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报国——独立独行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19年夏，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著述颇丰，世存《傅孟真先生集》。

作为学者，傅斯年的贡献不在学术，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成为时代之榜样，后世之楷模。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那个时代，我们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傅斯年学识渊博精深，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殷墟的发掘，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今天人们谈起傅斯年，心生敬仰，更多的是缘其胆识而非学识，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而非游刃于政教两界的得意，是其大师的神韵而非大师的形名。如果参照当代泛滥的大师标准，对傅斯年冠以“大师”的廉价称谓，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真正的大师风范，不仅仅是表现在其专业领域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王者气度，更应体现出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传统知识分子削尖脑袋放弃人格尊严、独立自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仕宦、名利，在傅斯年眼中只不过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而已。什么是大师？犬儒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正是大师们鄙视放弃的；犬儒们轻易放弃的，正是大师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这就是大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敢号称大师？

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自由。写傅斯年时，我常常联想到两位先哲：孔子和庄子，觉得傅斯年有点像孔子，可他学而优则“不”仕；又觉得有点像庄子，可他忧国忧民并不逍遥。所以，我觉得傅斯年是一个融合了两种不同价值观的联合体，一半是孔子，一半是庄子，忧患中坚守逍遥，逍遥中不忘忧患。站到这个层面上来解读傅斯年，虽不中亦不远矣。

翘着二郎腿和蒋介石说话

傅斯年才华横溢，又恃才自傲，跟蒋介石说话时常常翘着二郎腿。好在蒋介石惺惺相惜，对文人的一些秉性也深为理解，所以从不放在心上，对傅斯年一直关爱有加。蒋介石经常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不仅从不不计较，反而非常欣赏傅斯年的率性倜傥，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但傅斯年的宗旨是“参政而不从政”，蒋介石给的官，他坚辞不受。

以傅斯年的学术地位和声望，他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连续四届被推选为参政员，并多次担任“驻会委员”。一九四五年，蒋介石打算在知名人士中补选一名国府委员，钦点傅斯年，认为“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求才心切，要陈布雷发动人做工作，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凭说客说得天花乱坠，傅斯年就是不为所动。情急之下，蒋介石亲自召见傅斯年，详陈利害，劝其接受任命，傅还是力辞不允。事后，傅斯年致长信于蒋，再表绝不从政的志向：“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又写信给陈布雷，请他向蒋进言，别再拉他当官。

蒋介石看傅斯年决心如此坚决，遂放弃了自己的初衷，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并希望傅斯能以师生之谊说服胡适，结果傅斯年也同样反对。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从政做官的念头。

当时，傅斯年的好友、同学朱家骅、罗家伦等都先后进入政界，操持一方权柄。傅也有多次机遇，国民政府也屡屡示意欲委以重任，傅斯年始终不为心动。傅斯年不愿从政，但愿参政，理由是：“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他对做官与做事的态度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从这段话中可以揣摩到傅斯年的心迹：既要参知政事，又要保持相对独立；既要发挥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作用，又要不被案牍劳形的官衙束缚，以此保持知识分子的自由批判精神，并使评判的影响力达到最大化。正因如此，傅斯年一生不党、不宦。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决不入党的气节，连一向目中无人的李敖也倍加赞赏：“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傅斯年的老友罗家伦曾这样评价傅斯年：“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可谓知音之论。

清廉自律又侠肝义胆

傅斯年的“贫于财”，几乎笼罩了他的一生。他曾对妻子说，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妻子和孩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不得不靠稿费补贴家用。这与当时贪污成风、腐化堕落的世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傅斯年身兼数职，以他的身份和影响及人脉资源，只要心眼儿稍微活一点，保障全家人衣食无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这些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不幸在当时竟成为真实。

整个抗战期间，傅斯年既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又是中研院的代理总干事，集人权、财权、物权于一手，同时他还身兼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虽然傅斯年自嘲自己的职业是“非官非学”，但其特殊的身份和角色足以改善拮据的生存环境。但傅斯年抱守名节，认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恪守职责，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

在艰苦抗战的大环境下，身兼史语所所长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一样也得为“开门七件事”发愁。当时，尽管政府给教授们发放平价米贷金、教员奖助金、学术研究补助费等款项，但这种津贴同物价的涨幅相比，则如杯水车薪，根本于事无补。如1943年发给每个教授的350元津贴，只相当于战前的一元。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使许多教授的家庭生活陷入困顿，生计艰难可想而知。傅斯年在写给夫人俞大彩的家信中，字里行间表露出的惆怅和无奈，是他“贫于财”的真实写照。然而，即使面临这般窘局，傅斯年依旧俭朴自持，绝不中饱私囊，以兼职身分拿两份薪水，毅然退还了向参政会领得的薪水及生活补助费。生计艰难如是，汉学家费正清见证了当时教授们捉襟见肘、囊中羞涩的窘况。费正清自1942年起从华盛顿的工作岗位上调到重庆，先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及美国新闻处处长，亲眼目睹战争期间傅斯年和大后方的其他知识分子濒临经济绝境的困顿。他说，送给中国教授一枝自来水笔的价值，即远远超过他们一年的薪水。

