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不由己”的秦王——李世民

当时发生的叫“事实”，后人解读事实就叫“故事”

公元626年7月2日，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叫“玄武门之变”。这一天，当时的秦王——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发动了流血政变，地点在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玄武门外。那一天，他杀掉了自己的哥哥——当时的太子李建成，还有自己的弟弟李元吉，还把这两个人满门抄斩。随后他进入皇城，控制住自己的老爹——当时的唐高祖李渊，然后逼着李渊把皇位禅让给自己。

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不过是伦常惨剧，是老李家父子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有什么是非可讲呢？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罢了。但是，这件事对后来的初唐政局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包括李世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以及后来武则天当政，因都种在这儿。不过，这都是后话，我现在只讨论“玄武门之变”是怎么发生的。

李世民本人当然希望后人这么去理解整件事：整个大唐的建立都是我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其实昏庸无能，但他是我老爹，只好让他先当皇帝，他百年之后我再当皇帝，所以我是真正的开国之君。李建成只是因为比我大一点儿，是嫡长子，才当了太子。他毫无功劳可言，后来又嫉妒我的功绩，反复害我，我是出于自卫才发动了“玄武门之变”的。

现在我们说起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皇帝，首推“唐宗宋祖”，而“唐宗”指的就是李世民，世人对李世民的评价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是我看到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李世民其实没有什么功劳，他就是一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故意谋害太子李建成，他其实是一个无比黑暗的人。

李渊真是个窝囊废吗？

我们回到“玄武门之变”。要解读这段历史需要面对一个很具体的困难——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对史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不管唐太宗李世民在历史上有多好的名声，在这件事上，他真的带了一个很坏的头。因为在中国古代，史官写史、给皇帝写起居注，皇帝自己是不能看的，这是一个对皇帝极具威慑力的武器，涉及他们千秋万代的声名，让他们不能干坏事。

但是李世民偏偏要看，前后要求了三次——前两次都被史官顶回去了，第三次史官没顶住。但是，在把史书交给李世民之前，史官当然把该改的改了，该删的删了。所以，关于“玄武门之变”，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史料，包括《二十四史》里《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其实都不太可信。然而，无论怎么修改历史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痕迹抹掉。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首先，李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中，他是一个很窝囊的人，天下是李世民打下来的，他只是坐享其成罢了。这怎么可能呢？李渊是开国皇帝，他在太原起兵的时候，李世民只有十几岁，怎么可能掌控大局？在那个群雄并起的时代，做出“我要造反”“我要当皇帝”这种果决的判断，得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啊！建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略和军略博弈。所以，虽然李世民在战场上屡建战功，但是从整盘棋来看，战争只是一部分，它不能包揽所有的功劳，而李渊作为所有决策的最终承担者，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李世民也没能把所有史书都删干净，至少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本书，叫《大唐创业起居注》，这本书的作者叫温大雅。他是李渊在太原起兵时的秘书，负责一些文字工作，没有参加到那些后生小辈的争斗中，所以他的私家著述相对可信。《大唐创业起居注》里面记载的李渊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是一位英武的君主。其实，我们通过常识也可以判断出来，李渊绝对不是一个窝囊废。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李世民要篡改历史、埋汰他老爹呢？因为我前面讲的三个字：“不得已”。李世民要向世人证明，自己的继位是有合法性的。他总不能说亲哥哥不是我杀的，“玄武门之变”没有发生吧？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诋毁他老爹，说整个天下都是我打下来的，我应该当皇帝。只不过李渊是老爹，我让着他，让他先当皇帝，他百年之后皇位自然应该归我。可是我万万没想到，李建成最后摘了桃子当了太子，还暗中谋害我，我才自卫反击的。这是李世民唯一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的说法，所以李建成冤，李渊也很冤。

哥哥李建成是个窝囊废吗？

其次，李建成也是个窝囊废吗？史书上，李建成被李世民改得奸、馋、懒、滑、坏、残暴，可事实当然不是这么回事。李建成比李世民年长10岁左右，刚开始起兵的时候，快30岁的哥哥带着十几岁的弟弟在战场上征战，兄弟俩合作无间，能说哥哥是个窝囊废吗？而且李建成是一个有军功的人，大唐的第一座都城长安就是他带兵打下来的，我们不能说他不会打仗。只不过大唐建国之后，他的角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原来他只是李渊的嫡长子，现在可是国家的太子，作为储君，他不能再以身犯险、亲自上战场了，只能在长安城中调度，掌管全国的行政系统。

