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7/5王夢鷗和徐君藩親筆信
廈門大學圖書館舉辦的《鄭道傳教授/陳兆璋教授伉儷贈書展》中展出了臺灣政治大學教授、廈門大學老校長薩本棟的秘書王夢鷗先生(1907-2002)和福建師範大學教育系徐君藩教授的親筆信各一封，這兩封信涉及到了同一件歷史往事，既王夢鷗先生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創作的歷史話劇《燕市風沙錄》。
1995年88歲的王夢鷗從臺北來信請家父鄭道傳（1919-2002）為他辦一件急事：臺北的大學生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擬重排王夢鷗當年在廈門大學創作的歷史話劇《燕市風沙錄》，但全臺灣居然找不到劇本。王當年匆匆赴臺，許多舊作早已遺失。王說他記得廈門大學的圖書館有這本書，希望還能找到，並將其複印快件發往臺北。
抗戰時期廈大學生演出的話劇在長汀影響極大，鄭朝宗在《汀州雜憶》中寫道：“山城看不到電影，那一時期演話劇成為一時風尚，廈大師生頗有一些擅長此藝，他們演出了許多中外名劇……長汀人對話劇也感興趣，每逢演出，他們輒扶老攜幼，蜂擁而來，座無虛席。”廈大1945屆校友鮑光慶在《長汀時期的廈大劇社》回憶道：“在廈大我還演過由於伶編劇、王夢鷗導演的《杏花春雨江南》；由王夢鷗編劇導演的《燕市風沙錄》（楊思文演主角文天祥）；還和朱植梅合演過《放下你的鞭子》……”廈大1947屆校友蘇仁驪在《汀州劇壇瑣憶》一文中寫道“最令我難忘的是1944年‘三八’婦女節演出的巴金原作曹禺改編的《家》和楊村彬編劇的《清宮外史》，……王夢鷗老師是我們的總顧問，分幕自導自排，再由總顧問復排……那時劇運風起雲湧，先後有機電系的《欽差大臣》、《燕市風沙錄》，教育系的《萬世師表》，法律系的《人為財死》等演出”。以上兩文均發表在廈門大學1947級的級友刊物《同窗行》總第7期上（廈門大學的校友1949年前的將畢業的年份稱為“級”，1949年後的則將畢業年份稱為“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期刊物還發表了一張1944年廈大劇團演出《家》的全體演員合影的珍貴照片，我在照片裡找到了姚一葦和鄭道傳，他倆可能是作為後臺的劇務參加的，照片中還有薩本棟校長七歲的兒子薩支唐，他在劇中扮演了鑽在新房床底下的小孩。
不過現在回過頭來審視廈大師生當時的話劇運動，眾多劇目中意義最大的應該還是《燕市風沙錄》，據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研究海峽兩岸文學淵源的朱雙一教授介紹，王夢鷗當時在很艱苦的條件下，為廈大學生寫了三部話劇《紅心草》、《命運之花》和《燕市風沙錄》，有時甚至是蹲在防空洞渾濁的空氣中寫成的。三部話劇全都是抗日題材的，可見王夢鷗的匠心、愛心與苦心，以及一顆拳拳的愛國之心！至於王夢鷗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中為大學生創作的劇本藝術水準如何，我查到了當時在陪都重慶的民國政府的話劇評獎公告：“1943年以後評獎改按年度進行，仍由教育部主持，聘請有關人員組成‘優良劇本審查獎勵委員會’，從當年發表或演出過的劇本中遴選。該項評獎統共搞過兩屆，共有21部話劇獲獎。1943年度(1——10月)獲獎劇目為：老舍、趙清閣《桃李春風》，於伶《杏花春雨江南》，姚蘇鳳《之子于歸》，沈浮《金玉滿堂》，王夢鷗《燕市風沙錄》，吳祖光《正氣歌》，王進珊《日月爭光》，郭沫若《南冠草》，陳銓《無情女》，陳白塵《大地黃金》，曹禺《蛻變》，王平陵《情盲》，李慶華《春到人間》，共13種，全是話劇。”