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委諮詢部
疫情深刻改變了世界經濟，影響甚至遠超1930年代的大蕭條。逐步解封后，強烈的經濟反彈沒有如期而至，拯救中國經濟的方案中，發券不如直接發錢管用；要素市場化改革，遠水救不了近火，最近急速流行的“新基建”能救中國經濟嗎？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國擴散，沒有人知道對各國經濟打擊到底會有多大，但越來越多經驗證據指向這次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甚至遠超1930年代的大蕭條。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經濟領域危機，但這次危機是全方位的，是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治理危機和國際秩序危機的“綜合症”。
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導致各國危機加深，社會出現大恐慌，更會導致戰爭風險的劇增。在歷史上，瘟疫和戰爭一直是一對孿生兄弟。
正因為這樣，各國尤其是西方諸國都出臺了龐大的經濟救助計劃。總體說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救助計劃表現出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實際上，越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和英國，救助計劃越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德法等歐洲大陸國家本來社會主義成分就已經很高了。
美國最為典型。“如果美國經濟崩潰，誰來負責？”這是前段時間美國舉國討論的問題。
為了防止美國經濟、各級企業、勞工與一般家庭，不至於在新冠病毒疾病的威脅下，陷入大規模破產的絕境，美國國會、聯邦財政部與白宮，全速推動《防疫期間刺激經濟方案》。隨著疫情的高速飆升，振興預算也從原本的8000億美元，一路膨脹成2萬億美元的天價規模。
中國的情況又如何呢？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打擊毋庸置疑。封村、封小區、封城、封省、斷航，這些都會對經濟產生巨大的負面作用，但中國領導層把老百姓的生命置於第一位，斷然作出封城、斷航的決策。
類似美國那樣的“人命重要”還是“經濟重要”的爭議並沒有，也不會出現在中國。封城這樣的被西方視為“極端”的舉措，不僅在武漢（湖北）採用，而且也延伸到中國的其他省份。儘管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但整個國家第一季度的經濟基本上也消失了。
原來人們以為疫情被控制之後，各地會盡快復工復產，經濟會有一個強烈的反彈，但現在看來，情況並不樂觀。很多疫情因素繼續深刻地影響著經濟活動。
第一，疫情被控制下來了，但這並不意味著疫情消失了。現在人們擔憂的是第二波疫情會發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轉了三圈才被控制住。在能夠發明和生產疫苗之前，這種不確定性一直會遊蕩在社會之中。
第二，疫情控制下來了，但人們的心理恢復則需要更長一段時間，要馬上進入正常的工作狀態似乎並不現實。
第三，即使國內可以復工了，但來自歐美的需求則大大下降，甚至停止了。作為製造業基地的中國，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很多企業都是組裝或者加工企業，沒來來自歐美的訂單，企業也難以復工復產。很多企業要不倒閉，要不無限期延期放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時，儘管中國本身並沒有危機，但中國政府果斷地推出了一個4萬億元人民幣的拯救方案，對預防危機延伸到中國起到了有效的防禦作用。
這次危機如此深刻，中國政府是否需要更大、更有效的經濟拯救方案？至少到現在為止，中國政府沒有出臺這樣的方案。這或許是因為歷史的教訓所致。
上次4萬億元人民幣的拯救方案，儘管阻止經濟危機延伸到中國，但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效果。這些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消化掉。這次政府變得“保守”或者審慎也就可以理解了。
今天的經濟政策爭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
要不要直接給老百姓發錢？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直接給老百姓發錢了，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呢？主流經濟學家不主張發錢，但主張發消費券。因為主流考慮的是GDP，是要通過消費券來刺激消費，激活交易，產生GDP。
錢和消費券的區別在於，錢沒有使用的截止期，而消費券則有。消費券必須限時消費掉，否則會過期，而錢不一樣，老百姓得到了錢之後可以不消費而存入銀行。因為擔憂老百姓不消費，轉化不成GDP，因此主張發消費券。
