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皓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
人類文化傳統中存在相當豐富的藝術圖像。19世紀開始的一系列考古發現，正是從古老的藝術品中——建築、碑刻、神像、雕塑、壁畫、金銀器、錢幣等——猜想、推論和解讀古文明的密碼和訊息。這些藝術圖像與文字文獻一樣，是知識的載體，更是思想的表達。以這些藝術圖像為主體，通過借鑑藝術史學家潘諾夫斯基開創的藝術圖像學的研究方法，解讀圖像中的法律主題及其蘊含的歷史和思想，是“法律思想與藝術圖像”專欄的初心。
目次
一、達維德畫作中的蘇格拉底
二、柏拉圖記述的蘇格拉底
三、哲學王的獻身與革命者的獻身
- 文章來源：人民法院報2020年3月13日
- 雅克·路易·達維德的《蘇格拉底之死》，創作於 1787 年，現藏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雅克·路易·達維德（1748-1825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傑出畫家，新古典主義美術的代表人物。
達維德畫作中的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之死這幅畫作，是法國畫家達維德的作品，它創作於1787年。1787年，法國在波旁王朝統治下的君主制受到不斷的思想解放運動、自由主義政治組織的衝擊，搖搖欲墜。新古典主義美學，借用古代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以回應這一時期思想和政治的變革，達維德正是新古典主義美學的代表人物。在達維德的畫作主題中，蘇格拉底成為藝術創作的主角，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當然， 我們知道，畫作主題並不是達維德選擇的，而是法國議會的一名律師委託其繪製，然而，達維德為這一歷史事件注入了新時代色彩的解讀。
藝術史資料對達維德以及新古典主義美術的一致評述是，這些創作的動因，不是為藝術而藝術，而是為宣傳某種道德。我們也可以比較達維德的一系列其他的畫作確認這一點。他創作於1785 年的《賀拉斯兄弟之誓》、於1789年攻陷巴士底獄數週後在沙龍展出的《侍從奉還布魯圖斯其子的屍體》、為紀念馬拉創作的《馬拉之死》，這些作品一致地表達了勇敢與犧牲的高貴品質，這些品質正是法國革命運動所倡導的道德思想。達維德本身也是革命派，他是國民議會的成員，並且在拿破崙執政後，成功地成為帝國的首席畫家。
達維德畫作《蘇格拉底之死》，描述了蘇格拉底就義當天的情節。黑色背景下，身穿白袍的蘇格拉底坐在光亮處，身邊圍繞著他的弟子、朋友，多是悲傷的神色。蘇格拉底面容平靜，右手伸向裝有毒藥的杯子，左臂彎曲指向天空，意喻他為了單純的、絕對的理念，可以平靜的、從容的接受死亡。蘇格拉底向上的手指彷彿點亮了黑暗、恐怖、冷峻的牢獄，在眾人的悲傷中，臨終的蘇格拉底平靜之中彷彿飽含著激情。
關於蘇格拉底形象的解讀，“最善良、最正直、最智慧的第一哲人”的形象，“殉道者”的形象，都源於柏拉圖所講述的蘇格拉底，或者說柏拉圖所相信的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就義當天，柏拉圖因為生病，沒有在場，達維德的畫作中卻出現了柏拉圖的形象：他身穿白袍，端坐在蘇格拉底床尾，低頭沉思。達維德在柏拉圖身下的石凳上簽名，解釋自己的創作靈感來源於柏拉圖。達維德把柏拉圖畫得和蘇格拉底一樣大，而不是像實際那樣比蘇格拉底小約30歲，而且，讓柏拉圖穿上與蘇格拉底同樣的白色袍子。
這些構思，並不是達維德的誤讀，恰恰是一個非常準確、巧妙並且深刻地對柏拉圖和蘇格拉底關係的理解和構思。達維德想要傳達的是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師承關係，同樣的年紀和服飾，給予學生同他的老師一樣的權威。除了晚年最後一部作品《法律篇》，柏拉圖其他24部對話集均以蘇格拉底為主要對話者。我們已經難以分清，對話中蘇格拉底的講述，到底是他的思想，還是柏拉圖自己的思想。
