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韓謙 實習記者/張雅迪
王晨軒和陳宇在練舞
因為疫情，2020年的高考推遲了整整一個月。應屆高三畢業生王晨軒的複習時間多了一個月，但壓力也跟著順延了一個月。
1月8日，重慶市藝考統考成績公佈，他的成績達到本科合格線，接下來只需要迎接文化科考試。但在家上網課讓王晨軒越發跟不住學校課程進度，在母親王梅看來，考上一所藝術類院校的目標變得更加困難了。
同時，壓在這一家人肩頭的，還有一份沉甸甸的官司。2017年8月，王晨軒與陳宇同原際畫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原際畫”）簽訂藝人合同，合約期11年。然而，從認為原際畫是可以實現夢想的起點，到要求解約，只用了1年時間。隨後，公司與他們打起了解約官司。
2019年12月24日，王晨軒和陳宇的解約官司合併處理，在上海市第一中級法院二審開庭。在此前的一審判決中，他們關於要求解除合約的訴訟請求被奉賢區法院駁回。
按照律師此前的預期，二審結果在3月初便會收到，而如今受疫情影響，目前案件仍在合議庭合議，審判結果公佈的時間尚未可知。
突然的熱搜
“天吶，這事怎麼突然鬧這麼大。”接受採訪時，王晨軒收到朋友的消息，發現自己上了微博熱搜。
那是2020年的第一天，零點，他還在同朋友一起過跨年夜，這個17歲的重慶男孩準時發出朋友圈，“future is coming”。他沒想到18個小時後，先到來的是一條因解約官司而來的微博熱搜。
王晨軒拇指迅速滑動手機屏幕，瀏覽相關新聞下的評論留言，又不時點進熱搜榜，徒勞地希望那個熱度排名第17的話題能儘快降下去。
評論一邊倒地朝向經紀公司。大多評論認為，既然雙方當初自願簽署合同，就該按合同行事，還有人指責：“想一夜爆紅又不付出努力”、“買熱搜買營銷的錢還不如趕快把違約金賠給公司”。王晨軒焦慮起來，不斷地用手前後梳拽著頭髮，說話聲也略帶顫抖，“網友一般只看新聞標題和評論，沒人會想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更令他擔憂的是，根據圈內規矩，藝人進娛樂圈時最好是一張白紙，而解約事件的關注度高，可能會對他未來的職業生涯帶來負面影響。
母親王梅在一旁安慰他，勸他不要看評論，可王晨軒做不到，“我怎麼能不在意？”他決定提前結束採訪，回家好好想想該如何應對。
如今提起2017年8月與原際畫的簽約，王梅“腸子都悔青了”。而在當時看來，孩子的發展似乎充滿希望。
原際畫法人代表、董事長黃銳曾是時代峰峻文化藝術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時代峰峻”）策劃部經理，在TFBOYS走紅過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從時代峰峻離開後，29歲的黃銳在上海成立原際畫。在2017年3月原際畫舉辦的新聞發佈會上，6名未成年男孩組成的養成系偶像團體“易安音樂社”正式出道。
與經過長期封閉式訓練，一出道即是成熟偶像的韓國練習生制度不同，源於日本大型女子組合AKB48的養成系模式，一開始便把藝人公開在大眾面前，邊訓練邊曝光，粉絲一開始對偶像對藝能要求並不高，而是看著偶像慢慢進步，注重粉絲與偶像的陪伴式成長。TFBOYS便是國內對養成系模式運用的先驅者。
