所帶來的思潮，在當時非常時髦。李贄還大聲呼籲，應該對中國傳統文化“革故鼎新”。比如對傳統的男尊女卑、重農抑商等，他都痛加批判。
李贄的這些思想，與當時主流儒家傳統道德直接衝突，特別是與明朝官方主流要求的“存天理、滅人慾”思想嚴重違背。很快，李贄的思想被統治者視為歪理邪說，並惹惱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同行。萬曆三十年，萬曆皇帝將他捉拿治罪，把他的著作一律銷燬。不久李贄在獄中用剃刀割喉自盡。
“李贄的悲觀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復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
李贄的死，正是明代思想體系僵化的表現。李贄的異端思想對程朱理學的挑戰，實際上是在動搖整個王朝統治的思想基礎。
總結
引用兩段原文，大家體會下：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縱觀整本書，萬曆以天子之尊，張居正以獨裁者之能，申時行以和事老之練達，海瑞以原教旨主義者之偏執，戚繼光以戰神之功偉，李贄以哲學家之叛逆……最終，都是固若金湯的文官集團的手下敗將，直至今日，它依然籠罩著我們，存在於我們國家，存在於我們身處的企業。
這也就是整本書要給我們講的最深刻的道理：
中國社會在正式規定的各種制度之外，在種種明文規定的背後，實際存在著一個不成文的又獲得廣泛認可的規矩，一種可以稱為內部章程的東西。恰恰是這種東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規定，支配著現實生活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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