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来只是公务员应有的最低道德标准。可是，对比于当时权贵高官之贪婪横行，他的自律，却是空谷足音，凸显出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风格和操守品格。

傅斯年严于律己，却乐于助人，遇到身处困境的学者总要设法接济。虽然他自己从不求人，但当他了解到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困窘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请求给予紧急救助，这等侠义作风，让梁思成之妻林徽音非常感动，致函盛誉傅斯年“存天下之义，而无有循私”。

当然，傅斯年的救助并非随心所欲，相反，原则性极强。本来，陈寅恪也是傅斯年帮助的对象，只要陈按规定到四川李庄报到，即可领取一笔研究津贴。然而，当陈寅恪于1942年从香港脱难，转赴桂林。傅斯年便不以为然，主张陈寅恪要支领“专任研究员全薪，须以在李庄为前提”。他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的研究所组织通则明白规定：“专任研究员须常在川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陈寅恪也不能例外。傅斯年向陈寅恪陈言，自己的办事原则是：凡事关人情者，当对同事尽其最大之帮助；然事关规例者，则未可通融。

由此可以看出傅斯年的为人处事原则。

1949年春，胡适准备赴美，内眷无人照应，拟将其送到老家绩溪。傅斯年表示，胡适可以把夫人交给他带到台湾大学。“局势如何演变，我不敢预言，但我们会尽力照顾胡太太，吃不饱大家喝稀饭。”胡适真的把太太交给傅斯年“托管”了。在傅斯年台大校长宿舍，住着胡太太、傅的侄儿和另一位朋友一家五口，十多个人共同生活了好长一段清苦的日子……

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性情耿直，口无遮拦，人称傅大炮。炮筒所指，所向披靡。这位炮筒子最辉煌的战绩是曾经扳倒了两任行政院长。

从1938年起，傅斯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强敌入侵，国难方殷，然而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黑暗已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傅斯年以学者的良知和勇士的果敢，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数次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

傅斯年的“炮口”直指国内腐败不堪的贪官污吏。体胖的傅斯年曾说自己“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此话并非虚言，他的“伟大的动量”压倒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两家——孔祥熙和宋子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曾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情汹涌，满城风雨。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蒋立顺势引导：“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此言一出，蒋介石再无言语。傅斯年的穷追猛打，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

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与孔祥熙一样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特权，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致使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最终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潮”。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既出，全国轰动，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矛头所向直指蒋介石：“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他大声疾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继此文之后，又连续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从抗战末到1947年，傅斯年连连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赃枉法，使得两位皇亲国戚先后落马，由此可以领略当时舆论监督的力量和知识分子讲话的分量。

大气磅礴的傅斯年，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虽千万人，吾往矣”。胡适说，傅斯年“无沦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傅斯年在那个年代发出的洪钟般声响，使浑浊不堪的权力集团不得不有所忌惮。

孔、宋是蒋介石的姻亲，蒋委以重任，傅大炮居然敢于开火，这种奋不顾身敢作敢为的精神和魄力，受到朝野上下赞誉。但在傅斯年看来，自己的言行只不过是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他写信给胡适解释是：“既为读书人，则读圣贤书”，应努力做到“无惭于前贤典型”。傅斯年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正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政府的自由。

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傅斯年的“炮口”不仅对着国内腐败不堪的贪官污吏，还指向侵略者和日伪汉奸。

从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傅斯年发表了讨伐“倭寇”的檄文，《日寇与热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与对日外交》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反对国民党政权退让、绥靖的外交政策并予以严厉抨击。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被任命为北大代校长，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来到了北平。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傅斯年说，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就是胡适先生。我答应先在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等胡先生归来，我即卸任。他并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要为胡适扫清道路。作为学生和朋友，他深知象胡适这样的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从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得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节期舍不得离开北平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全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理。傅斯年坚持“民族气节”、“正是非，辨忠奸”，将汪精卫政权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全部开除，周作人就是在他的“汉、贼不两立”的主张下被清除出去的一员。他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容庚曾跑到重庆拜访傅斯年，傅见面就大骂：“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快滚，不要见我！”次日《新民报》作了详细报道，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声震屋瓦》。

曾在“伪北大”任过职的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向傅斯年施加压力，组织请愿并以罢课相挟。傅斯年毫不示弱：“就是杀了我也要说上面的话！决不为北大留此劣！”并毫不手软地对“伪北大”校长鲍鉴清提出控告。

