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員、生活成本、“新窮人”,疫情下,什麼原因讓滬漂逃離北上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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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電視劇裡,光鮮亮麗、小資有味的多彩大都市生活,和我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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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身邊的小故事


晚上8點,微信準時振動起來,一定是母親打來的。

每天晚上8點和母親視頻通話,是她的雷打不動每天都會做的一件事。

“喂,媽,你們吃了嗎,最近疫情好多了,上海基本都恢復正常了,很多景區也開放了”

“ 那就好啊,我和你爸還擔心你每天坐地鐵上下班人太多不安全,還說你要不要N95口罩和護目鏡啥的,咱們家這邊的藥店都有賣了,還不貴”

“不用啦,媽。我今天去公司,公司說從明天開始。。。。”

她說著說著停住了,不知道該不該繼續說下去。

“從明天開始怎麼了?”

微信那邊的母親感覺出了些微妙的東西,帶著好奇和擔心問了出來。

“啊,沒事,明公司說從明天開始,大家不用去公司了,可以在家辦公”

“奧,那就好,我還以為公司把你們辭退了,嚇了我一跳”

“沒有沒有,怎麼會”

她匆忙的搖頭否認,但語氣裡還是流露出一絲的嘆息和無奈。

“我和你爸這段時間看新聞,好多外企和那些小企業的買賣都不行了,都關門了。這生意不行了,還不得裁員啊。這疫情還沒過去,工作也不好找,要是被裁員了,也是個麻煩事兒”

母親還像往日一樣,像嘮家常一樣和她聊著。

“對了,剛才你大舅還打電話來說,他們企業這個月就開了2000元的公司,什麼福利都沒有了。就這還大央企呢,你看看也不行,哎”

聽著母親的話,她敷衍的應和著。畢竟,母親還不知道,其實公司今天說的,是從明天開始,她就不用來了;畢竟,母親始終覺得,她有著不錯的學歷和能力,所在的公司也不錯,裁員的事情不會輪到她。

母親依舊和她聊著各種家常,她依舊假裝開心的附和著。

直到,

“寶兒啊,我和你爸看了看機票,這段時間去上海的飛機票才300塊,時間也好,我倆想過去看看你,順便在上海逛一逛,好幾年沒去了,還有點想去”

“啊,媽,疫情還沒過呢,你們要不等等再來”

“沒事吧應該,我看人家衛生部都說了,可以出行,只要別到處亂竄,去人多的地方就行。我等下問問你哥,他在機場,看看最近機場人多不”

聽完母親的話,她不知道怎麼接下去。一下子沉默了。

“怎麼啦,寶兒?你別擔心,我和你爸就去看看你,不耽誤你工作,你爸想給你做點醬牛肉帶去,你自己在上海也不會做”

沒有等到她的回覆,母親已經自顧自的規劃了起來,開心的像個收到禮物的孩子。

她依舊不知道怎麼回覆母親,現在,她更不能開口說出真相,說出她被裁員了,說出她準備把東西收拾一下,放到網上去賣掉,說出她從來沒想過的那句話——媽,我要回家去工作了。

“媽,你先別急著買機票,我這邊有點事兒,我先去處理一下,等我定好了告訴你,你再計劃來上海哈。不說啦,我得加班了”

“好好,你快去吧,別操心我倆去上海的事兒,我們自己能行。趕緊忙吧,看給我閨女辛苦的,這麼晚還要加班。等我去了,多給你做點好吃的。好啦好啦,不說了你快去吧,拜拜”

“拜拜,老媽”

她需要安靜的思考,明天開始,待業的滬漂生活,要如何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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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來自我的一位很好很好的朋友。

最後,她決定把上海這邊的事情辦好,就回家,去考事業編和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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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上廣,裁員幾乎是每天都在發生,即使沒有有疫情,企業的倒閉也早已成為常態。大公司兼併小公司、小公司融不到資、萬眾創業,這些市場的常態其實早已讓在上海打拼的滬漂們,對被裁員做好了心理準備,也對裁員、找工作、待業不再大驚小怪,早已是常態。

