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韩谦 实习记者/张雅迪
王晨轩和陈宇在练舞
因为疫情，2020年的高考推迟了整整一个月。应届高三毕业生王晨轩的复习时间多了一个月，但压力也跟着顺延了一个月。
1月8日，重庆市艺考统考成绩公布，他的成绩达到本科合格线，接下来只需要迎接文化科考试。但在家上网课让王晨轩越发跟不住学校课程进度，在母亲王梅看来，考上一所艺术类院校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了。
同时，压在这一家人肩头的，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官司。2017年8月，王晨轩与陈宇同原际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际画”）签订艺人合同，合约期11年。然而，从认为原际画是可以实现梦想的起点，到要求解约，只用了1年时间。随后，公司与他们打起了解约官司。
2019年12月24日，王晨轩和陈宇的解约官司合并处理，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在此前的一审判决中，他们关于要求解除合约的诉讼请求被奉贤区法院驳回。
按照律师此前的预期，二审结果在3月初便会收到，而如今受疫情影响，目前案件仍在合议庭合议，审判结果公布的时间尚未可知。
突然的热搜
“天呐，这事怎么突然闹这么大。”接受采访时，王晨轩收到朋友的消息，发现自己上了微博热搜。
那是2020年的第一天，零点，他还在同朋友一起过跨年夜，这个17岁的重庆男孩准时发出朋友圈，“future is coming”。他没想到18个小时后，先到来的是一条因解约官司而来的微博热搜。
王晨轩拇指迅速滑动手机屏幕，浏览相关新闻下的评论留言，又不时点进热搜榜，徒劳地希望那个热度排名第17的话题能尽快降下去。
评论一边倒地朝向经纪公司。大多评论认为，既然双方当初自愿签署合同，就该按合同行事，还有人指责：“想一夜爆红又不付出努力”、“买热搜买营销的钱还不如赶快把违约金赔给公司”。王晨轩焦虑起来，不断地用手前后梳拽着头发，说话声也略带颤抖，“网友一般只看新闻标题和评论，没人会想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更令他担忧的是，根据圈内规矩，艺人进娱乐圈时最好是一张白纸，而解约事件的关注度高，可能会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带来负面影响。
母亲王梅在一旁安慰他，劝他不要看评论，可王晨轩做不到，“我怎么能不在意？”他决定提前结束采访，回家好好想想该如何应对。
如今提起2017年8月与原际画的签约，王梅“肠子都悔青了”。而在当时看来，孩子的发展似乎充满希望。
原际画法人代表、董事长黄锐曾是时代峰峻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峰峻”）策划部经理，在TFBOYS走红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从时代峰峻离开后，29岁的黄锐在上海成立原际画。在2017年3月原际画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6名未成年男孩组成的养成系偶像团体“易安音乐社”正式出道。
与经过长期封闭式训练，一出道即是成熟偶像的韩国练习生制度不同，源于日本大型女子组合AKB48的养成系模式，一开始便把艺人公开在大众面前，边训练边曝光，粉丝一开始对偶像对艺能要求并不高，而是看着偶像慢慢进步，注重粉丝与偶像的陪伴式成长。TFBOYS便是国内对养成系模式运用的先驱者。
黄锐在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表示，原际画没有“练习生”的概念，签约的未成年男孩“签约即出道”，内部将艺人划分为四个层级：预备役偶像、偶像、流量艺人、明星。刚签约的艺人加入“易安中学”，属于预备役偶像，“易安音乐社”成员则对应偶像的层级。
2017年5月，看到原际画招募一期生的消息后，王晨轩表姐给弟弟投了简历，希望能给马上参加中考的王晨轩一个展示才艺的机会。差不多同期，另一名重庆男孩，当时尚未满14岁的陈宇在微博上收到了来自原际画星探的邀请私信。