黃銳在接受深一度記者採訪時表示，原際畫沒有“練習生”的概念，簽約的未成年男孩“簽約即出道”，內部將藝人劃分為四個層級：預備役偶像、偶像、流量藝人、明星。剛簽約的藝人加入“易安中學”，屬於預備役偶像，“易安音樂社”成員則對應偶像的層級。
2017年5月，看到原際畫招募一期生的消息後，王晨軒表姐給弟弟投了簡歷，希望能給馬上參加中考的王晨軒一個展示才藝的機會。差不多同期，另一名重慶男孩，當時尚未滿14歲的陳宇在微博上收到了來自原際畫星探的邀請私信。
衝著黃銳的名聲，兩位孩子家長分別於2017年暑期將孩子送往上海原際畫試訓。
TFBOYS的走紅帶來了兩位男孩的偶像夢。時代峰峻TF家族總部設立在重慶，團隊成員王源、王俊凱亦是重慶人。比他們小兩三歲的王晨軒打小便學習唱歌、跳舞，初中時參加本地的童星選秀比賽收穫了一些粉絲，他萌生了進入娛樂圈，加入偶像團體的願望。
此前也有韓國的經紀公司邀請王晨軒去當練習生，但都被王梅以準備中考為由拒絕了。中考前一兩週，王晨軒收到了被原際畫錄取的消息，“有種終於輪到我了的感覺，當時心裡就想著趕緊考完過去。”中考結束第三天，王晨軒跟母親去了上海。
陳宇所在的初中校園裡，有兩位在此就讀的TF家族成員，他覺得自己顏值並不輸於他們，只不過他們更會唱歌跳舞。陳宇承認，初一時，自己的確是懷著虛榮心才學跳舞，後來發現，自己的確慢慢對舞蹈產生了興趣。
在兩位孩子母親的敘述裡，除去黃銳的名聲，原際畫給他們畫出的“大餅”令人無法拒絕：首先承諾保證孩子學業，對於重慶與上海教材不銜接的地方找專業老師補課，大學“包進上戲（上海戲劇學院）”，在演藝發展上，會將已成立的易安音樂社拆散，與新加入成員重新配對組合。
在陳宇母親看來，能在保證孩子學業的同時，還能給他提供一個實現夢想的舞臺，何樂而不為？即便孩子沒能在原際畫走紅，大學畢業後拿到上戲文憑後也可以自己尋找別的機會。
2017年8月第一屆易安中學夏日校園文化祭
誰人氣高，就給誰資源
那種“萬眾矚目”的感覺好像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2017年8月19日，在上海盧灣體育館舉辦的第一屆“易安中學夏日校園文化祭”演唱會上，王晨軒和陳宇面對3000名揮舞著熒光棒的觀眾，在舞臺上表演了一首《我的天空》。那是他們簽約原際畫、加入“易安中學”的首秀。彼時，他們正式簽約僅過了3天。
演唱會結束第二天，搭乘從上海飛回重慶的航班時，王晨軒與陳宇已分別有5位跟拍粉絲。陳宇害羞，不太敢看鏡頭，一直靦腆地笑，這是他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後來，再跟音樂社人氣成員出行時，機場聚集了四五十名粉絲。
“原本覺得遙不可及的事情就發生了”，雖然知道大部分都不是自己的粉絲，陳宇還是對未來充滿希望：首次演出就有幾個粉絲，第二次演出就能積累到十幾個，第三次二十幾個，再往後，粉絲興許會越來越多。演唱會結束後，緊接著又進入舞臺劇排練，“原本哈搓搓一個初中生，這回真成練習生了。”陳宇當時覺得，原際畫像是個烏托邦。
在“烏托邦”裡，藝人們生活規律而忙碌：工作日早上8點起床，9點到學校上課，下午5點左右放學，6點吃晚飯，晚上訓練至九、十點，如有團內綜藝錄製、服裝試穿等環節，還需要繼續工作，回宿舍後輪流洗漱，大概凌晨1點睡覺。週末沒有學業安排就全天訓練。他們不被允許外出，從宿舍到學校約10分鐘的步行路程也需專車接送。
