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時期，許許多多的讀書人都希望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所謂的“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可是就連像是文徵明（1470-1559）這樣的有名文人，也考了數十年，失敗了11次，還是沒有辦法成功。
雖然後來他在嘉靖初年被薦舉進了翰林院，可是因為不是科舉入仕，很被一些人瞧不起，在北京的花費又高，待了三年，最後還是默默回家，退隱於蘇州。在家鄉優遊自在的文徵明，雖然心中還有遺憾，但是藉著從事各種藝文活動，倒也活出一種令人稱羨的生活形態。而且因為書畫出色，人望高，活得又久，最後成了蘇州甚至江南地區的藝文界領袖。
文徵明
整個江南地區充斥著這些科舉不第的文人，又手無縛雞之力，只能在有錢人家幫襯，或是穿梭於富豪之家聯絡書畫古董等相關買賣，當個中介者。若是能從事書畫創作倒是個選擇，像是早先因為科舉作弊案受牽連的唐寅（字伯虎，1470-1524），或是後來的文徵明，也都靠著書畫創作維生。
唐寅《王蜀宮妓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其他地區較為無名的文人，同樣面臨著科舉不成，如何維生的難題。以浙江杭州地區的平民楊爾曾（活躍於16世紀末到17世紀上半）為例，在科舉無望之後，他被當地的有錢人說服，被僱用來從事文字編輯工作。
楊爾曾後來也開始把出版當作一種志業，編出了不少膾炙人口的書籍，像是編輯了《東西晉演義》的歷史小說、《韓湘子全傳》、《仙媛紀事》的神怪小說，同時他還刊有《海內奇觀》一類的觀光導覽手冊、《圖繪宗彝》的圖畫教學書籍，都相當受到歡迎。
《仙媛紀事》
《海內奇觀》甚至後來還出現翻刻本，《圖繪宗彝》傳到日本也出現了日本的翻刻版，就是所謂的和刻本。對於失意的文人來說，如果無法創作書畫作品，出版業是他們較能掌握的行當，既能用來營生又能博取聲名。
《海內奇觀》
另有一位來自徽州地區的汪廷訥（約1550-1625之後），也是科舉不第，當時差不多是16世紀末左右。他似乎擁有較豐厚的家產，放棄科舉之後曾捐錢買了些官職來做做，但他還是無法滿意這樣生活。
因為家產充裕，營生不是最大的考量，如何成名可能是他最在意的事情。但是，有什麼樣的事業可以讓他成名呢？他注意到出版業的可能性，17世紀的中國江南，藝文活動非常的興盛，出版業發達，商業書坊出版了許多童蒙用書、戲曲、小說、科舉用書與日用類書等。為了能吸引買者，精美的插圖往往是很大的賣點。
《奇妙全相西廂記》
涉足這些文化事業的人有各式各樣的理由，但是失意的文人和挾帶著大量資金的商人，特別是受過教育的儒商，是相當重要的推手，他們聯手推動了晚明印刷出版業的興盛發展。汪廷訥既是落第文士又是有錢商人，充分知道經營出版業的潛力：如果經營得當，既可賺錢，也能博取聲名，有了聲名還能賺更多的錢。
他的同鄉好友方於魯（1541-1608）就是這麼操作著，這個徽州制墨商人，在1588年左右出版了《方氏墨譜》，而且在徽州著名文人汪道昆（1525-1593 ）、汪道貫（生卒年不詳）兩兄弟的加持之下，把自己所制墨的墨樣集合成譜，加上精美的墨錠到處送人，墨譜裡雕印精細的版畫，引起了相當大的迴響。方於魯也就逐漸跨出徽州地界，成了江南地區有名的制墨者。
豐臣秀賴命人重新以活字排版出版的《帝鑑圖說》
