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7/5王梦鸥和徐君藩亲笔信
厦门大学图书馆举办的《郑道传教授/陈兆璋教授伉俪赠书展》中展出了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厦门大学老校长萨本栋的秘书王梦鸥先生(1907-2002)和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系徐君藩教授的亲笔信各一封，这两封信涉及到了同一件历史往事，既王梦鸥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创作的历史话剧《燕市风沙录》。
1995年88岁的王梦鸥从台北来信请家父郑道传（1919-2002）为他办一件急事：台北的大学生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拟重排王梦鸥当年在厦门大学创作的历史话剧《燕市风沙录》，但全台湾居然找不到剧本。王当年匆匆赴台，许多旧作早已遗失。王说他记得厦门大学的图书馆有这本书，希望还能找到，并将其复印快件发往台北。
抗战时期厦大学生演出的话剧在长汀影响极大，郑朝宗在《汀州杂忆》中写道：“山城看不到电影，那一时期演话剧成为一时风尚，厦大师生颇有一些擅长此艺，他们演出了许多中外名剧……长汀人对话剧也感兴趣，每逢演出，他们辄扶老携幼，蜂拥而来，座无虚席。”厦大1945届校友鲍光庆在《长汀时期的厦大剧社》回忆道：“在厦大我还演过由于伶编剧、王梦鸥导演的《杏花春雨江南》；由王梦鸥编剧导演的《燕市风沙录》（杨思文演主角文天祥）；还和朱植梅合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厦大1947届校友苏仁骊在《汀州剧坛琐忆》一文中写道“最令我难忘的是1944年‘三八’妇女节演出的巴金原作曹禺改编的《家》和杨村彬编剧的《清宫外史》，……王梦鸥老师是我们的总顾问，分幕自导自排，再由总顾问复排……那时剧运风起云涌，先后有机电系的《钦差大臣》、《燕市风沙录》，教育系的《万世师表》，法律系的《人为财死》等演出”。以上两文均发表在厦门大学1947级的级友刊物《同窗行》总第7期上（厦门大学的校友1949年前的将毕业的年份称为“级”，1949年后的则将毕业年份称为“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期刊物还发表了一张1944年厦大剧团演出《家》的全体演员合影的珍贵照片，我在照片里找到了姚一苇和郑道传，他俩可能是作为后台的剧务参加的，照片中还有萨本栋校长七岁的儿子萨支唐，他在剧中扮演了钻在新房床底下的小孩。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审视厦大师生当时的话剧运动，众多剧目中意义最大的应该还是《燕市风沙录》，据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海峡两岸文学渊源的朱双一教授介绍，王梦鸥当时在很艰苦的条件下，为厦大学生写了三部话剧《红心草》、《命运之花》和《燕市风沙录》，有时甚至是蹲在防空洞浑浊的空气中写成的。三部话剧全都是抗日题材的，可见王梦鸥的匠心、爱心与苦心，以及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至于王梦鸥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中为大学生创作的剧本艺术水准如何，我查到了当时在陪都重庆的民国政府的话剧评奖公告：“1943年以后评奖改按年度进行，仍由教育部主持，聘请有关人员组成‘优良剧本审查奖励委员会’，从当年发表或演出过的剧本中遴选。该项评奖统共搞过两届，共有21部话剧获奖。1943年度(1——10月)获奖剧目为：老舍、赵清阁《桃李春风》，于伶《杏花春雨江南》，姚苏凤《之子于归》，沈浮《金玉满堂》，王梦鸥《燕市风沙录》，吴祖光《正气歌》，王进珊《日月争光》，郭沫若《南冠草》，陈铨《无情女》，陈白尘《大地黄金》，曹禺《蜕变》，王平陵《情盲》，李庆华《春到人间》，共13种，全是话剧。”获奖者中名家云集，我们厦大王梦鸥先生业余创作的《燕市风沙录》跻身其间，可见其沉甸甸不凡的分量！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半个多世纪后台北市的大学生才拟定重排《燕市风沙录》。至于台湾当代年轻的学子们何以知道厦门大学有这么一部不朽的抗日名剧被深埋在历史的风沙下？是王梦鸥先生自己的披露吗？这似乎不大可能，先生为人谦虚谨慎，一贯低调，况且他老人家离开厦大后转向礼学与文艺美学的研究，不再进行任何戏剧创作。王梦鸥当时写戏的出发点非常明确，为他所热爱的学生，为他所供职的厦门大学，为他遭侵略受蹂躏的祖国。抗战胜利后他离开厦大，他随即把他如橼的戏剧创作之笔束之高阁也是顺理成章的。我想这重提《燕市风沙录》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姚一苇先生，可能是他向台北市的大学生们郑重推荐的，也许只有他才具备这样的眼光、情感、分量与地位：当年姚是《燕市风沙录》默默无闻后台人员，去台湾后却创作出《红鼻子》等十几部名剧，有“台湾的曹禺”一誉，称他为台湾现代话剧的祖鼻与泰斗也绝不为过。厦大长汀校友中，姚一苇是继他的王梦鸥老师之后，又一个业余写剧本的天才，且青出于蓝胜于蓝。姚的推荐自然是一言九鼎了！当然斯人都已故去，这仅仅是我美好的合乎情理的推想，但不管怎么说，承传接递这一历史剧本的重任竟然义不容辞地落到了我们家里！
接到父亲的电话，我立即到学校图书馆，真的很幸运，一下就在卡片柜查找到了《燕市风沙录》的书卡！厦大图书馆的旧书保藏得很好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1945年抗战胜利后，厦大从长汀迁返厦门，鉴于运输的困难，大部分图书留在长汀，而后由于内战，而后由于厦门金门的炮火不断以及文化大革命，这些幸运的老书一直到春暖花开的1979年才得以完全运回厦大。我兴冲冲地下到书库，可结果怎么样也找不到这本书，它前后卡片上的老书都在，偏偏就它没了踪影！