在王晨軒設想中，當練習生應當是沒日沒夜地訓練，通過對唱歌、跳舞、表演、舞臺表現力等系統培訓，來紮實基本功。但他發現，訓練並沒他想象中那麼累，且基本是圍繞演出的節目內容展開，“演出需要什麼就訓練什麼”。
2017年11月舞臺劇結束，公司的演出活動暫告一段落。這時候，王晨軒和陳宇逐漸發現，自己和易安音樂社成員區別的課程待遇開始顯現出來。
在演出結束後的頭兩個月，公司仍按個人唱歌、舞蹈、表演等藝術水平將孩子打亂分ABC班訓練。2018年年初，隨著近10名二期生的到來，直接分成了音樂社成員和其他人兩批上課。
原際畫前員工童晶晶告訴深一度，課程安排上，的確會優先把好老師安排給音樂社的孩子。以聲樂課為例，音樂社的小課請的是專業教聲樂的老師，而其他人的老師則是大學剛畢業、或尚未畢業的學生。
此前，王晨軒和陳宇同音樂社成員一起上過的樂理課，也不得不跟著二期生重複上了一遍相同的課程。二期生年紀普遍都在10歲到12歲左右，舞蹈水平參差不齊，舞蹈老師常讓王晨軒和陳宇帶著小孩訓練。“老師經常會讓我們兩個扒舞自學，根本就學不到東西。”陳宇說。
王晨軒覺得，此前資源分配上雖有差距，但訓練是跟音樂社成員一樣，按能力分班訓練，處在同一平行線上。但二期生來後，自己也被慢慢劃分到二期生的隊伍，“相處模式多少會發生變化。”
陳宇疑惑，公司或許對自己並沒有明確規劃。按照他的設想，應該先把一批簽約藝人作火了，再簽下一批，“現在每年招近10個人，老闆不可能關照到所有人。”
對此，黃銳表示，給個人制定規劃是傳統經紀公司的做法，而原際畫注重的是團體發展，會根據藝人在公司裡的成長情況來調整團體規劃。
在原際畫前員工趙倩看來，作為一個初創經紀公司，原際畫對員工和藝人都沒有明確規劃。作為經紀人，趙倩和同事的工作內容常處於“打架”的狀態。“今天可能是我負責，明天就是別人負責了。工作人員沒劃分好誰管哪幾個小孩，接音樂社孩子肯定更容易出成果，所以工作人員都會把工作重心放在音樂社成員身上。”
黃銳將公司的晉升機制描述成金字塔式結構：所有資源集中在頭部，每個進公司的新人可以通過人氣比拼不斷向上晉升。公司不斷做大的良性發展模式，是有越來越多的藝人進入到金字塔頂端，底部也會源源不斷地招收新人增強公司活力。
他指出，目前公司有很多三期生的人氣已超過二期生，進入的團體比二期生更高。藝人通過團內綜藝節目曝光帶來的粉絲關注度，是公司分配資源的首要標準。“所謂養成，才藝並不是最重要的，能力是可以被培養的。我們看中的誰人氣更高，就把資源傾斜到他身上。這跟企業差不多，如果進來的新員工能力比老員工強，難道還得永遠被老員工壓著？”
原際畫在上海的辦公室
這是孩子一輩子的事
1月8日，重慶市藝考統考成績公佈，王晨軒的成績達到本科合格線。對他而言，目前最要緊的事就是考上大學。但面對接下來的文化課考試，王梅發愁，“按孩子現在的成績，能不能考上只能靠造化。”王晨軒又恰好趕上重慶高考教育制度改革，從他下一屆起，便要從高一開始進行學科考試，並計入高考總分。這意味著，他只能硬著頭皮應屆參加高考，並無法參加復讀。
王梅計劃，若是孩子沒能考上心儀的大學，就把家裡房子賣了，送孩子去韓國讀書。“他是真的想學流行音樂，我們家長沒有理由不支持他。”