这个时期他干得挺不赖的，至少是合格的。李世民在前方打仗，总需要军需粮草等后勤保障，这些后方的筹划都是李建成干的，我们能说他没功劳吗？刘邦建立大汉帝国，功居第一的人是谁？萧何。萧何不像韩信能够上战场，他只是个文人，是写字的，他作为相国，在后方调度，所以功居第一。

我们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里当然给他扣了一堆屎盆子，但是从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判断，他至少是一个很仁厚的人。比如，有一次李元吉要宰了李世民，就是被李建成拦下来的。李元吉还骂他：“我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能顺利当上皇帝吗？”可见，李建成至少有底线。而且，他肯定是有威望的，不然李元吉为什么跟着他混？后来投靠了唐太宗的魏徵，其实也是李建成的人。而且，“玄武门之变”后，河北发生的一场暴乱就是因为大家对太子的下场不服、不忿。由此可见，李建成平时是攒了不少人品的。综合众多史料来看，李建成即使不像李世民表现得那么突出，至少也是一个合格的太子。

锋芒毕露，功高震主

让我们回到大唐武德元年，看看皇帝李渊面对的格局是怎样的。李渊这个人的命真的非常好，隋末群雄并起，人人都想当皇帝，而他们最缺的是什么？人才。唯独李渊不缺人才，而且还都是自产自销的。首先，他的几个儿子都非常能干。其次，还有一些李家宗室，比如李孝恭，也是一代名将。这些人能干又能打，还有血缘关系，协作起来信任成本非常低，李渊是不是拥有一手好牌呢？

武德元年，李渊就带着这一手好牌坐上了皇帝的位置，然后做出了一系列政治结构安排。嫡长子李建成在合法性、能力、威望上，作为太子都是当之无愧的。既然是太子，哪儿也不要去，就在长安主管全国的行政事务，一边熟悉政务，一边随时准备接班。他的两个弟弟李世民和李元吉均已成年，而且能带兵，排行第二的李世民也比他小近10岁，自然都要辅佐他。这两个弟弟分别担负一东一西。李世民负责经略长安以西，就是现在的甘肃一带。当时那里有一股造反的势力，为首的叫“西秦霸王”薛举。薛举非常能打，李世民就跟他死磕。而李元吉负责经略长安以东。长安以东是哪儿？就是山西。那是李渊起家的地方，看住老家很重要，北边又有突厥的威胁，李元吉就带兵驻扎在山西。

太子在首都坐镇，两个能打的弟弟一个往西，一个往东，这是多么合理的安排！所以武德元年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格局。可是李世民不争气，对战薛举的第一仗就打败了。而李元吉在山西没打过一场败仗，因为压根儿就没打过仗。对山西构成威胁的一股势力的头目是刘武周和宋金刚，这两个人投降了突厥。但是到了武德二年，李世民一下子就把薛举灭了国，建立了莫大的军功。可是李元吉不行了，刘武周、宋金刚把山西全境都给占领了。山西是李唐的老家、根据地，岂是能丢的？李渊一慌，就对儿子之间的格局平衡不管不顾了，先打赢这一仗再说，于是把刚刚打了胜仗的李世民调到山西，让他去把刘武周、宋金刚和突厥人赶走。

李世民果然不负众望，一下子就把山西收复了。按理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李渊看来可不是这样。李渊这时候有两个并存的政治目标，第一个目标当然是统一全国，把自己这个皇位坐稳；第二个目标是希望政治格局能稳定地发展下去，李建成作为太子，其他儿子都来辅佐他，这个格局最好不要变。可是李世民的军功实在太高了，不仅西边打下来了，还把弟弟没守住的东边给收复了，相比之下，李元吉就差远了，李世民在朝廷中的政治威望和政治光芒突然绽放出来了。这对李渊来说其实是一个麻烦。

刘文静之死

李渊这个时候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刘文静。刘文静是李渊的老臣，在李渊起兵之前就跟着他混了，李渊起兵的时候又负责出主意，功劳很大。李世民打薛举的时候，刘文静就在李世民的军中出谋划策，所以这是一个既有谋略又有军功的人。

