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许许多多的读书人都希望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所谓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就连像是文征明（1470-1559）这样的有名文人，也考了数十年，失败了11次，还是没有办法成功。
虽然后来他在嘉靖初年被荐举进了翰林院，可是因为不是科举入仕，很被一些人瞧不起，在北京的花费又高，待了三年，最后还是默默回家，退隐于苏州。在家乡优游自在的文征明，虽然心中还有遗憾，但是借着从事各种艺文活动，倒也活出一种令人称羡的生活形态。而且因为书画出色，人望高，活得又久，最后成了苏州甚至江南地区的艺文界领袖。
文征明
整个江南地区充斥着这些科举不第的文人，又手无缚鸡之力，只能在有钱人家帮衬，或是穿梭于富豪之家联络书画古董等相关买卖，当个中介者。若是能从事书画创作倒是个选择，像是早先因为科举作弊案受牵连的唐寅（字伯虎，1470-1524），或是后来的文征明，也都靠著书画创作维生。
唐寅《王蜀宫妓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其他地区较为无名的文人，同样面临着科举不成，如何维生的难题。以浙江杭州地区的平民杨尔曾（活跃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为例，在科举无望之后，他被当地的有钱人说服，被雇用来从事文字编辑工作。
杨尔曾后来也开始把出版当作一种志业，编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书籍，像是编辑了《东西晋演义》的历史小说、《韩湘子全传》、《仙媛纪事》的神怪小说，同时他还刊有《海内奇观》一类的观光导览手册、《图绘宗彝》的图画教学书籍，都相当受到欢迎。
《仙媛纪事》
《海内奇观》甚至后来还出现翻刻本，《图绘宗彝》传到日本也出现了日本的翻刻版，就是所谓的和刻本。对于失意的文人来说，如果无法创作书画作品，出版业是他们较能掌握的行当，既能用来营生又能博取声名。
《海内奇观》
另有一位来自徽州地区的汪廷讷（约1550-1625之后），也是科举不第，当时差不多是16世纪末左右。他似乎拥有较丰厚的家产，放弃科举之后曾捐钱买了些官职来做做，但他还是无法满意这样生活。
因为家产充裕，营生不是最大的考量，如何成名可能是他最在意的事情。但是，有什么样的事业可以让他成名呢？他注意到出版业的可能性，17世纪的中国江南，艺文活动非常的兴盛，出版业发达，商业书坊出版了许多童蒙用书、戏曲、小说、科举用书与日用类书等。为了能吸引买者，精美的插图往往是很大的卖点。
《奇妙全相西厢记》
涉足这些文化事业的人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但是失意的文人和挟带着大量资金的商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儒商，是相当重要的推手，他们联手推动了晚明印刷出版业的兴盛发展。汪廷讷既是落第文士又是有钱商人，充分知道经营出版业的潜力：如果经营得当，既可赚钱，也能博取声名，有了声名还能赚更多的钱。
他的同乡好友方于鲁（1541-1608）就是这么操作着，这个徽州制墨商人，在1588年左右出版了《方氏墨谱》，而且在徽州著名文人汪道昆（1525-1593 ）、汪道贯（生卒年不详）两兄弟的加持之下，把自己所制墨的墨样集合成谱，加上精美的墨锭到处送人，墨谱里雕印精细的版画，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方于鲁也就逐渐跨出徽州地界，成了江南地区有名的制墨者。
丰臣秀賴命人重新以活字排版出版的《帝鑑图說》