冲着黄锐的名声，两位孩子家长分别于2017年暑期将孩子送往上海原际画试训。
TFBOYS的走红带来了两位男孩的偶像梦。时代峰峻TF家族总部设立在重庆，团队成员王源、王俊凯亦是重庆人。比他们小两三岁的王晨轩打小便学习唱歌、跳舞，初中时参加本地的童星选秀比赛收获了一些粉丝，他萌生了进入娱乐圈，加入偶像团体的愿望。
此前也有韩国的经纪公司邀请王晨轩去当练习生，但都被王梅以准备中考为由拒绝了。中考前一两周，王晨轩收到了被原际画录取的消息，“有种终于轮到我了的感觉，当时心里就想着赶紧考完过去。”中考结束第三天，王晨轩跟母亲去了上海。
陈宇所在的初中校园里，有两位在此就读的TF家族成员，他觉得自己颜值并不输于他们，只不过他们更会唱歌跳舞。陈宇承认，初一时，自己的确是怀着虚荣心才学跳舞，后来发现，自己的确慢慢对舞蹈产生了兴趣。
在两位孩子母亲的叙述里，除去黄锐的名声，原际画给他们画出的“大饼”令人无法拒绝：首先承诺保证孩子学业，对于重庆与上海教材不衔接的地方找专业老师补课，大学“包进上戏（上海戏剧学院）”，在演艺发展上，会将已成立的易安音乐社拆散，与新加入成员重新配对组合。
在陈宇母亲看来，能在保证孩子学业的同时，还能给他提供一个实现梦想的舞台，何乐而不为？即便孩子没能在原际画走红，大学毕业后拿到上戏文凭后也可以自己寻找别的机会。
2017年8月第一届易安中学夏日校园文化祭
谁人气高，就给谁资源
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2017年8月19日，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办的第一届“易安中学夏日校园文化祭”演唱会上，王晨轩和陈宇面对3000名挥舞着荧光棒的观众，在舞台上表演了一首《我的天空》。那是他们签约原际画、加入“易安中学”的首秀。彼时，他们正式签约仅过了3天。
演唱会结束第二天，搭乘从上海飞回重庆的航班时，王晨轩与陈宇已分别有5位跟拍粉丝。陈宇害羞，不太敢看镜头，一直腼腆地笑，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后来，再跟音乐社人气成员出行时，机场聚集了四五十名粉丝。
“原本觉得遥不可及的事情就发生了”，虽然知道大部分都不是自己的粉丝，陈宇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首次演出就有几个粉丝，第二次演出就能积累到十几个，第三次二十几个，再往后，粉丝兴许会越来越多。演唱会结束后，紧接着又进入舞台剧排练，“原本哈搓搓一个初中生，这回真成练习生了。”陈宇当时觉得，原际画像是个乌托邦。
在“乌托邦”里，艺人们生活规律而忙碌：工作日早上8点起床，9点到学校上课，下午5点左右放学，6点吃晚饭，晚上训练至九、十点，如有团内综艺录制、服装试穿等环节，还需要继续工作，回宿舍后轮流洗漱，大概凌晨1点睡觉。周末没有学业安排就全天训练。他们不被允许外出，从宿舍到学校约10分钟的步行路程也需专车接送。
在王晨轩设想中，当练习生应当是没日没夜地训练，通过对唱歌、跳舞、表演、舞台表现力等系统培训，来扎实基本功。但他发现，训练并没他想象中那么累，且基本是围绕演出的节目内容展开，“演出需要什么就训练什么”。
2017年11月舞台剧结束，公司的演出活动暂告一段落。这时候，王晨轩和陈宇逐渐发现，自己和易安音乐社成员区别的课程待遇开始显现出来。
在演出结束后的头两个月，公司仍按个人唱歌、舞蹈、表演等艺术水平将孩子打乱分ABC班训练。2018年年初，随着近10名二期生的到来，直接分成了音乐社成员和其他人两批上课。
原际画前员工童晶晶告诉深一度，课程安排上，的确会优先把好老师安排给音乐社的孩子。以声乐课为例，音乐社的小课请的是专业教声乐的老师，而其他人的老师则是大学刚毕业、或尚未毕业的学生。
此前，王晨轩和陈宇同音乐社成员一起上过的乐理课，也不得不跟着二期生重复上了一遍相同的课程。二期生年纪普遍都在10岁到12岁左右，舞蹈水平参差不齐，舞蹈老师常让王晨轩和陈宇带着小孩训练。“老师经常会让我们两个扒舞自学，根本就学不到东西。”陈宇说。
王晨轩觉得，此前资源分配上虽有差距，但训练是跟音乐社成员一样，按能力分班训练，处在同一平行线上。但二期生来后，自己也被慢慢划分到二期生的队伍，“相处模式多少会发生变化。”
陈宇疑惑，公司或许对自己并没有明确规划。按照他的设想，应该先把一批签约艺人作火了，再签下一批，“现在每年招近10个人，老板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人。”