李渊为什么要杀他呢？据史料记载，刘文静脾气很坏，经常说：“我功劳大，裴寂等宠臣都没我功劳大。”李渊说他谋反，就把他杀了。史料中关于刘文静被杀的原因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要知道，政治人物做一件事情是有很多算法的。我为什么要杀你，这是一个算法；我杀了你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这又是一个算法，这两个算法要加在一起评估。李渊为什么要杀刘文静呢？按照常理猜测，其实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警示李世民——你小子尾巴翘得高高的，觉得自己军功已经很盛了是吧？谁都知道刘文静是在你军中当参谋的，在朝局中是你的人。是你的人又怎么样？我照杀不误。

有人可能会说：“不一定是为这个吧？”从客观结果上判断，一定是这个原因。李世民会想，他是我的参谋，为了一件小事你就把他杀了，我出面讲情也没有用，这不就是在打压我吗？所以，从客观结果上说，李渊既承认李世民的军功，又要给他点儿颜色看看。这就是李渊做这件事的目的。

李世民的两大优点

李世民这个人最值得欣赏的地方就在于，他一生都有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虽然在这件事上被老爹打了一巴掌，但他不管有多不服气、多委屈，仍会继续积极主动地做事，这是李世民最大的优点。在此，我要插一句题外话，“积极主动”这四个字听起来稀松平常，其实做起来很难。这是一种很稀缺的禀赋，想要后天培养非常困难。

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说刘强东给一个部门经理布置任务，要求他当年的业绩达到某个数字。那个人马上说：“去年的业绩才是这个数字的零头，你让我今年就达到这个数字，很困难，不可能啊！”刘强东当时就跟他说：“你可能听错了，我不是问你可不可能，而是问你怎么达到这个数。”据说后来这个人再也没有在京东的高管会议室里出现过。确实，可不可能和怎样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想要成功，积极主动的心态必不可少，而它非常稀缺。李世民一生都非常积极主动，确立目标，分解动作，勇猛精进。

李世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用自己的魅力和威望去收服各种各样的人才。比如民间传说中的两个门神——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尉迟敬德），就是李世民在打仗的过程中，从敌人队伍里收服来的。李世民跟尉迟恭、秦琼有很多佳话，程咬金也是他收服的，名臣魏徵则是他从太子李建成那儿收服来的，所以他非常有魅力，对下属非常宽厚。

千古第一军事天才李世民

李世民在战场上最大的特点是亲自冲锋陷阵，这一点非常难得。为什么李世民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着类似于军神的地位？就源于这一点。他经常带着一只很小的突击队直接杀到敌人的大队人马中，亲身犯险。这一点看似鲁莽，一般人不肯做，但是一旦艺高人胆大的人做到了，会产生两个非常奇妙的效果。第一个效果是，知己知彼。别看《孙子兵法》早就说要“知己知彼”，但是在古代，敌我双方的信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非常不透明的。如果主帅能够带一支小突击队直接杀进敌营，虽然只能杀死很少的敌兵，但是通过对战场信息的亲身感受，可以捕捉到大量的第一手信息，而敌方的主帅则完全无感，这是在古代战争中取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另一个效果是，士兵的士气会不一样。古代有一句话：“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们真以为兵马越多越有力量？不是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真给你几十万人马，你其实是没有手段来进行调度的，反而会变成乌合之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经常会出现以少胜多的战役，跟当时的军事特征是有关的。而李世民经常以身犯险，亲自上阵，他给士兵带来的示范作用、对军心士气的鼓舞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李世民为什么能打胜仗？就是因为他能做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

一役灭二雄：虎牢关之战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场很著名的战役，就是“虎牢关之战”。目的不是介绍这场战争本身，而是让大家感受一下，李世民在战场上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先介绍下当时的局势：中国北方主要有三股势力，李唐王朝实力最强；河南一带也崛起了一个帝国，叫郑国，皇帝叫王世充；还有一个帝国在河北，叫夏国，皇帝叫窦建德。

这三个人虽然都称了帝，但本质上都是隋末群雄，就是隋炀帝这个家没当好，隔壁邻居以及他的老管家都跑来抢东西。这个时候群雄都要称帝，因为要让民心归附。可是一旦称帝，就等于向全天下发出了一个信号：我要跟其他群雄死磕到底，因为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皇帝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三股势力之间必有一场决战。对李唐王朝来说，它实力比较强，所以拥有战略上的主动权。但是它毕竟没有强到“大兵一出，望风归降”或者可以两面作战的程度，也只能先捡软柿子捏，存在一个先来后到、各个击破的问题。李唐王朝先打谁好呢？想来想去，得先打王世充。因为河南是交通要冲，而且王世充相对比较弱。所以在武德三年，决战拉开了序幕，李世民带兵出关去攻打王世充。王世充虽然比较弱，但毕竟是主场作战，他有那么多城池，不至于没有一战之力吧？

