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報國——獨立獨行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祖籍江西永豐。1896年3月26日生於山東聊城。著名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1919年夏，先後入倫敦大學研究院、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學習。1926年冬回國，翌年春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和歷史系、中文系主任。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任西南聯大教授，抗戰勝利後，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當選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1949年1月，傅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臺北，併兼臺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20日在臺北病逝。著述頗豐，世存《傅孟真先生集》。

作為學者，傅斯年的貢獻不在學術，而在以一介書生的傲骨彰顯出一代知識分子的錚錚鐵骨，成為時代之榜樣，後世之楷模。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審視那個時代，我們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傅斯年學識淵博精深，在歷史研究和文獻整理方面獨樹一幟，尤其是對殷墟的發掘，更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今天人們談起傅斯年，心生敬仰，更多的是緣其膽識而非學識，是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無畏，而非遊刃於政教兩界的得意，是其大師的神韻而非大師的形名。如果參照當代氾濫的大師標準，對傅斯年冠以“大師”的廉價稱謂，那簡直就是一種侮辱。真正的大師風範，不僅僅是表現在其專業領域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王者氣度，更應體現出對人格獨立、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傳統知識分子削尖腦袋放棄人格尊嚴、獨立自由、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的仕宦、名利，在傅斯年眼中只不過是“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而已。什麼是大師？犬儒們不惜一切代價爭取的，正是大師們鄙視放棄的；犬儒們輕易放棄的，正是大師們不惜一切代價爭取的，這就是大師。沒有這種精神，怎麼敢號稱大師？

傅斯年評價自己的一生“無慚於前賢典型”，自嘲“書生報國，如此而已”。他幾次拒絕到國民黨政府去做官，寧肯以在野之身，以學者的身份，“參政而不從政”，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批評政府的自由。寫傅斯年時，我常常聯想到兩位先哲：孔子和莊子，覺得傅斯年有點像孔子，可他學而優則“不”仕；又覺得有點像莊子，可他憂國憂民並不逍遙。所以，我覺得傅斯年是一個融合了兩種不同價值觀的聯合體，一半是孔子，一半是莊子，憂患中堅守逍遙，逍遙中不忘憂患。站到這個層面上來解讀傅斯年，雖不中亦不遠矣。

翹著二郎腿和蔣介石說話

傅斯年才華橫溢，又恃才自傲，跟蔣介石說話時常常翹著二郎腿。好在蔣介石惺惺相惜，對文人的一些秉性也深為理解，所以從不放在心上，對傅斯年一直關愛有加。蔣介石經常把傅斯年當作座上賓，時常邀請他到總統府吃飯，商議國事。李敖在《李敖有話說》中講了這樣一個細節：“到臺灣來以後，有一天，當時的代總統李宗仁到臺灣來，在臺北的松山飛機場要下飛機的時候，蔣介石跑去歡迎李宗仁。在松山機場的會客室裡面，蔣介石坐在沙發上，旁邊坐的就是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傅斯年怎麼坐的？在沙發上面翹著二郎腿，拿著菸斗，就這樣叼在嘴裡，跟蔣介石指手畫腳講話。其他的滿朝文武全部站在旁邊，沒有人在蔣介石面前敢坐下。憑這一點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臺灣的地位。”

蔣介石對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不僅從不不計較，反而非常欣賞傅斯年的率性倜儻，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當官。但傅斯年的宗旨是“參政而不從政”，蔣介石給的官，他堅辭不受。

以傅斯年的學術地位和聲望，他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連續四屆被推選為參政員，並多次擔任“駐會委員”。一九四五年，蔣介石打算在知名人士中補選一名國府委員，欽點傅斯年，認為“找傅孟真最相宜”。陳布雷瞭解傅斯年的志向與秉性，對蔣介石說：“他怕不幹吧”。蔣介石求才心切，要陳布雷發動人做工作，他很有信心地說：“大家勸他”。

結果，任憑說客說得天花亂墜，傅斯年就是不為所動。情急之下，蔣介石親自召見傅斯年，詳陳利害，勸其接受任命，傅還是力辭不允。事後，傅斯年致長信於蔣，再表絕不從政的志向：“斯年實愚戇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此後惟有整理舊業，亦偶憑心之所安，發抒所見於報紙，書生報國，如此而已。”他又寫信給陳布雷，請他向蔣進言，別再拉他當官。