“孩子送過去時不滿14歲，現在都快17歲了。”陳麗說。“說起來就在那兒呆了沒滿一年，被耽誤的時間和金錢可就多了，給家庭帶來了很大困擾。” 由於回重慶後無法跟上高中課程，陳宇休學一年用來單獨補課，補課費花去幾萬。
起初把孩子送到原際畫，家長們都看重公司對孩子教育的承諾。陳麗曾上網查過借讀的奉賢中學，是上海重點高中，“那會兒我們覺得上海的教育質量比重慶肯定要好。”
2016年12月，原際畫在項目啟動新聞發佈會上，黃銳介紹稱，會將學齡階段藝人的學業放在第一位，並承諾公司會與上海本地教育機構達成合作，由老師根據各地考綱有針對性地對公司藝人進行復習。
但上海、重慶兩地課程不銜接的問題從一開學便顯現出來。陳宇形容自己上課的狀態：剛把數學弄懂了三分之一，化學又來了，化學弄懂一部分，物理又來了。開始還在“掙扎”，不斷“煩”老師問問題，隨著積累起來的問題越來越多，便慢慢放棄了。去學校上課，逐漸變成了“去學校睡覺”。
在上海上了一學期課後，王晨軒回重慶參加高一上學期期末考試，7門課總分考了100多分，“基本就是靠蒙選擇題蒙對了幾分。”
王晨軒和陳宇曾多次和工作人員提出想補課的要求，“我一開始很著急，跟黃銳、經紀人和助理都說過。他們說會想辦法，但一直沒改變。到後來我就麻木了，覺得那就算了吧，我們也無能為力。”
陳麗多次就孩子的學業情況找公司進行溝通，但公司均以正在找家教老師，或奉賢區太遠不好找老師為由搪塞。
為了孩子的學習，陳麗專門去上海住了小半個月，給孩子做心理工作。“一開始我們總找孩子自身的原因，我覺得是因為孩子對新環境不適應，還教育他，這麼大了，要有自學能力。”陳麗還找來親戚朋友給孩子打電話，鼓勵他積極面對。
從2018上半年開始，兩位家長在與孩子的聊天時，察覺到越來越多的負面情緒。在孩子的描述裡，這裡成了一個“監獄”。“孩子說自己在這裡就是混日子，學不到東西，不知道自己該幹嘛”，陳麗擔心，孩子這麼小態度就開始消極，以後怎麼辦。4歲開始學聲樂的王晨軒在電話裡告訴王梅，自己不想學唱歌了。他還曾告訴王梅，自己在網上做了一份心理測試，結果是重度抑鬱症。
趙倩仍記得一名原際畫合夥人對她說的話，“對我們來說這只是份工作，但對孩子來說就是一輩子的事。”在她看來，原際畫在運行過程中，並沒有顧慮到對孩子們未來的影響。
在一份2018年5月15日王梅與一名周姓工作人員通話錄音中，該名工作人員稱，“之前這一年公司各方面都很亂，問題的根源還是在於小黃（黃銳）他們太年輕，沒有這方面的經驗，考慮確實不周”、“坦白說，這是公司成長的代價，也是小黃成長的代價，但是不好意思這樣的代價讓你們付出了，浪費了孩子和家長的時間。”
在一直溝通均未有改變後，兩位家長在2018年7月將孩子接回了家，“公司的孩子多，你不當一回事，但是我的家庭只有一個孩子，我要對我的孩子負責。”
接受深一度記者採訪時，黃銳仍然強調，公司一直跟家長提倡藝人需兼顧學業，並可以協助家長請助教老師為孩子補習，也可以在孩子參加藝考時幫助規劃複習。但原際畫“是商業機構，不是慈善組織”，請老師的費用需要家長承擔。
黃銳否認提出過包進上戲的承諾，他指出，在與孩子家長交流時，提到會負責安排孩子的藝考規劃，“家長說想考上戲，那我們可以進行協助”。在他看來，家長和孩子目前的說法誇大了公司制定的發展規劃。此外，黃銳表示，此前也曾有打算建立第二個組合“易安足球社”，王晨軒和陳宇都將是核心成員，“但他們目前都退出了，建立足球社的計劃也沒法進行下去。”