可他遇到的是李世民，李世民是不按常理出牌的。第一战时，李世民延续老战法，带领几十人马杀入对方的阵营，然后一边杀敌一边往回逃。王世充以为自己逮着机会了，带领大队人马在后面追，结果追进了埋伏圈，首战失败。王世充手下的人一看，李世民身为主帅居然敢用肉身犯险，纷纷望风而降。

这个时候王世充手里还剩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洛阳城。洛阳这个地方在中国古代扮演的地理角色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东都。一个王朝如果建都于关内，比如长安，那它对中国东半部的管理就鞭长莫及，皇帝一般都要在潼关以东建一个东都，而洛阳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因为它的地势非常好，从周朝到唐朝一直如此。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的时候，花了海量的银子，把城池建得固若金汤。

王世充一看，既然打不过你，那我当缩头乌龟总可以吧？我退守洛阳，看你能怎么办？当然，这对王世充来说是下下之策，却给李世民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虽然李世民在战场上是一条龙，但他能拿一堵城墙怎么办？李世民只能采取最笨的打法，就是挖壕沟困住王世充，直到把他饿死。可是这需要时间，从武德三年一直困到武德四年。城池内王世充的日子当然不好过，养了那么多军队，还有文武百官，因为没粮食，最后公卿大臣都只能吃糠咽菜。洛阳城里面的日子不好过，洛阳城外李世民的日子就好过吗？围困一个城池，每天没有任何新消息，就是围，就是等，士兵怎么可能还有士气？而且还要担心，万一城池里的人出来偷袭怎么办？所以警惕性一丝一毫都不敢放松。这种日子虽然不好过，他们也熬了大半年。

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和王世充都已是强弩之末。王世充不肯坐以待毙，就求救于窦建德。窦建德在河北，兵强马壮，而且他在历史上的名声非常好，被称为“一代贤王”，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礼贤下士，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地方性领袖。窦建德这个时候算了笔账：王世充快不行了，如果这个时候我再不出手，李唐王朝崛起的趋势我就挡不住了，将来我和它决战的时候就棘手了。王世充、李世民双方都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我是生力军，如果我扑过去，那我就是决定天下大势的人。所以，窦建德带领了10万生力军直扑洛阳。

李世民从关内带出来的兵马大概有8万，光是对付洛阳城，就得用优势兵力把它死死守住，否则就功亏一篑。他怎么抽得出人手来对付窦建德这10万人呢？远在长安城的李渊说：“这次就算了吧，撤回来得了，反正也把王世充打得差不多了，你一撤，没准儿王世充和窦建德之间还能爆发矛盾呢！”李世民想了想，说：“不行，我有能力毕其功于一役，把北方这两大势力在洛阳城边一次性给解决掉。”可是李世民的兵力不足，只有8万人，既要严守洛阳城，还得对付窦建德，怎么可能做到呢？可李世民觉得自己做得到。他带兵跑到虎牢关，就是洛阳城边的一个关口，对阵窦建德的10万兵马的时候，他有多少人？3500个骑兵。

李世民用的还是过去的老办法，你窦建德不是在我关前列阵，有兵力上的优势吗？你以为我会跟你一张一张地出牌？我先组织一个突击队，身先士卒，杀入敌营。关键不是我杀得进去，而是我能活着回来，把你的士气打击一顿，让你在几天之内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李世民组织起所有的力量冲锋陷阵，窦建德的10万人马立即崩溃，窦建德本人被生擒活捉。这种情况下，洛阳城里的王世充还守个什么劲儿呢？只好投降了。所以，虎牢关之战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李世民以弱势的兵马一次性解决了北方两大敌对势力。

后来李世民把王世充和窦建德送到长安，李渊一看，王世充名声不太好，还可以让他活着；窦建德平时名声太好，不能留，就把他杀掉了。

在这场战斗中，李世民是怎样一种存在？他简直就是军神级的人物，这场战斗的排兵布阵、谋略打法我们都没法学，因为李世民的三种力量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首先是判断力，其次是对军队组织的掌握力，最后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力。

