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1917年9月，胡適被北大蔡元培校長聘為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1896年3月，傅斯年出生于山東聊城一個名門望族家中，比胡適小五歲。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三年後升入北大文科國學門。
顧頡剛是哲學系的學生，他聽了胡適講課，卻從中聽出了門道。他認為胡適讀的書固然不如原來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史學家”。此後便請好友傅斯年聽聽胡適的課。傅斯年聽後也感到確有新意，很佩服他對內容的把握和他講課的風格。
此後，傅斯年與胡適多有來往，傅斯年和他的同學經常到胡適的家裡去。據羅家倫後來回憶說，“那時候我們常去，先則客客氣氣地請教受益，後來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寫的許多文章，特別是他們之間的談話與爭論，對傅斯年的思想有很大的啟發和激勵，使他從可能成為章派國學的繼承與傳道者，而轉變為支持並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一員大將。
胡適與傅斯年
胡適於1947年2月7日致傅斯年重要親筆長信，共8頁。信中胡適提及國家政府改革和重組等問題，內容涉及毛澤東、蔣中正、郭沫若、宋子文、孫科、王世傑、蔣廷黻等眾多名人。
春拍拍品預覽 胡適致傅斯年提及國家政府改革等事宜的重要親筆長信，共8頁
部分釋文：
“我因為很願意幫國家政府的忙,所以不願意加入政府。蔣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謝,故此信所說都是赤心的話。
我在野，一—我們在野,一—是國家的、政府的一種力量,對外國,對國內,都可以幫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說公平話,給他做面子。若做了國府委員,或做了一院院長,或做了一部部長,……結果是毀了我三十年養成的獨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為。結果是連我們說公平話的地位也取消了。一—用一句通行的話,“成了政府的尾巴”！……
這個時代,我們做我們的事就是為國家,為政府,樹立一點力量。……
十月裡我有一次到行政院去看翁詠霓,秦景陽也來了,他們堅留我坐,這是他們聊天的聚會,每天都是聊天,無一事可辦。我坐了一點鐘,聽他們聊天,心裡想:“這是中國兩個最有腦力的人才,幹嗎不到一個學校或研究室去?幹嗎要把他們困在一個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閒飯,聊閒天? ……”
我覺得小黨派的人才實在不多。……
蔣先生應該充分抬出黨內的最有希望的自由分子,給他們一個做事的機會。行政院長必須換人,雪艇、哲生都比子文高萬倍,都可以號召國內與國外的同情支持。若用子文,則國內無以號召,美國借款也借不成。……
這是國民黨訓政最後一年的政府,國民黨豈可不冒一點險,抬出一個“全明星”( all star)的政府給國人與世人看看嗎?國民黨要做廣告,這是最好的廣告機會。國民黨要為將來做競選工作,這是最好的競選機會。
故這一次改組政府,必須以國民黨的第一流人才為主力,配上三五個小黨派與無黨派的人才,就像個樣子了。為國外的號召計,似以哲生組閣為相宜,雪艇次之,我不是偏袒此二人,實以我九年的觀察為根據。……
適之 卅六,二,六日”
傅斯年在信件的第四頁做出了批註：“按秦景陽（北大數學系教授）君近年墮落，非復當年為一干員，適之先生多年在外不之知也。斯年附註”
著錄：《胡適來往書信選 下冊》 P94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7月
《胡適來往書信選》
1947年元月，蔣介石約傅斯年吃飯，談話中提出請胡適當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傅斯年將這件事告訴胡適，並在信中說，他當即替胡適解圍，認為此事“不方便”：從大處說，“政府之外應有幫助政府之人，必要時說說話”；從小處說，“北大亦不易辦，校長實不易找人，北大關係北方學界前途甚大”。他還強調說，由北大校長兼國府委員，也“不合大學組織法”。儘管他反覆陳述，但蔣介石就是不鬆口。 在信中，傅斯年明確告訴胡適對此事的態度：我們“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胡適立即給傅斯年回信，表明自己同樣不願加入政府的態度。
胡適明確說：“考試院長決不敢就，國府委員也不敢當。”還再三強調，“我不願意放棄我獨往獨來的自由”。胡適見此事“急頗”，幾次寫信給傅斯年，請求這位“炮手專家”能出“奇兵妙計”，保護他“安全出險”。
傅斯年出的“絕招”就是一句話：“此事全在先生一顆不動搖的心”。他堅信，只要自己“牙根咬定，他能捆綁上任嗎？”此招果然見效，蔣介石不再堅持，胡適最終得以“逃學”，這樁糾纏了三四個月的節外生枝的事總算了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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