可當疫情來臨、很多中小企業撐不下去、被裁員時,一些滬漂終於慌了。

截止到2020年2月23日,人民法院公告網公示的2月13日至2月23日的企業破產文書,共計750家,算上2月13日之前的和還在走程序還未破產公示的企業,這個數量會更多。破產的企業並不是來自單一某個行業,而是來自各個行業,有房地產企業、機械製造企業、文化傳媒影視企業、餐飲企業、酒店住宿業、旅遊業、環保企業、汽車製造企業、新能源企業、傢俱企業、商貿類企業、金融類企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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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社會還是正常運轉,很多企業還是在正常運營,招聘網站上還是有很多職位,獵頭也依舊每天都在打電話問你是不是在找工作,但是,疫情之下,失業人群的數量是平時的幾倍,而在招的職位卻減少了很多,“僧多肉少”的求職局面變得更加嚴峻。

對於很多滬漂來說,沒有過硬的技能、沒有亮眼的學歷和專業背景、沒有可以暫時養活自己的副業、沒有可以讓自己安心的存款數額,在沒有工作的時間裡,他們怎能不慌?更何況,這種失業的狀態,將會持續多久,是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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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滬漂的“三六九等”


滬漂,是人們對在上海奮鬥拼搏和生活的人的統稱。滬漂有著鮮明的身份特徵:沒有上海戶口(新落戶的被稱為“新上海人”)、大多無自有住房。

根據上海市政府的工作報告,2019年全市常住人口總數為2428.14萬人,較上年增加4.36萬人。其中,戶籍常住人口1450.43萬人,較上年增加2.86萬人,佔常住人口的比重為59.7%。外來常住人口977.71萬人,較上年增加1.5萬人,佔常住人口的比重為40.3%。在上海,滬漂為上海人口總數貢獻了巨大了力量,滬漂已經成為上海人口中不可小覷的一部分。

在這些滬漂中,出於家庭背景、學歷、工作等客觀條件的不同,滬漂,也分成了“三六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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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劃分滬漂的參考因素很簡單,學歷、背景、能力。綜合來看,現在的滬漂,可以大致分成三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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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其實就是我們平時最常說的“人才”。這些滬漂,要麼是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比較緊缺的行業人員,要麼就是有牛逼的學歷背景或者工作經驗,還有在某個行業中突出的能力,是社會發展的高精尖人才。

根據2018年上海市寶山區政府頒佈的《寶山區優秀人才分類標準 (2018版)》,上海市把人才劃分為五類,這五類人才主要包括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經認定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跨國公司總部型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市場估值達10億美元以上的獨角獸企業主要負責人;國家級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學科、學術技術帶頭人;區級稅收3000萬元及以上的實體型企業主要負責人;上海市首席技師,以及相當上述層次的優秀人才。

對於大多數普普通通的滬漂,成為高精尖人才、成為“霸道總裁”,是個美好的夢想。

(當然,人們眼中的高薪人群,例如比較火的網紅、明星等,也算是這一類吧,但可能人家已經有上海滬,所以不能算是滬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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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滬漂也是目前滬漂人群中佔比最大的,其實,這類人就是我們日常見到的,每日為工作忙碌、為生活的各類瑣事奔波的人。這類人擁有一定的學歷背景,從事業各行各業的管理層,工資不算很高但還是可以小資的生活一下。在這類滬漂中,又可以劃分出三六九等。收入很可觀(年薪百萬)、工作穩定且已經做到了管理層的一定職位、在上海有穩定且環境不錯的住所,這是第一類;收入ok(年薪幾十萬)、工作穩定、生活不算奢侈但一些小願望偶爾可以實現,這是第二類;收入一般(年薪十幾萬甚至更少)、工作不算穩定又或者是比較基礎的崗位、生賺的錢剛剛夠基本生活,這是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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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滬漂,是最基層的。他們沒什麼過硬的學歷和知識技能,只能靠付出勞動和辛苦來維持他們在上海活下去。這些滬漂,工作不穩定、薪酬也不算高,奔波是他們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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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浪潮早已將人劃分為各個類別,這是經濟發展的現實,無可厚非。而當災難襲來,每個階層的人,受到的影響都不一樣。