王晨軒稱，自己曾在晚上10點左右被黃銳叫到其住處喝酒，黃銳稱之為“深夜兄弟會”。在3名易安音樂社成員與王晨軒微信聊天記錄中，均透露自己曾被黃銳叫去喝酒。一名成員稱，“我都不想去，感覺有點害怕”，“去過一次，非要我喝酒，喝那個什麼斷片酒。”
另一名原際畫員工許凱告訴記者，自己至少聽兩三位孩子說起喝酒的事。“孩子不會很正式地跟我說，但會告訴我怎麼躲酒。他（黃銳）讓孩子喝酒，孩子會喝一口就吐出來，或是裝過敏。”黃銳對此予以否認。
王晨軒和陳宇在交流排練
孩子們的緊箍咒
回重慶後的大多數晚上，王晨軒和陳宇都會出現在一家位於重慶渝中區的舞社，練習舞蹈基本功、也不時參加舞社的團訓，和朋友們一起排練，這裡成了他們最喜歡去的地方。
2019年9月，二人在一家商場內參加了舞社的週年慶活動，以學員展示的性質在臺上跳了舞，未收取任何演出費用。二審庭審中，原際畫代理律師出具了他們參加此次活動的證據，並認為這是商演行為，違反合同約定。
為了免除更多麻煩，王晨軒和陳宇如今不在任何公開場合表演，連學校裡的元旦晚會，陳宇也沒有參加。沒有演出，沒有圍觀的粉絲，舞社十多平米的練舞房是他們現在唯一的舞臺 。
2019年12月24日，王晨軒和陳宇的解約官司合併處理，在上海市第一中級法院二審開庭。在此前的一審判決中，他們關於要求解除合約的訴訟請求被奉賢區法院駁回。
“當時我們真是太天真了”，提起當初籤合同時的場景，王梅苦笑道。簽約前，王梅曾把工作人員提前發來的電子版合同打印出來，逐條瀏覽，還列出了一些需要商榷的條款。在簽約時，一名公司合夥人口頭解釋了王梅的疑惑。王梅回憶當時的場景，“她說既然選擇把孩子交給原際畫，雙方就得有基本的信任。合同不重要，就只是走個形式。我以前也沒簽過這樣的合同，想想覺得有道理，也就簽了。”
對於“大學包上戲”的承諾，王梅稱，自己曾提出附加一份補充性協議，但上述公司合夥人稱合同是公司的格式合同，是固定版本，一個字都無法改動。
多名原際畫前員工稱，關於“大學包進上戲”的承諾，很多小孩提起過，但從未通過工作渠道瞭解。
王梅告訴記者，也有些家長想解約帶孩子回家。但是“他們都不敢站出來。一是怕公司打擊報復孩子，影響孩子以後發展；二是他們覺得作為普通家庭，合約白紙黑字簽在那裡，又拿不出更多證據，胳膊拗不過大腿。”
童晶晶也抱著“看這兩家的官司結果再決定怎麼做”的心態。“如果能解除成功，那他們用這些理由也可以解除，如果沒有成功，那就算了，他們的孩子年齡還比較小，就先繼續耗著。”
“很多人都勸我，不要當出頭鳥。但我沒辦法，我家孩子等不了。”王梅認為，與原際畫的合約就像是戴在孩子頭上的緊箍咒，一天不拿掉，就一天不舒服。
但在黃銳看來，把學籍問題作為解約理由是“可笑的”。他告訴記者，由於教育部出臺禁止“人籍分離”的規定，目前公司30餘位簽約藝人均已回原學籍地上學，遇到有表演時再向學校提前請假回上海集中排練。在他看來，二人解約就是為了尋找更好的經紀公司。
在雙方的調解中，原際畫方提出違約金為150萬元。藝人的代理律師傅鐳指出，150萬元是公司將成立之初開始的共4000多萬元成本平均分攤到20多名藝人頭上計算得出的。“成本包括繳納的物業費、房租、員工工資、購買汽車的費用等，甚至有一些成本是在王晨軒和陳宇還沒進公司的時候產生的。”
曾代理多起藝人解約糾紛的北京安理律師事務所律師楊曙光認為，公司的運營成本不能全部由藝人承擔。