“天策上将”李世民

这场战斗结束之后，李唐王朝一统天下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了。但是李渊又开始头疼了，李世民立下这么大的军功，要怎么封赏呢？当时能够赏赐给李世民的基本已经赏完了。国家能够奖赏一个臣子的，无非就是这么几样东西：第一，文官的最高领袖“尚书令”，这个时候已经封给李世民了；第二，秦王贵为亲王，爵位也没有办法往上加了。李渊愁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的人会问：“为什么封赏的时候不节制些呢？”因为李渊是一个创业者，创业者每天都在拿今天赌明天，每一次封赏都想激发所有力量。比如他从山西起兵后，第一仗攻打的城池叫河西郡，打下这个城之后，李渊就把所有男性召集起来，给70岁以上的老头都封了官，剩下的人只要告诉李渊自己有什么才能，就会被封官。

旁边有人提醒他，封赏得是不是太多了？李渊说：“你不懂，我们这叫造反，造反有没有明天谁不知道，你现在还可惜这点儿东西？能给的全给！”李渊就是这种玩法。

西方著名的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君主论》，里面有一句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如果你正在抢夺权力，树立一个慷慨的名声是非常重要的，反正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李渊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在前期打仗的时候，能够封赏给李世民的全都封赏过了。现在问题来了，李世民立下这么大的功劳，要怎么封赏呢？李渊犹豫了几个月，最后设计出一个官位，叫“天策上将”。既然你已经是文官的头儿，那在武官这边，我给你一个新的职称。“天策上将”名义上是武将之首，其实是一个虚职，没有什么真实的权力，但是可以自己招募人才作为天策府中的官员，即所谓的“许自置官属”。也就是说，李世民可以拥有自己的班底。一般来说，官员的班底都是国家的。而天策府一开，就意味着李世民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幕僚，这次封赏实质性的意义在此。

大家可别小看天策府开府这件事，它意味着李世民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家班底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唐十八学士”这些人都是在这个阶段被他延揽入帐下的，他拥有了私人的幕僚队伍。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很正常，一个人立了那么大的功劳，还贵为亲王，找几个人陪他玩玩怎么了？所以，人们都小看了这件事。李世民拥有了自己的私家班底，它的影响和后果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以说“玄武门之变”的因就直接种在这儿。

李建成的自卫三策

我们再来看李渊，儿子打了胜仗，老头子觉得脸上有光，国家获得了发展，当然该高兴。但是他心里很清楚，自己长期以来苦心构建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了，怎么办呢？一方面，按照朝廷法度给予封赏，除了皇位、太子位不能给，该赏的李渊全都赏给李世民了，甚至创造了“天策上将”这个职位，可算对李世民不薄吧？可另外一方面，李世民别想再去打仗立军功了。所以在武德四年之后，李世民的身影就很少在战场上出现了。即使一块骨头非常硬，非李世民啃不下来，也是先派他上，把骨头啃松了之后，赶紧把他召回长安，派其他人去收拾残余。李渊这个时候对李世民的策略就是两个字——“雪藏”。

李建成心里也明白，在李世民的万丈光芒之下，自己黯淡无光，该怎么办呢？得做一些事。第一件事，我也得立军功，否则怎么跟李世民比？按说太子是不能上战场的，但这个时候李建成管不了那么多了。刘黑闼、徐圆朗这些势力，都是李建成亲自出手消灭的，也算是立了点儿军功。但是这点儿军功和李世民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所以李建成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兄弟俩结盟——不是跟李世民，而是跟老三李元吉。其实在打虎牢关之战的时候，李元吉还在李世民的军中，但是虎牢关之战一结束，李元吉就投靠了李建成——兄弟两个打一个总有些胜算吧？

还有第三件事，就是买通李渊身边的妃子。此举虽然算是阴谋诡计，但是李世民的威望实在太高了，万一老爷子心里有点儿别的想法，想把太子之位传给李世民呢？我当然要在老头子身边安排一些耳目，替我探听情况，这也是人之常情。这三件事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暂时的政治平衡又达成了。但是请注意，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平衡。