正是这种外露且不知收敛的性格,使傅斯年受到不少人的嫉恨和诋毁。胡适所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傅斯年一贯出言无忌，得罪的人也多，自然更易遭到攻击。傅斯年追随国民党到了台湾，但他用一生的言行证明，他是一个独立独行的有良知和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绝非阿谀奉承之徒，苟且偷安之辈。傅斯年说过，“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而傅斯年在史学界、文化界、教育界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不能因其具体的政治立场而抹杀。

傅斯年在做人上口碑不俗。对朋友的侠义更是有口皆碑。

抗战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与陈寅恪同住一栋楼。那时，敌机常来轰炸，警报一响，大家都是从楼上往下跑，而傅斯年是从楼下往上跑，他在舍身保护一个“国宝”。所以，每当听到空袭警报，他的第一反应是跑上三楼，把患有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再一同进防空洞。

傅斯年与“抢救学人计划”

1948年，国共战事日趋明朗，国民党退守台湾已成定局。蒋介石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还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他希望把“国家的大脑”搬到台湾。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人才重视。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贡献殊大，此间，蒋介石曾三番两次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速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蒋氏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室中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答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蒋介石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留下一句话：给先生留一架飞机，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张伯苓送到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实施办法。很快，傅斯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几乎都是的知名的专家教授，囊括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在所“抢救”的学人名单中，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胡适、杨振声、罗常培等。

按照傅斯年的计划，专机往来于南京与北平接送教授，但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甚至有一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有相当一部分学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成行。傅斯年长吁短叹，仿佛若有所失。据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胡适之哭，真乃千古一哭；傅斯年长吁短叹，也是千古一叹。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哭一叹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之中，他们似乎已经预测到文人命运的未来走向。罗隆基们等55万人被一网打尽，中国精英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老舍们投湖，胡风们入狱，傅雷、剪伯赞等各携妻引颈，沈从文们封笔，梁漱溟、马寅初们被批，钱伟长扫厕，艾青、王蒙们流放……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向来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准则，虽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可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举家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陈寅恪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乘船到达广州，陈序经派出一位与陈寅恪一家熟识的得力秘书卢华焕前往迎接。次日，岭南大学学报就以《为国家教育人才，文院添聘教授多位》为题报道了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任教的消息，轰动一时。

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抢救大陆学人，如在北京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等，特别是极力电催岭南大学的陈寅恪赴台，但终未成功。

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傅斯年身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保护人才，爱护人才，其情之真，其意之切，苍天可鉴。

学生就像我的孩子

傅斯年的真性情，不仅表现在对学者的珍爱，也体现在对学子的殷殷之情。直到今天，我们重温他的事迹、思想和人格魅力，仍会被深深地打动，为他的正直和勇气所感动。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流血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49年4月6日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傅斯年爱护学生，自然也受到学生爱戴。1950年12月20日，他受邀来到“省参议会”，回答完“参议员”郭国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宽等事项提出的问题后，刚走了发言台，只说了一声“不好”就倒地不省人事。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脑溢血，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回天无力，傅斯年走了。消息传出，整个台大都沉浸在悲痛中。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斯年校长去世了。”李万居国语说得不标准，“去世”被一些记者听成“气死”。

消息传来，台大学生打着“痛失良师”横幅，围堵省参议会，强烈要求郭国基出来解释。当时天下大雨，学生在冷雨凄风中，力喊揪出“气死”校长的元凶。

校长“气死”掀起的这场风波，证明台大学子对傅校长之钟爱何其之深。

逝者长已矣

傅斯年倒下了。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

傅斯年逝世后，蒋介石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追悼会者5000余人，哀荣至极。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副，其中有很多赞颂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如于右任挽联曰：“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吴稚晖挽联云：“成学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长，孑民外一人。”叶公超挽联云：“有正义感，说老实话，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余勇气何来？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学风，严真伪辩，人云然，君讵尽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长存。”台大全体师生的挽联是：“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表达了对校长的哀悼和追思。在傅斯年逝世周年祭日，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台大校园内，其安葬地被称为“傅园”。

傅斯年一生清廉，家境凄凉。傅斯年去世前，还在赶写一篇文稿，并对夫人俞大彩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傅斯年去世后，几无遗产，一生所积唯一房书耳。曾嘱夫人要把这一房间藏书留给儿子，还请老友董作宾专篆闲章一枚，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希望子承父业，作一个独立独行的读书人。

海峡阻滞，咫尺天涯，后世子嗣，不知其详，唯惜世上再无傅斯年矣。

胡适曾这样评价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胡适作为傅斯年老师，评价是否中肯，见人见智，但谁又能比胡适更了解自己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