然而，這種在萬曆年間利用出版來博取聲名，甚至藉以明志的做法，或許是從宮廷就開始蔓延開來的風潮。在萬曆初年剛剛掌權的張居正（1525-1582）知道，改革的路上充滿障礙，於是利用“出版”這項利器來為自己的政治改革鋪路。
《帝鑑圖說》是他為當時只有十歲的萬曆小皇帝（1573-1620在位）所編的書籍，一本帶圖的皇家教科書。在1572年底小皇帝登基前，他率領了幾位大臣共同編成了這本書。如果只是單純作為皇帝的教科書，只要維持原來手繪手抄的書本形式就好，但是張居正後來卻把這本教材出版成書，顯然是希望能夠廣為周知，甚至許多為了討好張居正的地方官員還幫忙重新印製，更加強了這本書的流傳。
這種作法也被另外一位大臣所仿效，焦竑（1540-1620）編有《養正圖解》，原來是要給萬曆的皇長子當作教科書的文本。但是因為他獨自將書獻上，沒有知會當時也擔任講官的其他官員，反倒被同僚所排擠，最後使得這本書無法順利成為皇子的教科書。受到這挫折後的焦竑，把他所寫的書帶到南京，找了當時著名的畫家丁雲鵬（1547-1628）幫忙繪製了插圖之後出版。精美的插圖，加上淺顯易懂的文本，以及原來是要作為皇子教科書的用途，顯然吸引了眾人的注意，馬上成為暢銷書。而焦竑在書中自我彰顯的部分，也隨著書籍的流通，而廣為人知。
徽州地區，不只是上面所提過的方於魯，另外還有制墨商人程君房（1541-1610之後），他刊印了《程氏墨苑》，把墨上裝飾紋樣的稿本，收集起來印製成書。這本《程氏墨苑》有五百多種紋樣，當中甚至收有來自日本和西方的銅版畫。程君房和方於魯有著很複雜的恩怨情仇，為了要勝過出書在前的方於魯，程君房兼容幷蓄地收錄眾多的紋樣，早年的版本還有一版多色的印刷，印刷的紋樣也相當的精美細緻。雖然是以仇恨出發，卻開出了美麗的果實。
總之，晚明時期的版畫發展到了一個高峰，當中還混有不少的外來文化。而且，書籍上的插畫，比起傳統的繪畫，更能接受外來的新風潮。
汪廷訥所編的《坐隱先生定譜全集》中的《坐隱先生奕譜圖》，石頭的部分黑白對比強烈，表現出不同於中國版畫或是繪畫的量感。
前面提到的汪廷訥，他也出版了許多的書。汪廷訥的出版事業十分多樣，除了園林版畫《環翠堂園景圖》之外，尚有眾多出版品，例如《環翠堂樂府》這般的附圖戲曲書刊。為了他最愛的圍棋，汪廷訥也編有《坐隱先生定譜全集》，其他尚有《人鏡陽秋》、《坐隱先生集》十二卷、《無如子贅言》一卷等，可說是著作等身。
在《坐隱先生定譜全集》裡，有張《坐隱先生奕譜圖》，圖上岩石明暗的對比非常的強烈，讓人不禁懷疑，汪廷訥是不是見到當時傳到中國的一些西方銅版畫？以致於他也將這樣奇特的效果展現在書中的插圖中。
玄國香墨圖收於程君房所編的《程氏墨苑》，本幅圖以一版上多色的方式印刷，精美異常。
同時，晚明的書籍與版畫大量輸出到朝鮮、日本等地，對他們的文化帶來不小的影響。譬如剛剛提到的《帝鑑圖說》，或許是16世紀末豐臣秀吉（1537-1598）派遣大軍侵略朝鮮時傳入日本。戰爭期間，朝鮮的書籍與工匠被大量地帶往日本。朝鮮和明代中國的交流頻繁，書籍更是大量流通。
中國出版的《帝鑑圖說》很可能在戰時從朝鮮傳入日本。這本書引起了豐臣秀吉的兒子豐臣秀賴（1593-1615）的重視，命人重新以活字排版出版。豐臣秀賴當時很可能拿這樣的一本書來展現他是天命所在之君，以便遏止德川家康（1543-1616）的野心。
《帝鑑圖說》在日本流行了起來，後來書中的中國君臣事蹟圖像，被日本的狩野派畫家使用，成為繪畫的題材，繪製出許多大型的帝鑑圖障壁畫或是屏風。原來的小小書刊插圖，變成了日本幕府將軍殿堂上具有重要象徵意涵的繪畫，無論是豐臣幕府或是德川幕府都持續使用著這些圖繪。
閱讀更多 善本古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