蘇格拉底述而不作，留下了三句格言，“美德即知識”“認識你自己”，以及圖中所繪的，也是蘇格拉底用自己的死去踐行的 “守法即正義”。將蘇格拉底作為鼓舞革命者為信仰和真理獻身的典範，好像為我們理解蘇格拉底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從感性的層面，革命意味著激情，意味著為信念流血犧牲。不過我們也需要細細分辨一下，作為一個著名的歷史事件、法律事件，蘇格拉底的死，與革命者獻身、犧牲是同樣的意思嗎？辨析這個問題，理解畫作中蘇格拉底的形象，需要我們回到歷史。
柏拉圖記述的蘇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春天，詩人邁雷託士、修辭學家賴墾、復辟民主政府中的政治家安匿託士控訴蘇格拉底慢神和蠱惑青年。蘇格拉底辯護自己沒有，但陪審團仍以280票對220票，宣告年已70歲的蘇格拉底有罪。審判官採用原告提議，判處蘇格拉底死刑。
蘇格拉底是枉死的。柏拉圖在《遊敘弗倫》中記述了蘇格拉底受審前，與宗教家遊敘佛倫的一番談話。遊敘弗倫因家僕的意外死亡，控告他的父親慢神，蘇格拉底就向他討教什麼是敬神，什麼是慢神。但遊敘弗倫的回答卻表明，他其實並不明瞭敬與慢的本質。雅典的宗教家尚且不明瞭敬神、慢神的本質，雅典普通民眾卻認定了蘇格拉底慢神的罪名。
相反，在柏拉圖和色諾芬的記述中，蘇格拉底常常獻祭，常常說是神明指教了他，說人是神預想的對象，人應當瞭解自己認識的侷限，不要誇耀，因為最有智慧的當屬神。蘇格拉底說，他不曾是任何人的老師，不曾傳授任何人知識，他只是像馬虻粘在馬上，刺激懶惰、遲鈍、肥大的馬，就像喚醒昏昏沉沉生活中的人，而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是神賦予自己的使命。
至於蘇格拉底蠱惑青年，有一種觀點認為，這個罪名實際出於政治目的。公元前406年，雅典對沒有出手援救生還者的海戰指揮官予以審判，蘇格拉底作為元老委員會成員，是唯一堅決反對不依法律而採用民主的方式進行集體審判的人。受他影響的朋友，有一些是反對民主政體的人，這些人參與了公元前404年推翻雅典民主政體的運動，其中包括克里底亞和阿爾西比亞德。但事實上，蘇格拉底從來沒有參與三十僭主的任何政治活動。柏拉圖和色諾芬也在多處文獻中（包括《會飲》、《斐德羅》），向世人說明，阿爾西比亞德的妄為與蘇格拉底沒有關係。
蘇格拉底並沒有犯罪，法律卻判他有罪。行刑前，他的朋友克力同已經為他打通關節，勸他逃走。蘇格拉底卻謝絕了，他拒絕逃脫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對“正義”的思考。蘇格拉底說，他一生都在思考什麼是正義， 什麼是不正義；未經雅典人釋放，擅自逃脫是踐踏和毀壞法律，是不正義；不可以以錯換錯，以惡報惡，他要言行一致，踐行正義。
在就義的當天，蘇格拉底與門徒最後的談話，仍然圍繞“正義”的問題。蘇格拉底說，他相信有絕對的公正、絕對的善、絕對的美，只有運用單純的、絕對的理智，才能尋找單純的、絕對的實質。如何運用單純的、絕對的理智呢？當靈魂憑肉體觀察的時候，就會帶入變化無定的境界，迷失方向；而靈魂獨自思考的時候，就進入純潔、永恆、不朽、不變的境界，因此，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就得甩掉肉體，用靈魂觀看。那麼，我們要求的智慧，要等死了才可能得到。
蘇格拉底因為守法而死，但卻是為了求得正義。為了求得正義而“服從”哪怕是不正義的法律，蘇格拉底的就義和革命者的就義（那種為實現正義而“顛覆”舊秩序的行為）其實是不同的意思。
哲學王的獻身與革命者的獻身
對於蘇格拉底之死的思考，對於什麼是正義的思考，構成了柏拉圖《理想國》的核心問題。
在蘇格拉底看來，正義存在於“主體”之中，有城邦的正義，個人的正義。城邦的正義是城邦內在的秩序，是由個體之間的優化組合構成的秩序。一個人的正義，也是人的內在秩序，即理智控制慾望和情感，就是個人的正義的狀態。個人的正義和城邦的正義具有對稱性。個人的正義得益於理性的控制， 城邦的正義也是如此。然而在現實中，每個人不會天然地認識自我，在社會中找到自己恰當的位置，因此，城邦正義的實現需要內在的某種控制力，正像個體靈魂中的理智控制慾望和情感一樣。柏拉圖在這裡引入了“哲學王”的概念，他認為，哲學王應當承擔實現城邦整體正義的責任。
