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東方出版社《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
冷戰是中美聯合的一個最主要的動因。冷戰的結束後，中國在美國原有的大戰略中失去了合作的重要性。在克林頓政府期間,美國的對華政策由戰略合作轉向戰略對抗，如上所說，把其重點轉向了人權，武器出售，貿易逆差和環境保護等方面。而人權和環境保護等方面正是中國的弱項。無論從哪個角度說，中國不可能在這些方面以改變自身的方式向美國屈服，但合作是可能的。更要命的是臺灣問題。在許多美國人看來，從戰略的角度來說，美國沒有理由同意臺灣和中國大陸的統一，成為一個真正的“大中國”。在中國方面，主權問題是一個不可討論的問題。由於中國在這些方面的毫不妥協性，美國前助理國務卿洛德在20世紀90年代稱中國是美國過去二十五年中最不好對付的國家。但不管怎樣，中國必然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個重點。美國各界已經策劃了一個所謂的“和中國的長遠策略”。
從美國國內的政策爭論來看，冷戰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主要有以下幾種選擇：
第一，圍堵中國論。這種理論認為，中國的快速發展崛起使得中國在不遠的將來有可能成為一個地區霸權，甚至世界霸權，從而威脅美國在亞洲甚至國際利益。美國的戰略家們相信中國正在往這方面努力。如果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勢必威脅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儘管美國和日本也有各種摩擦，但它畢竟為美國的盟友。所以要組織來自中國的威脅，圍堵不失為上策。美國必須加強和日本的盟友關係。拉攏越南、俄國可能的力量圍堵中國。西方國家也必須停止和中國的高技術交往。總之，西方國家不應當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而犧牲長遠的戰略利益。
第二，亞洲權力平衡論。許多人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原來的和亞洲國家的外交關係的基礎已經瓦解。美國不應當繼續向亞洲國家提供任何安全和政治上的保護，尤其是日本。美國力量從亞洲的撤出既符合美國的利益，也符合亞洲的利益。亞洲國家之間會形成一種權力平衡。美國在亞洲的力量現在組織了日本、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局面的形成。美國所能做的就是在這些國家間活動，扮演權力平衡者的角色。所以美國應當中斷對日本的軍事政治承諾，還必須對中國實行強硬的政策，如和越南結盟，拒絕承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繼續和臺灣發展軍事政治關係等。
第三，牽制理論。這一策略的目的是要把中國拉入現城市結體系，迫使中國接受現行國際關係規則，在西方和美國人設置的構架內活動。這樣即使中國經濟發展了，也不致對西方和美國構成致命的威脅。中國崛起的唯一方法就是持續的經濟增長。而中國經濟的更高層次上的增長需要西方和美國的投資和技術。而中國接受西方經濟技術的前提是西方的價值觀和政治經濟制度。
第四，分離論。西方人對中國政體的分離性質是有相當認識的。中國歷史上也不是一直是統一的。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更使中國政體具有分離性。貌似強大的前蘇聯的解體更是使一部分西方人相信分離戰略的可行性。美國人現在不談論分離中國，是因為擔心中國的分離會造成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但在歐洲就有人認為，不管中國解體會對西方利益產生怎樣的負面效應，隨著中國的解體，“中國威脅論”也就一去不復返了，所以從長遠的觀點看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
第五，就事論事論。這是一種比較樂觀的看法。美國無需對中國政策作較大的變動。只需要修補以往的政策即可。就事論事。相反，美國政策如果有很大的變動，就會導致這一地區的不穩定。
第六，容納中國論或妥協論。這種戰略強調中國霸權崛起的必然性，要求美國和西方本身重新規定戰略利益和調整對華政策。西方和美國要漸漸地減少在亞洲的影響和實力，讓位於中國勢力。就是說，西方和美國必須容納中國這一未來的超級大國。一些學者認為無論西方和美國採取什麼樣的對華政策，中國或早或晚是要成為世界大國的。圍堵的方法實際上是反生產力的。美國和西方必須漸漸地容納中國，讓中國分享世界權力和這種權力所帶來的利益。亨廷頓認為，亞洲和平有兩種模式，一是權力平衡，二是霸權穩定。在冷戰時代，美國可以聯合中國共同對付蘇聯。冷戰的結束實際上增加了追究的權力和獨立性，但美國人認為中國已經失去了平衡蘇聯權力的重要性。而一些意識形態化的東西如人權竟成了中美關係的焦點。
圍堵中國論很顯然影響美國政府的實際決策。然而，圍堵中國論實際上是與美國的亞洲利益向背的。把中國經濟整合進東亞經濟體系是東亞國家所希望的，因為這能為東亞國家帶來莫大的利益。美國以孤立中國為目標的政策因此註定要失敗。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國。美國可以志滿氣驕，但日本人和朝鮮人卻不敢。對亞洲國家來說，圍堵中國只能使這一地區的穩定和經濟發展成為問題。現在當中國政府和人民在贏得真正的獨立後第一次致力於發展國內經濟和改善與鄰國的關係時，美國卻宣揚中國威脅和圍堵中國的論調。這隻能導致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從現實政策層面來說，美國對華策略不可能完全與上面提到的六種模式相吻合。更可能的是混合型的政策。但總體來說，美國對華的具體政策也取決於中國是如何對美國的政策作出反應。
閱讀更多 東方政經參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