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因為教育與文化不普及的緣故，學醫者甚少，再加上中國“古代醫學”都是中醫，有著嚴格的“傳播限制”。有唐一代，快速的農業增長，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就催使“醫療”行業迅速發展，從服務於宮廷朝堂“官醫”，到民間普遍傳遞的“藥方”，大量出現。這樣一來，唐代的醫療資源要遠比以往的時代豐富得多，從中央到地方，城市到鄉鎮，都有專門的“醫療站點”來服務人民百姓，而且在地方上，“醫療學習”對平民百姓的打開程度很高，成為“醫者”的渠道多了起來。這樣一來，盛唐時期的醫療就形成良性的循環，真正做到了平常人們生活裡：醫有所學，疾有所愈。
平民百姓的“醫療機構”（一）
古代社會里，平民百姓是社會的主要部分，但一直也是醫療資源最缺乏的群體。不過唐代是從隋代平穩過渡而來，因此大量醫學成果仍然保存，所以完善的醫療體系很快建立起來，相應的地方“醫療”制度也同樣具備普及的條件。
唐代的地方單位是“州”，而州也有相應被允許開設的“醫院”。唐代基層“醫院”的本質是“學醫”和“救病”結合在一起，州級醫療機構的醫生不一定是中央派遣而來，大部分是從當地的“醫生”群體中召集而來，形成集中且合理的醫療組織，為百姓服務。所以，唐代地方一級的百姓，若是有著“偏方”難以治癒的疾病，趕到州級“醫院”就可以獲得救治。而唐代《醫疾令》中，對這類制度的描述是：“諸鎮戍、防人以上有疾患者,州量遣醫師救療。若醫師不足，軍人百姓內有解醫術者，隨便遣療”。所以從《醫疾令》的補充裡可以看出，唐代地方百姓不僅是可以自主上門“求醫”，在特定的情況下，例如正在執行勞役的百姓，還可以獲得“派遣救治”的幫助，而且唐代對民間擁有醫術者的態度也是寬鬆的，這樣一來，就建立了在百姓群體內的“醫療循環”，不再限制民間善醫者救治病人，如此情況下，唐代地方的醫療資源被充分利用，逐漸緩解緊張的醫療氛圍。
唐代地方“醫院”的主要人員身份也非常特別，他們並不僅是專管治療一事的醫生，也同樣是地方“醫學院”的老師。地方醫院由“醫學博士”、“醫學助教”組成，他們在龐大的醫療任務中，往往充當的是指揮任務，因此據《唐律疏議》和《舊唐書》的記載，州級的“醫學博士”大概僅有十餘人，這也註定了他們需要向外擴張，吸納民間人才，並且培養，由此建立完善的醫療體系。以醫療和教育結合，作為平時唐代百姓的治癒所。
一、注重長期培養，建立醫療自循環
唐代將“醫學”和“藥學”分開，但在地方上，醫療和醫療教育卻是緊緊結合，不過對於唐代緊張的資源來講，這樣一體化的制度，反而是對百姓有著無比積極的正面幫助。唐代《醫疾令》裡，既反應了民間稀缺的醫療資源，但也同樣給予解決方式，州級醫生可以通過培訓上崗，他們在充當醫生的同時，也依舊是太醫機構的學生，歸“太醫署”管理，他們每年都有相應的考核，長期以來，就形成了發達的醫療培養制度。而成為地方醫學博士的百姓，都是九品的官級，屬於“士族”的範疇，這對民間學醫的鼓勵是極大的。
二、積極接受“民間土方”
隋唐時期，中央對“藥方”的限制很嚴格，太醫們開出的藥方，必須是規定和官方認同的，不允許自主改動。但在地方上，朝廷對於“民間土方”卻沒有限制，《醫疾令》有言：“諸州博士教授醫方，及生徒課業年限，並準太醫署教習法。其餘雜療，行用有效者，亦兼習之。”。由此可見，地方官方的醫療機構除了可以傳播醫學知識，收取學生外，也同樣接受民間的“土方”、“偏方”，只要行之有效，便是可取，學生們在學習“太醫署”的知識之外，也同樣可以學習“民間醫法”並且形成官方形式，這對唐朝的醫療力量是有著巨大的補充作用。
三、勞役與軍隊的主要後勤醫療組織
唐朝疆域遼闊，除卻地方百姓之外，地方勞役者和邊疆守護的軍隊，也同樣是醫療資源稀缺的群體。地方州級醫院有個特點那即是，對於服勞役患病者，亦或是軍隊或病者都有提前治療，醫生主動前往救治的服務享受，這對於唐代政治而言，是有效的“後勤維穩”，也是給予基層職能者提高福利，唐代大多數勞役者和邊防人員都是編制外，所以地方級別的醫院，也同樣是基層維穩的重要機構。
平民百姓的“醫療物資”（二）