理想國的統治者應當是真正的哲學家，因為真正的哲學家才能將城邦帶向正義、善和理想。為什麼只有哲學家有這樣的能力？因為哲學家通過理性的力量，不僅能夠看到“可見的世界”，而且可以看到“可知的世界”；而普通人只能通過感官感知“可見的世界”。柏拉圖所說的“可見的世界”就是洞穴之中的世界；“可知的世界”是洞穴之外的世界，哲學家就是從洞穴中逃出來的那些人，他在太陽下闖蕩，逐漸獲得了理念世界中的真理。
他本不必重回洞穴，但是理想國中的哲學家是個保持純真的初心、忘我執著的人。他回想起當初的穴居、那時候的智力水平、禁錮中的夥伴，於是憑著單純的自我慶幸和為夥伴們的遺憾，仍然回到了洞穴。他講述的外面世界的故事受到了嘲笑，被視為一個破壞現有秩序的怪人，被同伴殺掉。
如果說革命是實現正義和恢復秩序的行為，那麼洞穴哲學家的獻身，同革命者一樣，目的在於將舊秩序中受桎梏的人帶出，進入新的、真實的、善的世界。
柏拉圖在講述那個重回洞穴、失敗了、被殺掉的哲學家的時候，一定會想到他死去的老師蘇格拉底。擺脫桎梏的哲學家本不必重回洞穴，他重回洞穴是為了拯救被囚禁的同伴。不是所有真正的哲學家都願意承擔這種的責任：“看別人幹盡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終生不沾上不正義和罪惡，最後懷著良善的願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滿意足了。”大部分的哲學家是這樣的。但是，作為王的哲學家，需要某種為了整體而自我犧牲的責任。
洞穴版哲學王的統治沒有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哲學王統治的實現需要理性的土壤。哲學王的統治不是“管理”現實世界，而是帶領成員們走出洞穴，超越現實， 去“觀看”已經習以為常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只有那時，人們才會相信哲學家，服從他的帶引。
同洞穴故事一樣，我們不應當將柏拉圖的“哲學王”理解為一個真實存在的人， 不應當將柏拉圖的“哲學王統治”理解為“人治”。哲學王同樣是一個比喻，是城邦的理性的化身。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囚徒走出洞穴所看到的世界，是一個人人具備理性的世界。要人人具備理性，需要哲學王（理性）的教化和引領，因為他能夠帶來真實的認知和自由。在那個時候，當人人站在太陽下清晰的看到這個世界，看到自己的時候，就是哲學王統治實現的時候。我們可以說，哲學王的統治，就是理性的統治。
在這個層面上看，蘇格拉底的死具有革命的意義，具有宗教的救贖的意義。但是，我們不能將哲學家獻身、蘇格拉底之死的正義，理解為個體為群體犧牲的正義。城邦正義的實現，依賴於通過哲學王“喚醒”的個體正義的實現。如前所述，蘇格拉底的正義不是“關係”之中正義，而是主體內在的秩序；通過理性得出的是非判斷，是對“事”的正義，而不是對“人”的正義。哲學家的獻身，根本原因仍然出於哲學家自身，他為了踐行“知識和信念”。
有人說，晚年的柏拉圖因為敘拉古的政治失敗，放棄了理想國、哲學王的構想，開始認識到法律在現實中的重要作用，將哲學王的統治現實化為法律的統治，從“人治”發展為“法治”。然而，通過我們對蘇格拉底之死和柏拉圖正義學說的解讀，我們在其中看到了柏拉圖學說的一致性，也看到了《理想國》中西方法治的萌芽。它不是如何與現代法治精神相一致的那些規範和原則，而是構成西方法治傳統——相信存在高於現實世界的另一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只有通過理性能夠看見，它能夠幫助人識別現實世界；強調人和國家的正義內在於主體自身，而不是關係之中；人對正義之事的執著，表現為那種從世俗桎梏中解放，進入理念中的世界，陷入的“巴庫斯的沉醉”而忘我，是自我從舊秩序中走出，通過理念建立新秩序的“自我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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