獲獎者中名家雲集，我們廈大王夢鷗先生業餘創作的《燕市風沙錄》躋身其間，可見其沉甸甸不凡的分量！也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半個多世紀後臺北市的大學生才擬定重排《燕市風沙錄》。至於臺灣當代年輕的學子們何以知道廈門大學有這麼一部不朽的抗日名劇被深埋在歷史的風沙下？是王夢鷗先生自己的披露嗎？這似乎不大可能，先生為人謙虛謹慎，一貫低調，況且他老人家離開廈大後轉向禮學與文藝美學的研究，不再進行任何戲劇創作。王夢鷗當時寫戲的出發點非常明確，為他所熱愛的學生，為他所供職的廈門大學，為他遭侵略受蹂躪的祖國。抗戰勝利後他離開廈大，他隨即把他如櫞的戲劇創作之筆束之高閣也是順理成章的。我想這重提《燕市風沙錄》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姚一葦先生，可能是他向臺北市的大學生們鄭重推薦的，也許只有他才具備這樣的眼光、情感、分量與地位：當年姚是《燕市風沙錄》默默無聞後臺人員，去臺灣後卻創作出《紅鼻子》等十幾部名劇，有“臺灣的曹禺”一譽，稱他為臺灣現代話劇的祖鼻與泰斗也絕不為過。廈大長汀校友中，姚一葦是繼他的王夢鷗老師之後，又一個業餘寫劇本的天才，且青出於藍勝於藍。姚的推薦自然是一言九鼎了！當然斯人都已故去，這僅僅是我美好的合乎情理的推想，但不管怎麼說，承傳接遞這一歷史劇本的重任竟然義不容辭地落到了我們家裡！
接到父親的電話，我立即到學校圖書館，真的很幸運，一下就在卡片櫃查找到了《燕市風沙錄》的書卡！廈大圖書館的舊書保藏得很好是有其特殊的歷史原因，1945年抗戰勝利後，廈大從長汀遷返廈門，鑑於運輸的困難，大部分圖書留在長汀，而後由於內戰，而後由於廈門金門的炮火不斷以及文化大革命，這些幸運的老書一直到春暖花開的1979年才得以完全運回廈大。我興沖沖地下到書庫，可結果怎麼樣也找不到這本書，它前後卡片上的老書都在，偏偏就它沒了蹤影！
父親滿臉愁容，陷入了沉思，我也像作錯了事情一樣無奈無言地站在一邊。當時王夢鷗的大兒子在南京，王把此任委託鄭道傳，顯然有更高的期待。事後父親與母親兩人商談了很久，當時的情況是，我與母親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瞎子父親的秘書，母親主內我主外，母親和父親是在長汀廈大校園的文學社團“筆會”相識相知相戀的，同時也是《燕市風沙錄》演出的歷史見證人，父親在他的回憶文章《長汀廈門大學的“筆會”和“詩與木刻社”》（收入徐君藩等主編的《福州文壇回憶錄》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1993年版）中寫道：“‘廈大劇社’是校內著名文藝團體之一，曾演出《北京人》、《原野》、《銳變》、《家》及《燕市風沙錄》等巨型話劇，其演出的宣傳工作就是全部由‘筆會’承擔。”
瞎子父親向來有情有義，這個決不言棄的盲人心裡總是亮堂堂的，儘管書海茫茫，大海撈針，他知道這根“針”可能存在的落角，進而一摸再摸！我不知道父親和母親為尋找這部抗戰時期出版的劇本《燕市風沙錄》寫了多少信打了多少電話，我只知道數週之後，一部複印得清整素淨清晰無缺的《燕市風沙錄》掛號寄到了我們家的信箱——廈門大學101號郵政信箱，寄件人是福建師範大學的徐君藩教授。父親大喜過望，要我立即航空掛號轉寄臺灣王夢鷗先生，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王的信址是“臺北木柵一支341信箱”。在轉寄的當頭，我忍不住草草瀏覽了一下劇本的內容，大致是講文天祥被捕大義凜然，義士謀劃營救未果，顯然劇作者意在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激發國人抗日殺敵，為國盡忠。書中還有舞臺佈置設計的草圖多幅，估計也是出自劇作者的手筆。