蔣介石看傅斯年決心如此堅決，遂放棄了自己的初衷，轉而想拉胡適進入政府，並希望傅斯能以師生之誼說服胡適，結果傅斯年也同樣反對。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兩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沒有了說話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說話的分量。“一入政府，沒人再聽我們一句話。”他勸胡適要保持名節，其中有一句話極有分量：“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正是這句話，打消了胡適從政做官的念頭。

當時，傅斯年的好友、同學朱家驊、羅家倫等都先後進入政界，操持一方權柄。傅也有多次機遇，國民政府也屢屢示意欲委以重任，傅斯年始終不為心動。傅斯年不願從政，但願參政，理由是：“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他對做官與做事的態度是：“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從這段話中可以揣摩到傅斯年的心跡：既要參知政事，又要保持相對獨立；既要發揮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作用，又要不被案牘勞形的官衙束縛，以此保持知識分子的自由批判精神，並使評判的影響力達到最大化。正因如此，傅斯年一生不黨、不宦。

對於傅斯年拒不做官、決不入黨的氣節，連一向目中無人的李敖也倍加讚賞：“傅斯年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適要採取跟國民黨並不很合作的態度。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裡面的自由主義者，不做國民黨也不做共產黨，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傅斯年的老友羅家倫曾這樣評價傅斯年：“孟真貧於財，而富於書，富於學，富於思想，富於感情，尤其富於一股為正氣而奮鬥的鬥勁。”可謂知音之論。

清廉自律又俠肝義膽

傅斯年的“貧於財”，幾乎籠罩了他的一生。他曾對妻子說，這一輩子最對不住的就是妻子和孩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不得不靠稿費補貼家用。這與當時貪汙成風、腐化墮落的世風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傅斯年身兼數職，以他的身份和影響及人脈資源，只要心眼兒稍微活一點，保障全家人衣食無憂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在今天看來，這些不可思議、不可想象的事情，不幸在當時竟成為真實。

整個抗戰期間，傅斯年既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又是中研院的代理總幹事，集人權、財權、物權於一手，同時他還身兼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雖然傅斯年自嘲自己的職業是“非官非學”，但其特殊的身份和角色足以改善拮据的生存環境。但傅斯年抱守名節，認定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恪守職責，廉潔奉公，從不以權謀私。

在艱苦抗戰的大環境下，身兼史語所所長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傅斯年，一樣也得為“開門七件事”發愁。當時，儘管政府給教授們發放平價米貸金、教員獎助金、學術研究補助費等款項，但這種津貼同物價的漲幅相比，則如杯水車薪，根本於事無補。如1943年發給每個教授的350元津貼，只相當於戰前的一元。物價飛漲，貨幣貶值，使許多教授的家庭生活陷入困頓，生計艱難可想而知。傅斯年在寫給夫人俞大彩的家信中，字裡行間表露出的惆悵和無奈，是他“貧於財”的真實寫照。然而，即使面臨這般窘局，傅斯年依舊儉樸自持，絕不中飽私囊，以兼職身分拿兩份薪水，毅然退還了向參政會領得的薪水及生活補助費。生計艱難如是，漢學家費正清見證了當時教授們捉襟見肘、囊中羞澀的窘況。費正清自1942年起從華盛頓的工作崗位上調到重慶，先後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及美國新聞處處長，親眼目睹戰爭期間傅斯年和大後方的其他知識分子瀕臨經濟絕境的困頓。他說，送給中國教授一枝自來水筆的價值，即遠遠超過他們一年的薪水。

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來只是公務員應有的最低道德標準。可是，對比於當時權貴高官之貪婪橫行，他的自律，卻是空谷足音，凸顯出公共知識分子的道德風格和操守品格。

傅斯年嚴於律己，卻樂於助人，遇到身處困境的學者總要設法接濟。雖然他自己從不求人，但當他了解到建築學家梁思成的困窘之後，立即給蔣介石寫信請求給予緊急救助，這等俠義作風，讓梁思成之妻林徽音非常感動，致函盛譽傅斯年“存天下之義，而無有循私”。

當然，傅斯年的救助並非隨心所欲，相反，原則性極強。本來，陳寅恪也是傅斯年幫助的對象，只要陳按規定到四川李莊報到，即可領取一筆研究津貼。然而，當陳寅恪於1942年從香港脫難，轉赴桂林。傅斯年便不以為然，主張陳寅恪要支領“專任研究員全薪，須以在李莊為前提”。他的理由也很充分，因為當時的研究所組織通則明白規定：“專任研究員須常在川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陳寅恪也不能例外。傅斯年向陳寅恪陳言，自己的辦事原則是：凡事關人情者，當對同事盡其最大之幫助；然事關規例者，則未可通融。