这时的长安城已经有些乱套了，底下的官员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上有天子，有太子，还有功劳卓著的“天策上将”李世民，到底该听谁的呢？政令系统中居然出现了四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叫“天子诏书”，第二样东西就是太子签发的“太子令”，第三、第四样东西分别是李世民签发的“秦王教”和李元吉签发的“齐王教”。这四样东西都是分别发出的，底下的官员该执行哪个呢？后来大家就达成默契，哪个先传到就执行哪个。此时，国家没有唯一的权威了，这就是政治平衡要被打破的先兆。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人叫李神通，算是李世民叔叔辈的人。有一天李世民很高兴，就把长安城外几十顷的土地赏给他了，发了一封“秦王教”。李建成得知之后，就让李渊的一个妃子跑到李渊那儿替自己的爹要那片土地。李渊不知道李世民已经赏出去了，大笔一挥，“天子诏书”就发了出去。

这个妃子的父亲拿着“天子诏书”找到长安府要这片土地，可李神通已经把好处吃下去了，坚决不肯吐出来，双方就打成了一团。这件事传到李渊耳朵里，当然是火冒三丈，“天子诏书”还不如你“秦王教”？于是把李世民叫来臭骂了一通。

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天子和秦王之间已经明里暗里在较劲了，迟早会短兵相接。第二，李唐王朝原来的政治平衡已经无法维持下去，迟早是要被打破的。

杨文干事件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叫“杨文干事件”。这件事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李建成的手下杨文干到庆州当了都督。庆州在哪儿？就是如今甘肃省的庆阳，当年叫庆州，挨着陕西省。

武德七年，李渊带着两个儿子——李世民和李元吉，在仁智宫度假避暑，把李建成放在长安继续处理国政。铜川和庆州大概相距200公里，不知道李建成哪根筋搭错了，突然赏赐给杨文干一些盔甲。盔甲搁现在是工艺品，在当年可是战备物资。运送盔甲的人走到半路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就直接跑到仁智宫，到李渊那儿把李建成给告了，说太子可能要谋反，否则他为什么要给杨文干送盔甲呢？杨文干所在的庆州离仁智宫这么近，很轻易就能把李渊等人抓了。李渊一听，紧张坏了。

李渊并不是不相信李建成，可是两个儿子正在较劲，其中一个万一铤而走险，先把我抓了，然后干掉另外一个人，不是不可能的。后来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时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一边进宫抓老爹，一边在宫外打自己的兄弟。李建成会不会这么干呢？从政治常识上讲，完全有可能。李渊正在度假，身边缺人保护，所以他非常紧张。接下来，他把长安的李建成叫了过来。李建成早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跑到仁智宫以头抢地，磕得一头血，说没这回事儿。李渊说：“我不是不信你，这样吧，先把你关起来，给一些粗茶淡饭吃着，我把杨文干处理了再说。”谁去剿灭杨文干的叛乱呢？当然是“军神”李世民。

临走的时候，李渊对李世民说：“这件事牵扯到太子，如果这事儿坐实了，将来这太子之位就归你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句话，现在看可能有别的原因，我先按下不表。李世民就带兵去打杨文干，走到半路，杨文干已经被自己人干掉了——底下的士兵哪个愿意陪他造反？这件事就平定了。

之后，李渊的处理非常有意思。第一，把太子放了，并没有按照事先的承诺把太子之位交给李世民。第二，不仅处理了太子手下的人，也处理了李世民手下的人，这件事就算结束了。这就是历史上的全部记载，现在的史学家分析来分析去，都觉得这当中可能别有原因。有的历史学家是这么推测的：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其实是李世民的人。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李建成是太子，虽然他的位置受到了一些威胁，但他毕竟是处于防守的一方，通常不会做那些主动的动作。只要李渊一死，皇位自然就是他的了。就算李建成想做这件事，他会做得这么蠢吗？李建成也是带过兵打过仗的，怎么指挥一场战斗他心里是有数的，一定是万事俱备，然后雷霆一击，把事做完了，怎么会做这种半吊子的事呢？给杨文干送盔甲，暗示对方起兵造反，而杨文干没有把准备工作做好，后来还被自己手下的士兵给杀了，这事做得太业余。所以李建成的嫌疑被排除了。

