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因为教育与文化不普及的缘故，学医者甚少，再加上中国“古代医学”都是中医，有着严格的“传播限制”。有唐一代，快速的农业增长，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就催使“医疗”行业迅速发展，从服务于宫廷朝堂“官医”，到民间普遍传递的“药方”，大量出现。这样一来，唐代的医疗资源要远比以往的时代丰富得多，从中央到地方，城市到乡镇，都有专门的“医疗站点”来服务人民百姓，而且在地方上，“医疗学习”对平民百姓的打开程度很高，成为“医者”的渠道多了起来。这样一来，盛唐时期的医疗就形成良性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平常人们生活里：医有所学，疾有所愈。
平民百姓的“医疗机构”（一）
古代社会里，平民百姓是社会的主要部分，但一直也是医疗资源最缺乏的群体。不过唐代是从隋代平稳过渡而来，因此大量医学成果仍然保存，所以完善的医疗体系很快建立起来，相应的地方“医疗”制度也同样具备普及的条件。
唐代的地方单位是“州”，而州也有相应被允许开设的“医院”。唐代基层“医院”的本质是“学医”和“救病”结合在一起，州级医疗机构的医生不一定是中央派遣而来，大部分是从当地的“医生”群体中召集而来，形成集中且合理的医疗组织，为百姓服务。所以，唐代地方一级的百姓，若是有着“偏方”难以治愈的疾病，赶到州级“医院”就可以获得救治。而唐代《医疾令》中，对这类制度的描述是：“诸镇戍、防人以上有疾患者,州量遣医师救疗。若医师不足，军人百姓内有解医术者，随便遣疗”。所以从《医疾令》的补充里可以看出，唐代地方百姓不仅是可以自主上门“求医”，在特定的情况下，例如正在执行劳役的百姓，还可以获得“派遣救治”的帮助，而且唐代对民间拥有医术者的态度也是宽松的，这样一来，就建立了在百姓群体内的“医疗循环”，不再限制民间善医者救治病人，如此情况下，唐代地方的医疗资源被充分利用，逐渐缓解紧张的医疗氛围。
唐代地方“医院”的主要人员身份也非常特别，他们并不仅是专管治疗一事的医生，也同样是地方“医学院”的老师。地方医院由“医学博士”、“医学助教”组成，他们在庞大的医疗任务中，往往充当的是指挥任务，因此据《唐律疏议》和《旧唐书》的记载，州级的“医学博士”大概仅有十余人，这也注定了他们需要向外扩张，吸纳民间人才，并且培养，由此建立完善的医疗体系。以医疗和教育结合，作为平时唐代百姓的治愈所。
一、注重长期培养，建立医疗自循环
唐代将“医学”和“药学”分开，但在地方上，医疗和医疗教育却是紧紧结合，不过对于唐代紧张的资源来讲，这样一体化的制度，反而是对百姓有着无比积极的正面帮助。唐代《医疾令》里，既反应了民间稀缺的医疗资源，但也同样给予解决方式，州级医生可以通过培训上岗，他们在充当医生的同时，也依旧是太医机构的学生，归“太医署”管理，他们每年都有相应的考核，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发达的医疗培养制度。而成为地方医学博士的百姓，都是九品的官级，属于“士族”的范畴，这对民间学医的鼓励是极大的。
二、积极接受“民间土方”
隋唐时期，中央对“药方”的限制很严格，太医们开出的药方，必须是规定和官方认同的，不允许自主改动。但在地方上，朝廷对于“民间土方”却没有限制，《医疾令》有言：“诸州博士教授医方，及生徒课业年限，并准太医署教习法。其余杂疗，行用有效者，亦兼习之。”。由此可见，地方官方的医疗机构除了可以传播医学知识，收取学生外，也同样接受民间的“土方”、“偏方”，只要行之有效，便是可取，学生们在学习“太医署”的知识之外，也同样可以学习“民间医法”并且形成官方形式，这对唐朝的医疗力量是有着巨大的补充作用。
三、劳役与军队的主要后勤医疗组织
唐朝疆域辽阔，除却地方百姓之外，地方劳役者和边疆守护的军队，也同样是医疗资源稀缺的群体。地方州级医院有个特点那即是，对于服劳役患病者，亦或是军队或病者都有提前治疗，医生主动前往救治的服务享受，这对于唐代政治而言，是有效的“后勤维稳”，也是给予基层职能者提高福利，唐代大多数劳役者和边防人员都是编制外，所以地方级别的医院，也同样是基层维稳的重要机构。
平民百姓的“医疗物资”（二）