由此可以看出傅斯年的為人處事原則。

1949年春，胡適準備赴美，內眷無人照應，擬將其送到老家績溪。傅斯年表示，胡適可以把夫人交給他帶到臺灣大學。“局勢如何演變，我不敢預言，但我們會盡力照顧胡太太，吃不飽大家喝稀飯。”胡適真的把太太交給傅斯年“託管”了。在傅斯年臺大校長宿舍，住著胡太太、傅的侄兒和另一位朋友一家五口，十多個人共同生活了好長一段清苦的日子……

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傅斯年性情耿直，口無遮攔，人稱傅大炮。炮筒所指，所向披靡。這位炮筒子最輝煌的戰績是曾經扳倒了兩任行政院長。

從1938年起，傅斯年以社會名流的身份被聘為國民參政員。強敵入侵，國難方殷，然而國民黨政府自身的腐敗和黑暗已使國家瀕臨崩潰的邊緣。傅斯年以學者的良知和勇士的果敢，直言國民黨政治上的失敗，數次揭露行政院長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敗無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

傅斯年的“炮口”直指國內腐敗不堪的貪官汙吏。體胖的傅斯年曾說自己“以體積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此話並非虛言，他的“偉大的動量”壓倒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的兩家——孔祥熙和宋子文。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曾向中國政府提供5億美元的貸款，按當時的官方匯率折算，合100億元法幣。如以黑市匯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利用自己財政部長的權力，倒買倒賣，從中貪汙了3390萬。事情披露後，傅斯年在參政會上提出質詢。此事鬧大了，輿情洶湧，滿城風雨。蔣介石不得不親自出面宴請傅斯年，做他的工作，為孔說情。席間蔣問道：“傅先生信任我嗎？”傅斯年的回答很乾脆：“我絕對信任。”蔣立順勢引導：“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鏗鏘有力：“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委員長也就應該信任委員長所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此言一出，蔣介石再無言語。傅斯年的窮追猛打，蔣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職務，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

宋子文上臺後，以行政院名義頒發《黃金買賣細則》、《管理外匯暫行辦法》等文件，與孔祥熙一樣利用只有他們才擁有的官僚特權，大肆進行非法進口倒賣活動，致使國民經濟一片混亂，最終釀成1947年以上海為中心的席捲國統區的“黃金潮”。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文章既出，全國轟動，各報紛紛轉載，成為討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矛頭所向直指蔣介石：“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藥的事。”他大聲疾呼：“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繼此文之後，又連續發表《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宋子文的失敗》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臺。從抗戰末到1947年，傅斯年連連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貪贓枉法，使得兩位皇親國戚先後落馬，由此可以領略當時輿論監督的力量和知識分子講話的分量。

大氣磅礴的傅斯年，不畏權勢，敢講真話，“雖千萬人，吾往矣”。胡適說，傅斯年“無淪在什麼地方，總是一個力量”。傅斯年在那個年代發出的洪鐘般聲響，使渾濁不堪的權力集團不得不有所忌憚。

孔、宋是蔣介石的姻親，蔣委以重任，傅大炮居然敢於開火，這種奮不顧身敢作敢為的精神和魄力，受到朝野上下讚譽。但在傅斯年看來，自己的言行只不過是盡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職責，他寫信給胡適解釋是：“既為讀書人，則讀聖賢書”，應努力做到“無慚於前賢典型”。傅斯年幾次拒絕到國民黨政府去做官，寧肯以在野之身，以學者的身份，“參政而不從政”，正是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批評政府的自由。

愛憎分明嫉惡如仇

傅斯年的“炮口”不僅對著國內腐敗不堪的貪官汙吏，還指向侵略者和日偽漢奸。

從1932年起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傅斯年發表了討伐“倭寇”的檄文，《日寇與熱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與對日外交》等一系列文章，就中日關係提出自己的看法，反對國民黨政權退讓、綏靖的外交政策並予以嚴厲抨擊。

抗戰勝利後，傅斯年被任命為北大代校長，以接收大員的身份來到了北平。很多人推薦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誠心誠意地保舉了還遠在海外的胡適。傅斯年說，有比我更適合的人選，就是胡適先生。我答應先在北大當一段時間的代理校長，等胡先生歸來，我即卸任。他並不是有什麼官癮，而是要為胡適掃清道路。作為學生和朋友，他深知象胡適這樣的書生，走到哪兒都是老好人，從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得先出頭，把那些淪陷時節期捨不得離開北平並出任偽職的人員一個全開除出去，為胡適任職掃清道理。傅斯年堅持“民族氣節”、“正是非，辨忠奸”，將汪精衛政權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全部開除，周作人就是在他的“漢、賊不兩立”的主張下被清除出去的一員。他一再表示：凡做了“偽北大”的教員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容庚曾跑到重慶拜訪傅斯年，傅見面就大罵：“你這民族的敗類，無恥的漢奸，快滾，不要見我！”次日《新民報》作了詳細報道，題為《傅孟真拍案大罵，聲震屋瓦》。