“未成年人養成這樣的發展模式是公司自己選擇的，這種模式本身就有風險，現在的損失是由藝人解約造成的還是由於公司發展方向的選擇失誤造成的，這需要進行探討。況且，公司的發展決策藝人和家長都沒有發言權，就把公司所有投入資金全部算在藝人身上，這是不合理的。”
在趙倩看來，經紀公司向要求解約的藝人提出高額賠償，是為了“鎖死”藝人的常見措施。“對經紀公司來說，畢竟培養了孩子一段時間，現在孩子想走，回去好好讀書可以，之後不從事這行的話也沒有關係。但一旦孩子想繼續做這行，要不就賠高額違約金，要不公司就不同意解約，便可以通過合約簽訂的時間將藝人‘鎖死’，不讓他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
但黃銳並不這樣認為，簽約時間11年，在國內同類養成類公司中並不算長，“比如15歲簽約，期滿解約才26歲，而藝人的黃金年齡是在22-30歲之間，到期解約後藝人還處於發展的關鍵期。”黃銳表示，目前公司有30多名未成年藝人，目前仍處於投入階段。“所謂‘養成系’，首先得養，一開始肯定得有大筆的資金進去。目前廣電總局也不提倡未成年人參與選秀或綜藝節目。所以目前的回報比是很低的。不能剛把藝人培養出來就合約到期走了吧？公司也是要賺錢的。”
9319條微博消息
陳宇覺得，在上海的一年，即使有過不愉快的經歷，但在舞臺經驗、為人處事等方面還是有所長進，“那會兒相當於半隻腳已經踏進圈子裡了，總比沒進過圈子裡的人好”。
他儘量不去想官司二審的結果，只希望“把喜歡的事情抓住了”：每日練習唱歌、舞蹈，馬上就要到期末考試了，英語還得繼續補，跟上學校的進度。未來的事，他沒規劃太多，“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不像以前那樣，把未來期待得多麼美好”。
“他現在瘋狂愛上了音樂，經常練歌到半夜。”陳麗拿出手機播放陳宇錄製的歌曲，“他唱歌有感情的。”陳麗最大的夢想，就是有天能夠坐在舞臺下看兒子表演自己的作品。
王梅覺得，最讓她後悔的是，這段經歷讓孩子懂事太早。她心疼孩子，“我希望也能讓他有個叛逆期”。
身處解約風波中，王晨軒開始覺得，想在演藝圈混出來，除了要有實力，還得做好選擇。“公司想怎麼打造你，是想組團還是走個人；以什麼方式訓練；國內市場到時候是什麼樣子；上節目你能走到第幾……這都是決定你能不能出來的因素。”
王晨軒想過，即便自己走不了藝人這條路，還是會繼續從事相關的工作，做幕後，或者做編曲，或者當舞蹈老師。但至少現在，他希望能考上大學，在做藝人這條路上繼續嘗試。
根據與原際畫簽訂的藝人合同條款，未經公司書面許可，王晨軒不得在所有網絡社交平臺發佈動態，擁有11萬粉絲的工作微博已不屬於他。他仍會不時把4000餘粉絲的個人微博頭像更新成最近的照片，並替換微博主頁背景。粉絲們會注意到這些。
從2019年3月最後一次發微博至今，王晨軒的個人微博積攢了9319條評論、私信和轉發的消息提醒。他一直保留著這些小紅點。
他總覺得既然粉絲把他當成偶像，自己就要對他們負責，“我現在沒有任何活動，甚至連微博都發不了，但還有一兩百人記得我，這是我堅持下去的動力。”
（文中王晨軒、王梅、陳宇、陳麗、童晶晶、趙倩俱為化名）
本文由 作者【北青深一度】創作，在今日頭條獨家首發，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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