醫療，除了核心的醫術，醫療的藥物也同樣關鍵。從識藥，到分藥，製藥，這都是一系列複雜的知識過程，唐朝政府把眾多有效的藥材種植在民間，也即是遠離長安城的地方單位，不過這樣也有著一定的好處，那即是，藥材對於百姓來說，有著“預先使用”的便利，百姓們無需自己尋藥，醫院會到相應的藥田採取藥物，給予百姓使用，這大大降低了百姓的藥材獲得難度。
從地方醫院的“醫生培養”，擴大了醫療團隊的基數，再到醫療藥物便捷的獲得渠道，由此組成完善的醫療機制，唐《醫疾令》有言：“諸州於當土所出，有藥草堪療疾者，量差雜職、防人，隨時收採，豫合傷寒、時氣、瘧痢、瘡腫等藥。部內有疾患者，隨須給之”。所以百姓們對於大型疾病，或是常見的疾病，可解決性極高，唐朝政府也不會過度封建迂腐，在人性化的角度來說，是遵守了“生命價值”的原則。因為全國所有的政府藥田，理論上是成熟後即刻送往太常寺或是中央保存，而且唐代對藥材的管控也是十分嚴格，更甚於鹽的管理，所以在對待百姓的資料物資的分配上，可見唐朝政府的處理是柔軟的，也為百姓提供了厚重的保障，不至於濫用偏方，或是導致民間疾病肆虐。
除了地方藥材自取用以外，中央還會對出現流行病的地方實行撥送物資給予幫助。中央太常寺就是這一輸送的主要機構，平常運送到中央的藥物，其性質與“糧儲”的意義是一樣，同於大型的“賑災”，還有修復工作，儲備藥材的同理，即是對於突發疾病，實行迅速控制和消滅，對基層百姓的生命安全起到了充分的責任保證。
物資配合體系的效用
藥材使用的自主性，使唐朝地方“醫療”起到了巨大的疊加效果。如唐太宗在位年間，就曾發生過數次民間疫情，較大的一次當屬貞觀十六年的“五州疫情”，谷、涇、徐、戴、虢五個地方發生大型擴散疫情，傷亡人數十分之多，因為在太宗時，地方“醫院”還未曾完善建立，於是面對這類情況，主要的醫療人員就由朝廷派遣，到達地方後，所用藥物，即是由朝廷從太常寺倉儲內取出以及地方自採得來的。
這樣高效的組合效率，令疫情得到快速解決，而根據太宗年間的這項案例，也發現了地方置相應醫療機構的重要性，於是開元年的《醫疾令》就對此進行了地方醫療力量的分配，而關於地方藥材的取用，其高度的自主性，也是來源於唐朝政府對於大型疾病到來時給予高度的自主行動權。由此，在後來的唐文宗、唐德宗還有唐宣宗年間的大型民間疫情，都得到快速控制，以至於制度和賑災系統完善的唐朝，從開國到消亡，都不曾發生國家性的疾病擴散，這得益於發達有效的醫療方法，也離不開合理的醫療機構的輔助。
民間偏方與巡醫制度（三）
除了朝廷助力還有地方醫療機構之外，民間的“藥湯”偏方，也同樣是百姓治療疾病的一種主要方式。唐代的藥物善以“藥湯”的方式呈現，一為飲，二為泡，而關於飲，唐代最主要的治療方式就是“飲子”。
《太平廣記》中有曾對長安的一處售賣“藥湯”的商戶進行描述：“有一家於西市賣飲子。用尋常之藥，不過數味，亦不閒方脈，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千種之疾，即是誇張的說法，但也不難反映出這類偏方的高效性，用尋常之藥，治大量疾病，這為官方醫療的壓力起到了巨大的緩解作用，而這也是以“飲子”的方式售賣，沒有固態藥物複雜的食用步驟，也沒有針法的繁瑣，以湯為藥，治癒的效率也同樣提高。那麼除了民間偏方以外，唐朝廷還有一項“巡醫”制度，早期本是應對大型病情，到了後來，逐漸變成了常態。
因為地方醫療水平和京城的水平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所以唐朝廷會定期派遣太醫巡遊地方，定期排查有了苗頭的疫情或大型疾病，這也相當於定期的“抽樣體檢”，不同的只是，百姓不用主動上門。這也大大增加了流行疾病傳播信息的獲得速度，反映了唐朝政府對於天下百姓的客觀重視。
結語：
唐代的基層醫療意識可見是十分高的，即便受到時代水平的影響，可對於人性化的管理機制，唐代都完善得非常全面。先是地方醫療力量的派遣，再到醫療物資的傾斜，最後納入民間“偏方”用於補充，從各大方面，唐朝都以可用的力量來完成醫療體系的建造，充分保證了唐代百姓的生命安全，而“基層無醫”的情況也沒有再出現。所以繼承了南北朝、隋朝時期優秀的醫療知識的唐代，其主要的貢獻在於執行機構的搭建，兩者全面且貼切的結合，才造就了盛世的大唐。
參考史料：《唐會要》《資治通鑑》《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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