父亲满脸愁容，陷入了沉思，我也像作错了事情一样无奈无言地站在一边。当时王梦鸥的大儿子在南京，王把此任委托郑道传，显然有更高的期待。事后父亲与母亲两人商谈了很久，当时的情况是，我与母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瞎子父亲的秘书，母亲主内我主外，母亲和父亲是在长汀厦大校园的文学社团“笔会”相识相知相恋的，同时也是《燕市风沙录》演出的历史见证人，父亲在他的回忆文章《长汀厦门大学的“笔会”和“诗与木刻社”》（收入徐君藩等主编的《福州文坛回忆录》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中写道：“‘厦大剧社’是校内著名文艺团体之一，曾演出《北京人》、《原野》、《锐变》、《家》及《燕市风沙录》等巨型话剧，其演出的宣传工作就是全部由‘笔会’承担。”
瞎子父亲向来有情有义，这个决不言弃的盲人心里总是亮堂堂的，尽管书海茫茫，大海捞针，他知道这根“针”可能存在的落角，进而一摸再摸！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为寻找这部抗战时期出版的剧本《燕市风沙录》写了多少信打了多少电话，我只知道数周之后，一部复印得清整素净清晰无缺的《燕市风沙录》挂号寄到了我们家的信箱——厦门大学101号邮政信箱，寄件人是福建师范大学的徐君藩教授。父亲大喜过望，要我立即航空挂号转寄台湾王梦鸥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王的信址是“台北木栅一支341信箱”。在转寄的当头，我忍不住草草浏览了一下剧本的内容，大致是讲文天祥被捕大义凛然，义士谋划营救未果，显然剧作者意在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激发国人抗日杀敌，为国尽忠。书中还有舞台布置设计的草图多幅，估计也是出自剧作者的手笔。
我现在无从想像徐君藩教授是如何奇迹般地找到《燕市风沙录》，他应该不大可能轻而易举地从福建师大图书馆获得，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该校在文革中期曾被撤消，师资被强行压成一个教育系并入厦门大学，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都遭到严重毁损。此刻为撰写此文我几经搜索，对徐君藩前辈有了大致的认知：福建著名教育家和编辑家、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早在1936年就曾与人合著《课外活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时在永安主编《现代青年》，晚年参与主编《福州诗文选》、《两岸故人集》等分量很重的文集，曾约郑道传撰写抗战时期厦门大学学生“笔会”社团活动的回忆。我推测父亲与徐的关系应该就是在抗战时期建立的，是一个文学青年与一个文学编辑的关系，而且关系不浅。因为我记得父母亲在接到徐的复印书稿后曾为复印费的问题发生争执，父亲认为复信言谢便可，另找机会答谢，如果把那区区十几元的复印费寄回恐怕会伤了朋友的心。母亲则认为人家为你办事还要贴钱，情理上说不过去，汇钱时可佯称复印费已经报销。
王梦鸥在收到《燕市风沙录》的剧本复印件后大喜过望，立即亲笔分别给郑道传和徐君藩写信致谢，徐君藩在收到王梦鸥的信件后很是感动，于是在1996年的7月24日致信郑道传分享感动，并附上王梦鸥亲笔信的复印件。王在信中发出了“人生苦短”的哀叹。
在海峡两岸为一部尘封多年的抗日历史名剧《燕市风沙录》的复出而搜肠刮肚，本身就是一个佳话，同时也是两岸文化老人一次与生命规律的赛跑：此事过后的一年多，徐君藩教授在福州病逝，郑道传教授在厦门中风，记忆严重受损，但郑、徐两老无愧于人生的最后阶段，联手完成了《燕市风沙录》的越海递交。至于《燕市风沙录》在台湾上演的情况，暂不清楚。但台湾的“时报文化出版社”在1995年12月出版了王梦鸥的《中国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中收入了《燕市风沙录》，该剧的光荣复出重见天日是确切无疑的了！该书的主编为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林明德教授，林在序言里进一步肯定了王梦鸥剧作对抗战的贡献，他写道：“创作方面，分戏剧与传记，前者又以三幕剧为主，例如：《红心草》、《生命之花》、《燕市风沙录》与《乌夜啼》，后者即《文天祥》一种。这些创作均完成于抗战期间，对国民不无鼓舞作用，显然是知识分子参与抗战后援会的实际表现。”
抗日岁月厦门大学在长汀的表现可歌可泣，是一曲响彻云天的教育救国的凯歌。厦大剧团在长汀的表现可圈可点，其中厦大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燕市风沙录》星光璀璨，我们应该在厦门大学的校史上、中国文艺抗日史上，乃至中国的话剧史上，为它补记上这热血沸腾的一笔！
如今上述的王梦鸥、姚一苇、郑道传（既家父）和徐君藩等四位教授都已经先后去世了，睹信思人感慨万端，这是书信文化的力量，这是文字传承的魅力，遗憾的是这些书信的信封却是残缺的，因为集邮，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把信皮上的邮票剪下来，造成这些历史书信的残缺，这是遗憾，也是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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