考慮到中國社會大部分還是窮人，而這次受疫情影響最重的也是社會底層，直接發錢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在中國的輿論市場上那些叫得很響亮的企業，其實還是有能力活著的，那些沒有能力活下去的企業、家庭和個人，連發聲的機會和能力都沒有了。
發錢不見得能夠馬上產生GDP，但可以對社會穩定起到正面作用。社會底層老百姓如果有點錢放在家裡，就不會擔心明天沒有飯吃，就有助於產生穩定感。如果社會底層的40%穩定了，總體社會就不會有問題。
只要社會是穩定的，發展只是快慢而已。但如果發消費券，或許能夠產生GDP，但更有可能因為強制消費造成社會恐慌。 發消費券而不發錢，要麼就是對中國社會底層不瞭解，要麼就是GDP主義在作崇。
2
生產要素流動自由能否促進GDP增長？
生產要素流動自由促進經濟增長，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沒有人會懷疑。但這裡仍然有幾個重要的問題需要回答。首先，要素流動從長遠來看，促進經濟增長沒有問題，但還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社會需要拯救，要素流動拯救不了社會。其次，更重要的是什麼樣的要素流動？人們對此沒有很大的信心，因為從前幾次危機都是通過犧牲社會來拯救經濟的。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通過教育的產業化來促進GDP的增長的；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則導致了房地產成為暴富產業。教育和房地產，加上之前的醫療領域的產業化，導致了今天中國社會的局面。
如果要通過要素流動來促進經濟增長，人們想到的是農村的土地。對數億農民來說，土地就是他們的基本保障。農村的土地一直以來也是各方（尤其是資本和地方政府）緊盯著的潛在財富。
這些年，人們討論宅基地的流轉問題，這主要是為了平衡農村和城市的發展平衡問題。農村很長時間以來，只有流出，沒有流入。
農民一富裕就到城市裡購置房屋，送小孩到城市就學。廣大的農村只有政府的有限投入，可持續發展成為了大問題。並且，很多農民進城之後，宅基地拋荒，沒人管理。在這樣的情況下，容許城市居民到農村蓋房、居住，並在此基礎之上引入必要的服務業，也是平衡城鄉發展的一個有效途徑。
不過，這次所討論的要素，卻不是這樣的概念了，而是大規模的土地流動，並且要把原先中央政府掌握的土地權下放給省級政府。
歷史地看，這一個政策的結果是可預測的。地方官員感興趣的只是土地所能產出的GDP，而非土地上的人口。農民一旦失去土地，或者國家一旦大量失去耕地，就會造成不可收拾的結局。近年來，戶口制度已經鬆動，但對進了城的農民來說，戶口僅僅是一張紙。
城市戶口的核心問題就是社會制度。土地制度激進變化的結果，便是底層問題很快就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而在沒有足夠社會保障的城市，這類基層問題所能產生的政治能量，不知道要比農村強多少倍。
3
新基建能夠救經濟嗎？
“新基建”最近急速流行起來。如果老基建投資在高鐵、港口、航空港、高速公路等項目上，新基建就投資在技術上如5G，尤其是人們稱之為A（AI，人工智能）、B（block chain，區塊鏈）、C（computing cloud，雲計算）和D（big data，大數據）上。
據報道，中央政府未來幾年有3.5萬億人民幣，13個省市有34萬億人民幣的資金要投入到新基建。
這些技術對未來經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其一，這些方面的投入能夠支撐得起第二大經濟體量的增長嗎？一些觀察家已經提出，新基建不可能達到GDP主義者所預設的目標，他們因此主張老基建復甦、新基建加力。也應當指出的是，除了少數地方，老基建已經充分甚至過度了。
其二，如果過度強調新基建的作用，就會導致技術烏托邦主義。
哪一個國家不想技術進步？但技術進步可求不可得，沒有人會知道新技術什麼時候才會出現。有時候，巨量的投入也不見得會導致技術創新。
其三，正因為技術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只能從長期的角度來考量，不能誇大其對拯救因為疫情而造成的經濟危機的作用。
實際上，中國經濟發展到了這個階段，客觀上已經要求人們超越舊的GDP主義，而需要一種新的思維和思路。這個新思維可以被稱之為“軟基建”，意在通過社會制度建設來提供各種公共服務，保衛社會，在底層脫貧的基礎上，做大做強中產階層，再在此基礎之上追求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如果把“新基建”的內容置於“軟基建”的構架中，其對經濟和社會的意義就更清楚了。
經濟屬於社會，社會若被破壞，最高速的經濟增長也會變得毫無意義。GDP主義主導下的經濟發展，經常本末倒置，破壞了社會，不僅增長不可持續，更會釀成巨大的社會危機。
本文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文章原題目為《鄭永年：拿什麼來拯救中國經濟》，載於《聯合早報》2020年4月21日，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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