對於上海,她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的時尚之都,名副其實的大都市;她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心臟”,一個經濟真諦;她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個裝滿“機遇”的百寶箱。上海的魅力實在很大,但對於很多來過、或是正在這裡奮鬥的人,她更被視為一個夢想粉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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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滬漂,尤其是上面說的第二類滬漂,人生的規劃從小到大都是“考上名牌大學—留在上海—進入不錯的企業—出人頭地”。而當大學畢業,隨著人流懷抱夢想湧入上海,才發現,上海很殘酷。

“我女兒在上海工作,一家500強”成了多數滬漂回到家鄉唯一能和街坊鄰居“炫耀”的話語。

奮鬥、拼命、出人頭地,還不知需要多久。

而就在這樣的狀態下,疫情來了,給原本就競爭激烈的上海加了一層“砝碼”,給很多滬漂,迎頭一擊。

結果,曾經的“逃離北上廣”,再一次實實在在的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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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來襲,滬漂們選擇逃離上海的背後


根據上海市政府發佈的數據,2018年上海平均工資為:年平均工資78045元,月平均工資為6504元,比上年增長9.5%。

在上海,黃浦區、徐彙區和靜安區彙集了眾多的外企和大型國企,而浦東則擁有陸家嘴金融圈和張江創業園區,彙集了金融業和高新科技及創業企業。從下圖的數據,可以看出,2018年,在這四個上海市區,月收入在1萬—1.5萬的人數佔比分別為23.4%、19.1%、18.1%、11.2%。其實,在上海,月收入在6000—8000,還是比較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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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租房的角度來看。對於大多數滬漂,在上海租房是常態,一是因為沒有戶口或者不滿足購房條件,二是上海高額的房價,不是說買就買的了的。

在上海,對於很多人來說,為了減輕房租的負擔,人們會選擇距離市中心或公司1-2小時通勤時間、跟別人合租的一個十幾平的臥室或者租一間小一些的一居室,月租則是從1000到4000+不等。並且,根據房子距離地鐵站的位置,房租也會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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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以黃浦區為例,2018年黃浦區的工資收入分佈中,4500—6000元是佔比人數最多的,而2018年黃浦區的住房價格是3381元(合租)、6986元(整租)。而根據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2018年的數據,超過一半的北京租房者每月房租佔月收入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人則佔月收入的一半以上。北京是這樣,上海也差不多。在上海,租房的錢可以佔到月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交了房租,剩下的錢負擔生活,一個月基本上也就“月光”了。

當然,很多人會說,平均工資和平均房租沒有代表性,畢竟是把高收入和低收入放到一起算的,這其中還有很多老上海和公務員。

但是至少,從上面的收入分佈,我們可以知道,在眾多的滬漂中,處於中低收入的滬漂,佔多數。所以,當疫情來襲,中小企業破產倒閉、社會生產力被迫下降的時候,這些未曾在上海立住腳跟的滬漂,就成了被影響最大的人,當然也就成了逃離上海的滬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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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下,受影響最大的,是那些被定義為“無產中產階級”的滬漂


對於中產階級,這個詞我們一點也不陌生。

當你問很多年輕人,你的規劃是什麼,多數時候他們會說,早日步入中產階級。但什麼是我們口中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大多從事腦力勞動,或技術基礎的體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閒暇,追求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對象一般也擁有一定的管理權和支配權。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文化地位上看,他們均居於現階段社會的中間水平。

可以看出,在當今社會,要成為中產階級,必須滿足幾個條件:靠專業技能或者腦力勞動“吃飯”;要有穩定的收入或高額的報酬;對自己的事業或者工作有掌控權,也就意味著你至少要“事業小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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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上文的第二類和第三類滬漂,有多少人能達到這些要求呢?