我現在無從想像徐君藩教授是如何奇蹟般地找到《燕市風沙錄》，他應該不大可能輕而易舉地從福建師大圖書館獲得，因為我清楚地知道該校在文革中期曾被撤消，師資被強行壓成一個教育系併入廈門大學，圖書資料和教學儀器都遭到嚴重毀損。此刻為撰寫此文我幾經搜索，對徐君藩前輩有了大致的認知：福建著名教育家和編輯家、福建師範大學教育系主任，早在1936年就曾與人合著《課外活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抗戰時在永安主編《現代青年》，晚年參與主編《福州詩文選》、《兩岸故人集》等分量很重的文集，曾約鄭道傳撰寫抗戰時期廈門大學學生“筆會”社團活動的回憶。我推測父親與徐的關係應該就是在抗戰時期建立的，是一個文學青年與一個文學編輯的關係，而且關係不淺。因為我記得父母親在接到徐的複印書稿後曾為複印費的問題發生爭執，父親認為覆信言謝便可，另找機會答謝，如果把那區區十幾元的複印費寄回恐怕會傷了朋友的心。母親則認為人家為你辦事還要貼錢，情理上說不過去，匯錢時可佯稱複印費已經報銷。
王夢鷗在收到《燕市風沙錄》的劇本複印件後大喜過望，立即親筆分別給鄭道傳和徐君藩寫信致謝，徐君藩在收到王夢鷗的信件後很是感動，於是在1996年的7月24日致信鄭道傳分享感動，並附上王夢鷗親筆信的複印件。王在信中發出了“人生苦短”的哀嘆。
在海峽兩岸為一部塵封多年的抗日曆史名劇《燕市風沙錄》的復出而搜腸刮肚，本身就是一個佳話，同時也是兩岸文化老人一次與生命規律的賽跑：此事過後的一年多，徐君藩教授在福州病逝，鄭道傳教授在廈門中風，記憶嚴重受損，但鄭、徐兩老無愧於人生的最後階段，聯手完成了《燕市風沙錄》的越海遞交。至於《燕市風沙錄》在臺灣上演的情況，暫不清楚。但臺灣的“時報文化出版社”在1995年12月出版了王夢鷗的《中國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一書，其中收入了《燕市風沙錄》，該劇的光榮復出重見天日是確切無疑的了！該書的主編為臺灣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林明德教授，林在序言裡進一步肯定了王夢鷗劇作對抗戰的貢獻，他寫道：“創作方面，分戲劇與傳記，前者又以三幕劇為主，例如：《紅心草》、《生命之花》、《燕市風沙錄》與《烏夜啼》，後者即《文天祥》一種。這些創作均完成於抗戰期間，對國民不無鼓舞作用，顯然是知識分子參與抗戰後援會的實際表現。”
抗日歲月廈門大學在長汀的表現可歌可泣，是一曲響徹雲天的教育救國的凱歌。廈大劇團在長汀的表現可圈可點，其中廈大師生自編自導自演的《燕市風沙錄》星光璀璨，我們應該在廈門大學的校史上、中國文藝抗日史上，乃至中國的話劇史上，為它補記上這熱血沸騰的一筆！
如今上述的王夢鷗、姚一葦、鄭道傳（既家父）和徐君藩等四位教授都已經先後去世了，睹信思人感慨萬端，這是書信文化的力量，這是文字傳承的魅力，遺憾的是這些書信的信封卻是殘缺的，因為集郵，我總是迫不及待地把信皮上的郵票剪下來，造成這些歷史書信的殘缺，這是遺憾，也是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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