对此，黄锐表示，给个人制定规划是传统经纪公司的做法，而原际画注重的是团体发展，会根据艺人在公司里的成长情况来调整团体规划。
在原际画前员工赵倩看来，作为一个初创经纪公司，原际画对员工和艺人都没有明确规划。作为经纪人，赵倩和同事的工作内容常处于“打架”的状态。“今天可能是我负责，明天就是别人负责了。工作人员没划分好谁管哪几个小孩，接音乐社孩子肯定更容易出成果，所以工作人员都会把工作重心放在音乐社成员身上。”
黄锐将公司的晋升机制描述成金字塔式结构：所有资源集中在头部，每个进公司的新人可以通过人气比拼不断向上晋升。公司不断做大的良性发展模式，是有越来越多的艺人进入到金字塔顶端，底部也会源源不断地招收新人增强公司活力。
他指出，目前公司有很多三期生的人气已超过二期生，进入的团体比二期生更高。艺人通过团内综艺节目曝光带来的粉丝关注度，是公司分配资源的首要标准。“所谓养成，才艺并不是最重要的，能力是可以被培养的。我们看中的谁人气更高，就把资源倾斜到他身上。这跟企业差不多，如果进来的新员工能力比老员工强，难道还得永远被老员工压着？”
原际画在上海的办公室
这是孩子一辈子的事
1月8日，重庆市艺考统考成绩公布，王晨轩的成绩达到本科合格线。对他而言，目前最要紧的事就是考上大学。但面对接下来的文化课考试，王梅发愁，“按孩子现在的成绩，能不能考上只能靠造化。”王晨轩又恰好赶上重庆高考教育制度改革，从他下一届起，便要从高一开始进行学科考试，并计入高考总分。这意味着，他只能硬着头皮应届参加高考，并无法参加复读。
王梅计划，若是孩子没能考上心仪的大学，就把家里房子卖了，送孩子去韩国读书。“他是真的想学流行音乐，我们家长没有理由不支持他。”
“孩子送过去时不满14岁，现在都快17岁了。”陈丽说。“说起来就在那儿呆了没满一年，被耽误的时间和金钱可就多了，给家庭带来了很大困扰。” 由于回重庆后无法跟上高中课程，陈宇休学一年用来单独补课，补课费花去几万。
起初把孩子送到原际画，家长们都看重公司对孩子教育的承诺。陈丽曾上网查过借读的奉贤中学，是上海重点高中，“那会儿我们觉得上海的教育质量比重庆肯定要好。”
2016年12月，原际画在项目启动新闻发布会上，黄锐介绍称，会将学龄阶段艺人的学业放在第一位，并承诺公司会与上海本地教育机构达成合作，由老师根据各地考纲有针对性地对公司艺人进行复习。
但上海、重庆两地课程不衔接的问题从一开学便显现出来。陈宇形容自己上课的状态：刚把数学弄懂了三分之一，化学又来了，化学弄懂一部分，物理又来了。开始还在“挣扎”，不断“烦”老师问问题，随着积累起来的问题越来越多，便慢慢放弃了。去学校上课，逐渐变成了“去学校睡觉”。
在上海上了一学期课后，王晨轩回重庆参加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7门课总分考了100多分，“基本就是靠蒙选择题蒙对了几分。”
王晨轩和陈宇曾多次和工作人员提出想补课的要求，“我一开始很着急，跟黄锐、经纪人和助理都说过。他们说会想办法，但一直没改变。到后来我就麻木了，觉得那就算了吧，我们也无能为力。”
陈丽多次就孩子的学业情况找公司进行沟通，但公司均以正在找家教老师，或奉贤区太远不好找老师为由搪塞。
为了孩子的学习，陈丽专门去上海住了小半个月，给孩子做心理工作。“一开始我们总找孩子自身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孩子对新环境不适应，还教育他，这么大了，要有自学能力。”陈丽还找来亲戚朋友给孩子打电话，鼓励他积极面对。
从2018上半年开始，两位家长在与孩子的聊天时，察觉到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在孩子的描述里，这里成了一个“监狱”。“孩子说自己在这里就是混日子，学不到东西，不知道自己该干嘛”，陈丽担心，孩子这么小态度就开始消极，以后怎么办。4岁开始学声乐的王晨轩在电话里告诉王梅，自己不想学唱歌了。他还曾告诉王梅，自己在网上做了一份心理测试，结果是重度抑郁症。
赵倩仍记得一名原际画合伙人对她说的话，“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份工作，但对孩子来说就是一辈子的事。”在她看来，原际画在运行过程中，并没有顾虑到对孩子们未来的影响。