曾在“偽北大”任過職的人員，採用多種方式向傅斯年施加壓力，組織請願並以罷課相挾。傅斯年毫不示弱：“就是殺了我也要說上面的話！決不為北大留此劣！”並毫不手軟地對“偽北大”校長鮑鑑清提出控告。

正是這種外露且不知收斂的性格,使傅斯年受到不少人的嫉恨和詆譭。胡適所言“譽滿天下，謗亦隨之”。傅斯年一貫出言無忌，得罪的人也多，自然更易遭到攻擊。傅斯年追隨國民黨到了臺灣，但他用一生的言行證明，他是一個獨立獨行的有良知和責任的公共知識分子，絕非阿諛奉承之徒，苟且偷安之輩。傅斯年說過，“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這些敗類搏鬥，才能真正幫助政府。”而傅斯年在史學界、文化界、教育界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也不能因其具體的政治立場而抹殺。

傅斯年在做人上口碑不俗。對朋友的俠義更是有口皆碑。

抗戰時在昆明西南聯大，他與陳寅恪同住一棟樓。那時，敵機常來轟炸，警報一響，大家都是從樓上往下跑，而傅斯年是從樓下往上跑，他在捨身保護一個“國寶”。所以，每當聽到空襲警報，他的第一反應是跑上三樓，把患有眼疾的陳寅恪扶下樓來，再一同進防空洞。

傅斯年與“搶救學人計劃”

1948年，國共戰事日趨明朗，國民黨退守臺灣已成定局。蔣介石考慮除了把國庫的黃金儲備以及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圖書館的圖書文物運往臺灣外，還著手製定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他希望把“國家的大腦”搬到臺灣。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蔣介石對人才重視。張伯苓先生是南開大學的創辦者，對中國近代教育貢獻殊大，此間，蔣介石曾三番兩次到張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試院院長，要求他儘速離開重慶，去臺灣和美國均可，夫人和兒媳都可以隨行。後來蔣氏又派張群和蔣經國來勸行，他都婉言謝絕了。

蔣介石第二次來，態度極為“懇切”，只要張伯苓肯走，什麼條件都答應。張伯苓低頭不語，主賓對坐無言，室中出現僵局，還是張夫人打破了沉默，對蔣說：“蔣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麼事啦！也該退休了！你讓他辭職吧！”蔣答說：“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國去休養，夫人、兒子和孫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嗎？去臺灣也可以，無論去哪兒，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給想辦法！”張夫人答：“我們的3個兒子都在北方，我們哪兒也不去，他捨不得兒孫。”蔣介石又沉默了一會兒，起身告辭，留下一句話：給先生留一架飛機，想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張伯苓送到門外，又站了好半晌，兩人仍是相對無言。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勢趨緊。朱家驊、傅斯年、蔣經國等在蔣介石授意下磋商謀劃“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實施辦法。很快，傅斯年草擬了一個詳細的學人搶救名單，幾乎都是的知名的專家教授，囊括四種必須搶救的知識分子：各院、校、會負責首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須離開大陸者；在學術上有貢獻者。在所“搶救”的學人名單中，院校負責人包括湯用彤、饒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搶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的如胡適、楊振聲、羅常培等。

按照傅斯年的計劃，專機往來於南京與北平接送教授，但結果卻讓他大失所望，甚至有一天派了五架飛機到機場，卻應者寥寥。有相當一部分學人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成行。傅斯年長吁短嘆，彷彿若有所失。據季羨林回憶，胡適到南京後曾安排專機到北平，點名要接走幾位老朋友，而他自己親自到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航，艙門拉開，他滿懷希望要同老朋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胡適當時大哭一場。胡適之哭，真乃千古一哭；傅斯年長吁短嘆，也是千古一嘆。以後的事實證明，這一哭一嘆並非空穴來風。冥冥之中，他們似乎已經預測到文人命運的未來走向。羅隆基們等55萬人被一網打盡，中國精英一夜之間全軍覆沒，老舍們投湖，胡風們入獄，傅雷、剪伯贊等各攜妻引頸，沈從文們封筆，梁漱溟、馬寅初們被批，錢偉長掃廁，艾青、王蒙們流放……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寅恪向來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準則，雖與胡適一同登機抵達南京，可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舉家匆匆趕往上海。在上海，陳寅恪寫信給時任嶺南大學校長的陳序經，表達了願去該校任教的心願，陳序經馬上答應為陳寅恪南下廣州做安排。1949年1月19日，陳寅恪乘船到達廣州，陳序經派出一位與陳寅恪一家熟識的得力秘書盧華煥前往迎接。次日，嶺南大學學報就以《為國家教育人才，文院添聘教授多位》為題報道了陳寅恪來到嶺南大學任教的消息，轟動一時。