然而，这种在万历年间利用出版来博取声名，甚至借以明志的做法，或许是从宫廷就开始蔓延开来的风潮。在万历初年刚刚掌权的张居正（1525-1582）知道，改革的路上充满障碍，于是利用“出版”这项利器来为自己的政治改革铺路。
《帝鉴图说》是他为当时只有十岁的万历小皇帝（1573-1620在位）所编的书籍，一本带图的皇家教科书。在1572年底小皇帝登基前，他率领了几位大臣共同编成了这本书。如果只是单纯作为皇帝的教科书，只要维持原来手绘手抄的书本形式就好，但是张居正后来却把这本教材出版成书，显然是希望能够广为周知，甚至许多为了讨好张居正的地方官员还帮忙重新印制，更加强了这本书的流传。
这种作法也被另外一位大臣所仿效，焦竑（1540-1620）编有《养正图解》，原来是要给万历的皇长子当作教科书的文本。但是因为他独自将书献上，没有知会当时也担任讲官的其他官员，反倒被同僚所排挤，最后使得这本书无法顺利成为皇子的教科书。受到这挫折后的焦竑，把他所写的书带到南京，找了当时著名的画家丁云鹏（1547-1628）帮忙绘制了插图之后出版。精美的插图，加上浅显易懂的文本，以及原来是要作为皇子教科书的用途，显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马上成为畅销书。而焦竑在书中自我彰显的部分，也随著书籍的流通，而广为人知。
徽州地区，不只是上面所提过的方于鲁，另外还有制墨商人程君房（1541-1610之后），他刊印了《程氏墨苑》，把墨上装饰纹样的稿本，收集起来印制成书。这本《程氏墨苑》有五百多种纹样，当中甚至收有来自日本和西方的铜版画。程君房和方于鲁有着很复杂的恩怨情仇，为了要胜过出书在前的方于鲁，程君房兼容并蓄地收录众多的纹样，早年的版本还有一版多色的印刷，印刷的纹样也相当的精美细致。虽然是以仇恨出发，却开出了美丽的果实。
总之，晚明时期的版画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当中还混有不少的外来文化。而且，书籍上的插画，比起传统的绘画，更能接受外来的新风潮。
汪廷讷所編的《坐隐先生定谱全集》中的《坐隐先生奕谱图》，石头的部分黑白对比強烈，表现出不同于中国版画或是绘画的量感。
前面提到的汪廷讷，他也出版了许多的书。汪廷讷的出版事业十分多样，除了园林版画《环翠堂园景图》之外，尚有众多出版品，例如《环翠堂乐府》这般的附图戏曲书刊。为了他最爱的围棋，汪廷讷也编有《坐隐先生定谱全集》，其他尚有《人镜阳秋》、《坐隐先生集》十二卷、《无如子赘言》一卷等，可说是著作等身。
在《坐隐先生定谱全集》里，有张《坐隐先生奕谱图》，图上岩石明暗的对比非常的强烈，让人不禁怀疑，汪廷讷是不是见到当时传到中国的一些西方铜版画？以致于他也将这样奇特的效果展现在书中的插图中。
玄国香墨图收於程君房所編的《程氏墨苑》，本幅图以一版上多色的方式印刷，精美异常。
同时，晚明的书籍与版画大量输出到朝鲜、日本等地，对他们的文化带来不小的影响。譬如刚刚提到的《帝鉴图说》，或许是16世纪末丰臣秀吉（1537-1598）派遣大军侵略朝鲜时传入日本。战争期间，朝鲜的书籍与工匠被大量地带往日本。朝鲜和明代中国的交流频繁，书籍更是大量流通。
中国出版的《帝鉴图说》很可能在战时从朝鲜传入日本。这本书引起了丰臣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1593-1615）的重视，命人重新以活字排版出版。丰臣秀赖当时很可能拿这样的一本书来展现他是天命所在之君，以便遏止德川家康（1543-1616）的野心。
《帝鉴图说》在日本流行了起来，后来书中的中国君臣事迹图像，被日本的狩野派画家使用，成为绘画的题材，绘制出许多大型的帝鉴图障壁画或是屏风。原来的小小书刊插图，变成了日本幕府将军殿堂上具有重要象征意涵的绘画，无论是丰臣幕府或是德川幕府都持续使用着这些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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