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电视剧里，光鲜亮丽、小资有味的多彩大都市生活，和我没关系
一个身边的小故事
晚上8点，微信准时振动起来，一定是母亲打来的。
每天晚上8点和母亲视频通话，是她的雷打不动每天都会做的一件事。
“喂，妈，你们吃了吗，最近疫情好多了，上海基本都恢复正常了，很多景区也开放了”
“ 那就好啊，我和你爸还担心你每天坐地铁上下班人太多不安全，还说你要不要N95口罩和护目镜啥的，咱们家这边的药店都有卖了，还不贵”
“不用啦，妈。我今天去公司，公司说从明天开始。。。。”
她说着说着停住了，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说下去。
“从明天开始怎么了？”
微信那边的母亲感觉出了些微妙的东西，带着好奇和担心问了出来。
“啊，没事，明公司说从明天开始，大家不用去公司了，可以在家办公”
“奥，那就好，我还以为公司把你们辞退了，吓了我一跳”
“没有没有，怎么会”
她匆忙的摇头否认，但语气里还是流露出一丝的叹息和无奈。
“我和你爸这段时间看新闻，好多外企和那些小企业的买卖都不行了，都关门了。这生意不行了，还不得裁员啊。这疫情还没过去，工作也不好找，要是被裁员了，也是个麻烦事儿”
母亲还像往日一样，像唠家常一样和她聊着。
“对了，刚才你大舅还打电话来说，他们企业这个月就开了2000元的公司，什么福利都没有了。就这还大央企呢，你看看也不行，哎”
听着母亲的话，她敷衍的应和着。毕竟，母亲还不知道，其实公司今天说的，是从明天开始，她就不用来了；毕竟，母亲始终觉得，她有着不错的学历和能力，所在的公司也不错，裁员的事情不会轮到她。
母亲依旧和她聊着各种家常，她依旧假装开心的附和着。
直到，
“宝儿啊，我和你爸看了看机票，这段时间去上海的飞机票才300块，时间也好，我俩想过去看看你，顺便在上海逛一逛，好几年没去了，还有点想去”
“啊，妈，疫情还没过呢，你们要不等等再来”
“没事吧应该，我看人家卫生部都说了，可以出行，只要别到处乱窜，去人多的地方就行。我等下问问你哥，他在机场，看看最近机场人多不”
听完母亲的话，她不知道怎么接下去。一下子沉默了。
“怎么啦，宝儿？你别担心，我和你爸就去看看你，不耽误你工作，你爸想给你做点酱牛肉带去，你自己在上海也不会做”
没有等到她的回复，母亲已经自顾自的规划了起来，开心的像个收到礼物的孩子。
她依旧不知道怎么回复母亲，现在，她更不能开口说出真相，说出她被裁员了，说出她准备把东西收拾一下，放到网上去卖掉，说出她从来没想过的那句话——妈，我要回家去工作了。
“妈，你先别急着买机票，我这边有点事儿，我先去处理一下，等我定好了告诉你，你再计划来上海哈。不说啦，我得加班了”
“好好，你快去吧，别操心我俩去上海的事儿，我们自己能行。赶紧忙吧，看给我闺女辛苦的，这么晚还要加班。等我去了，多给你做点好吃的。好啦好啦，不说了你快去吧，拜拜”
“拜拜，老妈”
她需要安静的思考，明天开始，待业的沪漂生活，要如何度过。
这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位很好很好的朋友。
最后，她决定把上海这边的事情办好，就回家，去考事业编和公务员。
在北上广，裁员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即使没有有疫情，企业的倒闭也早已成为常态。大公司兼并小公司、小公司融不到资、万众创业，这些市场的常态其实早已让在上海打拼的沪漂们，对被裁员做好了心理准备，也对裁员、找工作、待业不再大惊小怪，早已是常态。
可当疫情来临、很多中小企业撑不下去、被裁员时，一些沪漂终于慌了。
截止到2020年2月23日，人民法院公告网公示的2月13日至2月23日的企业破产文书，共计750家，算上2月13日之前的和还在走程序还未破产公示的企业，这个数量会更多。破产的企业并不是来自单一某个行业，而是来自各个行业，有房地产企业、机械制造企业、文化传媒影视企业、餐饮企业、酒店住宿业、旅游业、环保企业、汽车制造企业、新能源企业、家具企业、商贸类企业、金融类企业等。
虽然社会还是正常运转，很多企业还是在正常运营，招聘网站上还是有很多职位，猎头也依旧每天都在打电话问你是不是在找工作，但是，疫情之下，失业人群的数量是平时的几倍，而在招的职位却减少了很多，“僧多肉少”的求职局面变得更加严峻。
对于很多沪漂来说，没有过硬的技能、没有亮眼的学历和专业背景、没有可以暂时养活自己的副业、没有可以让自己安心的存款数额，在没有工作的时间里，他们怎能不慌？更何况，这种失业的状态，将会持续多久，是个未知数。
一、沪漂的“三六九等”
沪漂，是人们对在上海奋斗拼搏和生活的人的统称。沪漂有着鲜明的身份特征：没有上海户口（新落户的被称为“新上海人”）、大多无自有住房。
根据上海市政府的工作报告，2019年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28.14万人，较上年增加4.36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50.43万人，较上年增加2.8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9.7%。外来常住人口977.71万人，较上年增加1.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40.3%。在上海，沪漂为上海人口总数贡献了巨大了力量，沪漂已经成为上海人口中不可小觑的一部分。