在一份2018年5月15日王梅与一名周姓工作人员通话录音中，该名工作人员称，“之前这一年公司各方面都很乱，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小黄（黄锐）他们太年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考虑确实不周”、“坦白说，这是公司成长的代价，也是小黄成长的代价，但是不好意思这样的代价让你们付出了，浪费了孩子和家长的时间。”
在一直沟通均未有改变后，两位家长在2018年7月将孩子接回了家，“公司的孩子多，你不当一回事，但是我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我要对我的孩子负责。”
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黄锐仍然强调，公司一直跟家长提倡艺人需兼顾学业，并可以协助家长请助教老师为孩子补习，也可以在孩子参加艺考时帮助规划复习。但原际画“是商业机构，不是慈善组织”，请老师的费用需要家长承担。
黄锐否认提出过包进上戏的承诺，他指出，在与孩子家长交流时，提到会负责安排孩子的艺考规划，“家长说想考上戏，那我们可以进行协助”。在他看来，家长和孩子目前的说法夸大了公司制定的发展规划。此外，黄锐表示，此前也曾有打算建立第二个组合“易安足球社”，王晨轩和陈宇都将是核心成员，“但他们目前都退出了，建立足球社的计划也没法进行下去。”
王晨轩称，自己曾在晚上10点左右被黄锐叫到其住处喝酒，黄锐称之为“深夜兄弟会”。在3名易安音乐社成员与王晨轩微信聊天记录中，均透露自己曾被黄锐叫去喝酒。一名成员称，“我都不想去，感觉有点害怕”，“去过一次，非要我喝酒，喝那个什么断片酒。”
另一名原际画员工许凯告诉记者，自己至少听两三位孩子说起喝酒的事。“孩子不会很正式地跟我说，但会告诉我怎么躲酒。他（黄锐）让孩子喝酒，孩子会喝一口就吐出来，或是装过敏。”黄锐对此予以否认。
王晨轩和陈宇在交流排练
孩子们的紧箍咒
回重庆后的大多数晚上，王晨轩和陈宇都会出现在一家位于重庆渝中区的舞社，练习舞蹈基本功、也不时参加舞社的团训，和朋友们一起排练，这里成了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2019年9月，二人在一家商场内参加了舞社的周年庆活动，以学员展示的性质在台上跳了舞，未收取任何演出费用。二审庭审中，原际画代理律师出具了他们参加此次活动的证据，并认为这是商演行为，违反合同约定。
为了免除更多麻烦，王晨轩和陈宇如今不在任何公开场合表演，连学校里的元旦晚会，陈宇也没有参加。没有演出，没有围观的粉丝，舞社十多平米的练舞房是他们现在唯一的舞台 。
2019年12月24日，王晨轩和陈宇的解约官司合并处理，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在此前的一审判决中，他们关于要求解除合约的诉讼请求被奉贤区法院驳回。
“当时我们真是太天真了”，提起当初签合同时的场景，王梅苦笑道。签约前，王梅曾把工作人员提前发来的电子版合同打印出来，逐条浏览，还列出了一些需要商榷的条款。在签约时，一名公司合伙人口头解释了王梅的疑惑。王梅回忆当时的场景，“她说既然选择把孩子交给原际画，双方就得有基本的信任。合同不重要，就只是走个形式。我以前也没签过这样的合同，想想觉得有道理，也就签了。”
对于“大学包上戏”的承诺，王梅称，自己曾提出附加一份补充性协议，但上述公司合伙人称合同是公司的格式合同，是固定版本，一个字都无法改动。
多名原际画前员工称，关于“大学包进上戏”的承诺，很多小孩提起过，但从未通过工作渠道了解。
王梅告诉记者，也有些家长想解约带孩子回家。但是“他们都不敢站出来。一是怕公司打击报复孩子，影响孩子以后发展；二是他们觉得作为普通家庭，合约白纸黑字签在那里，又拿不出更多证据，胳膊拗不过大腿。”
童晶晶也抱着“看这两家的官司结果再决定怎么做”的心态。“如果能解除成功，那他们用这些理由也可以解除，如果没有成功，那就算了，他们的孩子年龄还比较小，就先继续耗着。”
“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当出头鸟。但我没办法，我家孩子等不了。”王梅认为，与原际画的合约就像是戴在孩子头上的紧箍咒，一天不拿掉，就一天不舒服。
但在黄锐看来，把学籍问题作为解约理由是“可笑的”。他告诉记者，由于教育部出台禁止“人籍分离”的规定，目前公司30余位签约艺人均已回原学籍地上学，遇到有表演时再向学校提前请假回上海集中排练。在他看来，二人解约就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经纪公司。