其次，会不会是李世民做的呢？李世民也是大政治家，这种政治阴谋实施起来多么复杂啊！他得买通太子手下的人，还得正好等到太子给杨文干送盔甲，然后还要壮着胆子跑到铜川的仁智宫向李渊告密。过程中的链条太多了，任何一个链条出现问题都不行，万一自己被告了状，一切不都鸡飞蛋打了吗？所以李世民也不会这样做。那么会是谁呢？恰恰是天策府李世民的私人班底最有动机。为什么李渊后来既处理了太子的人，也处理了李世民的人？没准儿当时就真相大白了，把当事人一处理，这事就算了，没必要让家丑外扬。

历史中，每个人都身不由己

当然这是从蛛丝马迹中得出的判断，也是按照常理推断出来的。当太子和李世民对立之后，谁最恐惧？当然是天策府的这帮幕僚。他们不仅想飞黄腾达——李世民当了皇帝后，自己也能当个宰相、当个将军，这种贪念可能也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恐惧。

太子和李世民对立起来之后，如果太子当了皇帝，李世民毕竟是他的亲弟弟，他不会把李世民怎么样，但是他能饶得了李世民的手下么？重则砍头，轻则罢官，这些人将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天策府的这帮幕僚惶惶不可终日。李渊这个时候也知道，不能让李世民继续拥有这帮幕僚，所以一个个都给调开了，比如尉迟敬德、程咬金、杜如晦等。天策府的幕僚最后就剩一个人，就是李世民的小舅子长孙无忌，这个人实在没法调开。

有一次长孙无忌跟李世民说：“哥们儿，你还不干啊？你再不干我就跟尉迟敬德一块儿走了，哪怕落草为寇，我也不在这个危险之地待了。万一李建成当了皇帝，我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他天天鼓动李世民，让他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取太子之位，甚至是皇帝之位。

我们明白了这个原理后，再回头看杨文干事件，很多事情才能看得清楚。杨文干事件做得那么蠢，难道真是李世民那些聪明绝顶的幕僚们干的吗？真有可能。站在幕僚们的立场上，无论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都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如果就此把太子李建成扳倒，李世民当了太子，当然皆大欢喜；如果没扳倒，至少能够激化太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这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光在李世民身边拱火是没有用的，一定是要让他觉得，太子跟自己的关系已经无法挽回了，他已经被逼到墙角，不得不反抗了，这个时候再在旁边拱火才有用。毕竟是造反，要杀兄弟、关皇上，临门一脚的决心太难下了。所以，李世民的幕僚做的所有事，我们都可以理解。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没法避免了，比如历史上记载的很狗血的一些事：李建成找来一匹烈马让李世民骑，想把他害死；李建成把李世民请到自己的府上，在酒里下毒，想把他毒死，等等。这些事现在已经没法考证是真是假了，但是都有可能发生过。因为这就是一个格局系统演变的必然方向，一旦进入一种正反馈，它一定会往那个方向越走越快。

对李建成来说，危险迫在眉睫；对李世民来说，也是同样的感受；对幕僚来说，他们觉得一天都等不得了。即使是一个误会，都会被双方理解成明确的敌意。下毒酒、骑烈马这些事，李建成可能真的这么做了，也可能是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篡改的史书，甚至有可能是李世民的幕僚把一个意外解释成一场谋杀，来拱李世民的火。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前几天，尉迟敬德对李世民说：“现在形势已经这么危急了，你到底干还是不干？反正我是准备好了。”最后李世民下了决心，说：“现在有两个人缺不了，原来也是和我们一伙的，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房谋杜断嘛，把他俩叫来。”然后尉迟敬德就去找这俩人，这俩人说：“叫我们回去？现在我们已经不属于他了，我们才不回去呢，他这个优柔寡断的人。”

李世民一听他们不肯回来，就把一把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说：“你拿着，再去找他们一趟，如果他们不来，就地宰杀。”房玄龄和杜如晦这才知道，李世民终于下了决心，于是乔装改扮回到秦王府，策划了这场事变。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大唐王朝的历史就此改变。给大家分析玄武门事变的过程，其实是想表达看完这段历史的两个感受。

第一个感受就是，历史不是谁创造的阴谋，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格局，每个人在其中都是身不由己的，任何事件都是互相驯化、互相施加影响的结果，谁在当时都看不到整个局面。

第二个感受就是，拥有人才看似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总想用一套系统、一套规则来限制人才，你就等着这个系统崩溃吧！李渊不能说没有政治智慧，他一直想用一个平衡的格局限制李世民，但是功亏一篑。在今天这个人才如此耀眼的时代，你还想限制他们吗？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