應該不是很多。

多數滬漂,還是小康狀態和維持基本生活的狀態。

畢竟在魔都打拼,這裡有太多的生活的誘惑;畢竟在很多的滬漂心裡,都有一個早日成為中產階級的夢想。當慾望先行,行動靠後發生時,一些滬漂就成了

無產中產階級。

無產中產階級,一個2018年爆火的形容詞。疫情之下,這個形容詞背後的滬漂和年輕人,成了逃離上海的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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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中提出過一個新詞彙——“新窮人”

。“新窮人”是指“有缺陷的消費者”,即手中沒有足夠的錢隨心所欲購買必需品。換句話說,就是“拿著並不豐厚的薪水,卻追逐中產的品味和生活方式”

這和無產中產階級有異曲同工—— 是個無產階級,沒有固定資產和生產資料,勞動力是唯一可以用來獲取薪酬的資產,但卻有著中產階級的消費習慣和趣味,用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配置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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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聯聯合京東金融發佈的《2017年消費升級大數據報告中》顯示,90後人群消費增長最快,達到70後增幅的兩倍,年均消費三年來增長了2.7倍。購物、餐飲、娛樂為日常消費的最主要場景,其中購物消費佔據日常支出近一半。

消費主義至上的風潮、信息發達的環境、消費帶來的瞬間滿足,讓已經身心俱疲的滬漂,找到了可以最靠近“中產階級”的途徑。

快節奏高壓力的魔都生活讓很多滬漂成了一個旋轉在工作和地鐵上的陀螺,只有夜裡回到家,才能在自己的床上停下來。工作讓生活變的碎片化,而社會發展帶來的階層的固化和家庭背景的不可改變讓生活被固化。最後,他們選擇了用體面的消費,來“犒勞”自己,來實現心中“中產階級”的夢想,來表現出生活在魔都應該有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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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泡沫經濟出現並迅速膨脹。泡沫經濟帶動了人們消費的升級,日本人開始了近乎於盲目的高端消費,除了購買奢侈品和在國內進行高端消費,日本人還選擇了的高端的境外旅遊和消費。他們所到之處,都被大家擁護,因為他們帶來了高消費。

但1992年開始,泡沫經濟被“啪”的一聲戳破,社會經濟一蹶不振,失業、裁員、企業破產倒閉隨著而來,這個時候日本人慌了神,之前的高端消費早已讓他們透支了自己的生活,而面對著現實較大的生活壓力,他們忽然束手無策,逃避、自暴自棄、低慾望成了社會意識流中的一個新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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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經濟危機等是戳破泡沫和假象的最直接的手段。

當現實變的更加殘酷和嚴峻的時候,首先被影響的,永遠是那些躲在“無產中產階級”背後、將在大城市生活視為一種品質生活體驗的,年輕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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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魔都,傢俱家電便宜出,同城可面交,外省包郵”

“公司裁員,準備回家,貓咪沒辦法帶走,找一個好心人領養,價格可談”

“新版的健身卡,只用了幾次。因為疫情公司裁員,要離開上海,便宜轉賣”

......

疫情發生後,閒魚app成了滬漂逃離上海前最後的陣地。從電飯煲到代步車,從零食到化妝品,從健身器材到各種培訓課程,從智能家電到寵物,準備逃離上海的滬漂們把自己在上海置辦的家產全部拿了出來,便宜賤賣。

他們賣出去的,不僅是陪著他們生活過的物件,還是他們對上海曾抱有過的幻想,是他們作為“無產中產階級”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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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滬漂逃離了,另一批滬漂接手了他們的“家產”,又湧入了上海。

選擇逃離上海的年輕人,帶著夢想來,帶著現實回去。

他們還會再回來嗎?不知道。

那些還在上海的滬漂,他們也會選擇逃走嗎?不清楚。

因為,我也是一個滬漂,一個還有點“幻想”的滬漂。

即使不能出人頭地,但也不會後悔曾在“魔都”擠過地鐵、熬過通宵、嘗過在一個全新城市立足的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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