傅斯年一直沒有忘記繼續搶救大陸學人，如在北京的鄭天挺、羅常培、向達、湯用彤、馮友蘭、饒毓泰、葉企孫、曾昭掄、錢三強、週一良、沈從文等，特別是極力電催嶺南大學的陳寅恪赴臺，但終未成功。

兩軍交戰，各為其主。傅斯年身為學術界的領軍人物，保護人才，愛護人才，其情之真，其意之切，蒼天可鑑。

學生就像我的孩子

傅斯年的真性情，不僅表現在對學者的珍愛，也體現在對學子的殷殷之情。直到今天，我們重溫他的事蹟、思想和人格魅力，仍會被深深地打動，為他的正直和勇氣所感動。

1945年12月間，西南聯大學生因反內戰活動而與當地軍警發生流血衝突。時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趕過去，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徵，劈頭便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1949年4月6日臺大和師大發生“四六事件”，軍隊闖入校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徑行進入臺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臺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向當時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司令彭孟緝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傅斯年愛護學生，自然也受到學生愛戴。1950年12月20日，他受邀來到“省參議會”，回答完“參議員”郭國基就臺大招生尺度放寬等事項提出的問題後，剛走了發言臺，只說了一聲“不好”就倒地不省人事。送到醫院後，診斷為腦溢血，雖經全力搶救，但還是迴天無力，傅斯年走了。消息傳出，整個臺大都沉浸在悲痛中。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對外宣佈：“傅斯年校長去世了。”李萬居國語說得不標準，“去世”被一些記者聽成“氣死”。

消息傳來，臺大學生打著“痛失良師”橫幅，圍堵省參議會，強烈要求郭國基出來解釋。當時天下大雨，學生在冷雨悽風中，力喊揪出“氣死”校長的元兇。

校長“氣死”掀起的這場風波，證明臺大學子對傅校長之鐘愛何其之深。

逝者長已矣

傅斯年倒下了。蔣介石聞訊後，立即派行政院長陳誠前去指揮搶救，動員臺灣所有名醫，不惜任何代價搶救傅斯年。他本人則守候在電話旁，焦急等待陳誠每半小時的彙報。

傅斯年逝世後，蔣介石親臨追悼會致祭，參加追悼會者5000餘人，哀榮至極。各界致送輓聯270餘副，其中有很多讚頌了傅斯年一生的事蹟和崇高的人格。如於右任輓聯曰：“是子路，是顏回，是天下強者；為自由，為正義，為時代青年。”吳稚暉輓聯雲：“成學派自由，五四君千古；是真正校長，孑民外一人。”葉公超輓聯雲：“有正義感，說老實話，君敢做，人未必敢做。叩餘勇氣何來？曰赤子之心未失；倡科學風，嚴真偽辯，人云然，君詎盡云然。治使精神若此，知先生之道長存。”臺大全體師生的輓聯是：“早開風氣，是一代宗師，吾道非歟？浮海說三千弟子；忍看銘旌，正滿天雲物，斯人去也，哀鴻況百萬蒼生。”表達了對校長的哀悼和追思。在傅斯年逝世週年祭日，他的骨灰被安葬於臺大校園內，其安葬地被稱為“傅園”。

傅斯年一生清廉，家境淒涼。傅斯年去世前，還在趕寫一篇文稿，並對夫人俞大彩說，等得了稿費，“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

傅斯年去世後，幾無遺產，一生所積唯一房書耳。曾囑夫人要把這一房間藏書留給兒子，還請老友董作賓專篆閒章一枚，上刻“孟真遺子之書”，“家有藏書能教子”。希望子承父業，作一個獨立獨行的讀書人。

海峽阻滯，咫尺天涯，後世子嗣，不知其詳，唯惜世上再無傅斯年矣。

胡適曾這樣評價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

胡適作為傅斯年老師，評價是否中肯，見人見智，但誰又能比胡適更瞭解自己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