医疗，除了核心的医术，医疗的药物也同样关键。从识药，到分药，制药，这都是一系列复杂的知识过程，唐朝政府把众多有效的药材种植在民间，也即是远离长安城的地方单位，不过这样也有着一定的好处，那即是，药材对于百姓来说，有着“预先使用”的便利，百姓们无需自己寻药，医院会到相应的药田采取药物，给予百姓使用，这大大降低了百姓的药材获得难度。
从地方医院的“医生培养”，扩大了医疗团队的基数，再到医疗药物便捷的获得渠道，由此组成完善的医疗机制，唐《医疾令》有言：“诸州于当土所出，有药草堪疗疾者，量差杂职、防人，随时收采，豫合伤寒、时气、疟痢、疮肿等药。部内有疾患者，随须给之”。所以百姓们对于大型疾病，或是常见的疾病，可解决性极高，唐朝政府也不会过度封建迂腐，在人性化的角度来说，是遵守了“生命价值”的原则。因为全国所有的政府药田，理论上是成熟后即刻送往太常寺或是中央保存，而且唐代对药材的管控也是十分严格，更甚于盐的管理，所以在对待百姓的资料物资的分配上，可见唐朝政府的处理是柔软的，也为百姓提供了厚重的保障，不至于滥用偏方，或是导致民间疾病肆虐。
除了地方药材自取用以外，中央还会对出现流行病的地方实行拨送物资给予帮助。中央太常寺就是这一输送的主要机构，平常运送到中央的药物，其性质与“粮储”的意义是一样，同于大型的“赈灾”，还有修复工作，储备药材的同理，即是对于突发疾病，实行迅速控制和消灭，对基层百姓的生命安全起到了充分的责任保证。
物资配合体系的效用
药材使用的自主性，使唐朝地方“医疗”起到了巨大的叠加效果。如唐太宗在位年间，就曾发生过数次民间疫情，较大的一次当属贞观十六年的“五州疫情”，谷、泾、徐、戴、虢五个地方发生大型扩散疫情，伤亡人数十分之多，因为在太宗时，地方“医院”还未曾完善建立，于是面对这类情况，主要的医疗人员就由朝廷派遣，到达地方后，所用药物，即是由朝廷从太常寺仓储内取出以及地方自采得来的。
这样高效的组合效率，令疫情得到快速解决，而根据太宗年间的这项案例，也发现了地方置相应医疗机构的重要性，于是开元年的《医疾令》就对此进行了地方医疗力量的分配，而关于地方药材的取用，其高度的自主性，也是来源于唐朝政府对于大型疾病到来时给予高度的自主行动权。由此，在后来的唐文宗、唐德宗还有唐宣宗年间的大型民间疫情，都得到快速控制，以至于制度和赈灾系统完善的唐朝，从开国到消亡，都不曾发生国家性的疾病扩散，这得益于发达有效的医疗方法，也离不开合理的医疗机构的辅助。
民间偏方与巡医制度（三）
除了朝廷助力还有地方医疗机构之外，民间的“药汤”偏方，也同样是百姓治疗疾病的一种主要方式。唐代的药物善以“药汤”的方式呈现，一为饮，二为泡，而关于饮，唐代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饮子”。
《太平广记》中有曾对长安的一处售卖“药汤”的商户进行描述：“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入口而愈”。千种之疾，即是夸张的说法，但也不难反映出这类偏方的高效性，用寻常之药，治大量疾病，这为官方医疗的压力起到了巨大的缓解作用，而这也是以“饮子”的方式售卖，没有固态药物复杂的食用步骤，也没有针法的繁琐，以汤为药，治愈的效率也同样提高。那么除了民间偏方以外，唐朝廷还有一项“巡医”制度，早期本是应对大型病情，到了后来，逐渐变成了常态。
因为地方医疗水平和京城的水平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所以唐朝廷会定期派遣太医巡游地方，定期排查有了苗头的疫情或大型疾病，这也相当于定期的“抽样体检”，不同的只是，百姓不用主动上门。这也大大增加了流行疾病传播信息的获得速度，反映了唐朝政府对于天下百姓的客观重视。
结语：
唐代的基层医疗意识可见是十分高的，即便受到时代水平的影响，可对于人性化的管理机制，唐代都完善得非常全面。先是地方医疗力量的派遣，再到医疗物资的倾斜，最后纳入民间“偏方”用于补充，从各大方面，唐朝都以可用的力量来完成医疗体系的建造，充分保证了唐代百姓的生命安全，而“基层无医”的情况也没有再出现。所以继承了南北朝、隋朝时期优秀的医疗知识的唐代，其主要的贡献在于执行机构的搭建，两者全面且贴切的结合，才造就了盛世的大唐。
参考史料：《唐会要》《资治通鉴》《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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