在这些沪漂中，出于家庭背景、学历、工作等客观条件的不同，沪漂，也分成了“三六九等”。
其实，划分沪漂的参考因素很简单，学历、背景、能力。综合来看，现在的沪漂，可以大致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最常说的“人才”。这些沪漂，要么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比较紧缺的行业人员，要么就是有牛逼的学历背景或者工作经验，还有在某个行业中突出的能力，是社会发展的高精尖人才。 根据2018年上海市宝山区政府颁布的《宝山区优秀人才分类标准 （2018版）》，上海市把人才划分为五类，这五类人才主要包括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跨国公司总部型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市场估值达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企业主要负责人；国家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学科、学术技术带头人；区级税收3000万元及以上的实体型企业主要负责人；上海市首席技师，以及相当上述层次的优秀人才。
对于大多数普普通通的沪漂，成为高精尖人才、成为“霸道总裁”，是个美好的梦想。
（当然，人们眼中的高薪人群，例如比较火的网红、明星等，也算是这一类吧，但可能人家已经有上海沪，所以不能算是沪漂）
第二类沪漂也是目前沪漂人群中占比最大的，其实，这类人就是我们日常见到的，每日为工作忙碌、为生活的各类琐事奔波的人。这类人拥有一定的学历背景，从事业各行各业的管理层，工资不算很高但还是可以小资的生活一下。在这类沪漂中，又可以划分出三六九等。收入很可观（年薪百万）、工作稳定且已经做到了管理层的一定职位、在上海有稳定且环境不错的住所，这是第一类；收入ok（年薪几十万）、工作稳定、生活不算奢侈但一些小愿望偶尔可以实现，这是第二类；收入一般（年薪十几万甚至更少）、工作不算稳定又或者是比较基础的岗位、生赚的钱刚刚够基本生活，这是第三类。
第三类沪漂，是最基层的。他们没什么过硬的学历和知识技能，只能靠付出劳动和辛苦来维持他们在上海活下去。这些沪漂，工作不稳定、薪酬也不算高，奔波是他们的代名词。
经济的浪潮早已将人划分为各个类别，这是经济发展的现实，无可厚非。而当灾难袭来，每个阶层的人，受到的影响都不一样。
对于上海，她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时尚之都，名副其实的大都市；她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心脏”，一个经济真谛；她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装满“机遇”的百宝箱。上海的魅力实在很大，但对于很多来过、或是正在这里奋斗的人，她更被视为一个梦想粉碎机。
很多沪漂，尤其是上面说的第二类沪漂，人生的规划从小到大都是“考上名牌大学—留在上海—进入不错的企业—出人头地”。而当大学毕业，随着人流怀抱梦想涌入上海，才发现，上海很残酷。
“我女儿在上海工作，一家500强”成了多数沪漂回到家乡唯一能和街坊邻居“炫耀”的话语。奋斗、拼命、出人头地，还不知需要多久。
而就在这样的状态下，疫情来了，给原本就竞争激烈的上海加了一层“砝码”，给很多沪漂，迎头一击。
结果，曾经的“逃离北上广”，再一次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二、疫情来袭，沪漂们选择逃离上海的背后
根据上海市政府发布的数据，2018年上海平均工资为：年平均工资78045元，月平均工资为6504元，比上年增长9.5%。
在上海，黄浦区、徐汇区和静安区汇集了众多的外企和大型国企，而浦东则拥有陆家嘴金融圈和张江创业园区，汇集了金融业和高新科技及创业企业。从下图的数据，可以看出，2018年，在这四个上海市区，月收入在1万—1.5万的人数占比分别为23.4%、19.1%、18.1%、11.2%。其实，在上海，月收入在6000—8000，还是比较普遍的。
再从租房的角度来看。对于大多数沪漂，在上海租房是常态，一是因为没有户口或者不满足购房条件，二是上海高额的房价，不是说买就买的了的。
在上海，对于很多人来说，为了减轻房租的负担，人们会选择距离市中心或公司1-2小时通勤时间、跟别人合租的一个十几平的卧室或者租一间小一些的一居室，月租则是从1000到4000+不等。并且，根据房子距离地铁站的位置，房租也会有变动。
我们就以黄浦区为例，2018年黄浦区的工资收入分布中，4500—6000元是占比人数最多的，而2018年黄浦区的住房价格是3381元（合租）、6986元（整租）。而根据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2018年的数据，超过一半的北京租房者每月房租占月收入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人则占月收入的一半以上。北京是这样，上海也差不多。在上海，租房的钱可以占到月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交了房租，剩下的钱负担生活，一个月基本上也就“月光”了。