在双方的调解中，原际画方提出违约金为150万元。艺人的代理律师傅镭指出，150万元是公司将成立之初开始的共4000多万元成本平均分摊到20多名艺人头上计算得出的。“成本包括缴纳的物业费、房租、员工工资、购买汽车的费用等，甚至有一些成本是在王晨轩和陈宇还没进公司的时候产生的。”
曾代理多起艺人解约纠纷的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曙光认为，公司的运营成本不能全部由艺人承担。
“未成年人养成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公司自己选择的，这种模式本身就有风险，现在的损失是由艺人解约造成的还是由于公司发展方向的选择失误造成的，这需要进行探讨。况且，公司的发展决策艺人和家长都没有发言权，就把公司所有投入资金全部算在艺人身上，这是不合理的。”
在赵倩看来，经纪公司向要求解约的艺人提出高额赔偿，是为了“锁死”艺人的常见措施。“对经纪公司来说，毕竟培养了孩子一段时间，现在孩子想走，回去好好读书可以，之后不从事这行的话也没有关系。但一旦孩子想继续做这行，要不就赔高额违约金，要不公司就不同意解约，便可以通过合约签订的时间将艺人‘锁死’，不让他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但黄锐并不这样认为，签约时间11年，在国内同类养成类公司中并不算长，“比如15岁签约，期满解约才26岁，而艺人的黄金年龄是在22-30岁之间，到期解约后艺人还处于发展的关键期。”黄锐表示，目前公司有30多名未成年艺人，目前仍处于投入阶段。“所谓‘养成系’，首先得养，一开始肯定得有大笔的资金进去。目前广电总局也不提倡未成年人参与选秀或综艺节目。所以目前的回报比是很低的。不能刚把艺人培养出来就合约到期走了吧？公司也是要赚钱的。”
9319条微博消息
陈宇觉得，在上海的一年，即使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但在舞台经验、为人处事等方面还是有所长进，“那会儿相当于半只脚已经踏进圈子里了，总比没进过圈子里的人好”。
他尽量不去想官司二审的结果，只希望“把喜欢的事情抓住了”：每日练习唱歌、舞蹈，马上就要到期末考试了，英语还得继续补，跟上学校的进度。未来的事，他没规划太多，“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不像以前那样，把未来期待得多么美好”。
“他现在疯狂爱上了音乐，经常练歌到半夜。”陈丽拿出手机播放陈宇录制的歌曲，“他唱歌有感情的。”陈丽最大的梦想，就是有天能够坐在舞台下看儿子表演自己的作品。
王梅觉得，最让她后悔的是，这段经历让孩子懂事太早。她心疼孩子，“我希望也能让他有个叛逆期”。
身处解约风波中，王晨轩开始觉得，想在演艺圈混出来，除了要有实力，还得做好选择。“公司想怎么打造你，是想组团还是走个人；以什么方式训练；国内市场到时候是什么样子；上节目你能走到第几……这都是决定你能不能出来的因素。”
王晨轩想过，即便自己走不了艺人这条路，还是会继续从事相关的工作，做幕后，或者做编曲，或者当舞蹈老师。但至少现在，他希望能考上大学，在做艺人这条路上继续尝试。
根据与原际画签订的艺人合同条款，未经公司书面许可，王晨轩不得在所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动态，拥有11万粉丝的工作微博已不属于他。他仍会不时把4000余粉丝的个人微博头像更新成最近的照片，并替换微博主页背景。粉丝们会注意到这些。
从2019年3月最后一次发微博至今，王晨轩的个人微博积攒了9319条评论、私信和转发的消息提醒。他一直保留着这些小红点。
他总觉得既然粉丝把他当成偶像，自己就要对他们负责，“我现在没有任何活动，甚至连微博都发不了，但还有一两百人记得我，这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文中王晨轩、王梅、陈宇、陈丽、童晶晶、赵倩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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