当然，很多人会说，平均工资和平均房租没有代表性，毕竟是把高收入和低收入放到一起算的，这其中还有很多老上海和公务员。
但是至少，从上面的收入分布，我们可以知道，在众多的沪漂中，处于中低收入的沪漂，占多数。所以，当疫情来袭，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社会生产力被迫下降的时候，这些未曾在上海立住脚跟的沪漂，就成了被影响最大的人，当然也就成了逃离上海的沪漂。
三、疫情下，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被定义为“无产中产阶级”的沪漂
对于中产阶级，这个词我们一点也不陌生。
当你问很多年轻人，你的规划是什么，多数时候他们会说，早日步入中产阶级。但什么是我们口中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基础的体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
可以看出，在当今社会，要成为中产阶级，必须满足几个条件：靠专业技能或者脑力劳动“吃饭”；要有稳定的收入或高额的报酬；对自己的事业或者工作有掌控权，也就意味着你至少要“事业小有成就”。
但，对于上文的第二类和第三类沪漂，有多少人能达到这些要求呢？
应该不是很多。
多数沪漂，还是小康状态和维持基本生活的状态。
毕竟在魔都打拼，这里有太多的生活的诱惑；毕竟在很多的沪漂心里，都有一个早日成为中产阶级的梦想。当欲望先行，行动靠后发生时，一些沪漂就成了
无产中产阶级。无产中产阶级，一个2018年爆火的形容词。疫情之下，这个形容词背后的沪漂和年轻人，成了逃离上海的主力军。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中提出过一个新词汇——“新穷人” 。“新穷人”是指“有缺陷的消费者”，即手中没有足够的钱随心所欲购买必需品。换句话说，就是“拿着并不丰厚的薪水，却追逐中产的品味和生活方式”。
这和无产中产阶级有异曲同工—— 是个无产阶级，没有固定资产和生产资料，劳动力是唯一可以用来获取薪酬的资产，但却有着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和趣味，用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配置自己的生活。
中国银联联合京东金融发布的《2017年消费升级大数据报告中》显示，90后人群消费增长最快，达到70后增幅的两倍，年均消费三年来增长了2.7倍。购物、餐饮、娱乐为日常消费的最主要场景，其中购物消费占据日常支出近一半。
消费主义至上的风潮、信息发达的环境、消费带来的瞬间满足，让已经身心俱疲的沪漂，找到了可以最靠近“中产阶级”的途径。
快节奏高压力的魔都生活让很多沪漂成了一个旋转在工作和地铁上的陀螺，只有夜里回到家，才能在自己的床上停下来。工作让生活变的碎片化，而社会发展带来的阶层的固化和家庭背景的不可改变让生活被固化。最后，他们选择了用体面的消费，来“犒劳”自己，来实现心中“中产阶级”的梦想，来表现出生活在魔都应该有的品质。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出现并迅速膨胀。泡沫经济带动了人们消费的升级，日本人开始了近乎于盲目的高端消费，除了购买奢侈品和在国内进行高端消费，日本人还选择了的高端的境外旅游和消费。他们所到之处，都被大家拥护，因为他们带来了高消费。
但1992年开始，泡沫经济被“啪”的一声戳破，社会经济一蹶不振，失业、裁员、企业破产倒闭随着而来，这个时候日本人慌了神，之前的高端消费早已让他们透支了自己的生活，而面对着现实较大的生活压力，他们忽然束手无策，逃避、自暴自弃、低欲望成了社会意识流中的一个新组成部分。
灾难、经济危机等是戳破泡沫和假象的最直接的手段。
当现实变的更加残酷和严峻的时候，首先被影响的，永远是那些躲在“无产中产阶级”背后、将在大城市生活视为一种品质生活体验的，年轻人们。
“离开魔都，家具家电便宜出，同城可面交，外省包邮”
“公司裁员，准备回家，猫咪没办法带走，找一个好心人领养，价格可谈”
“新版的健身卡，只用了几次。因为疫情公司裁员，要离开上海，便宜转卖”
......
疫情发生后，闲鱼app成了沪漂逃离上海前最后的阵地。从电饭煲到代步车，从零食到化妆品，从健身器材到各种培训课程，从智能家电到宠物，准备逃离上海的沪漂们把自己在上海置办的家产全部拿了出来，便宜贱卖。
他们卖出去的，不仅是陪着他们生活过的物件，还是他们对上海曾抱有过的幻想，是他们作为“无产中产阶级”的象征。
一批沪漂逃离了，另一批沪漂接手了他们的“家产”，又涌入了上海。
选择逃离上海的年轻人，带着梦想来，带着现实回去。
他们还会再回来吗？不知道。
那些还在上海的沪漂，他们也会选择逃走吗？不清楚。
因为，我也是一个沪漂，一个还有点“幻想”的沪漂。
即使不能出人头地，但也不会后悔曾在“魔都”挤过地铁、熬过通宵、尝过在一个全新城市立足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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