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民国历史，感受大师风范。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民国，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傅斯年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中阵前倒戈：“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朵花！”
参政而不从政的原因和理由：
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二人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
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辞职。
五四运动领导
春天，北京爆发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就是“五四运动”。
早在1916年，傅斯年就考入北京大学读书。三年后的1919年，风华正茂的傅斯年不仅参加了震惊中外、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五四运动”，而且他还被推举为学生游行总指挥。
巴黎和会上，中国在列强面前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被日本割占的山东，正是傅斯年的故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这句名言激发出傅斯年强烈的爱国热情。
“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严惩卖国贼！”在游行中，傅斯年与同学们挥臂高呼。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傅斯年带领学生直奔赵家楼胡同，控诉卖国贼曹汝霖出卖山东的真相。傅斯年带领游行学生冲进曹汝霖府邸，曹汝霖仓皇逃跑。愤怒的学生随之火烧曹宅（赵家楼），把“五四运动”推向高潮。
傅斯年与北大和胡适先生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对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19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名家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回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难解除，把“天下”扫平，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他给夫人的信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1917年9月，胡适被北大蔡元培校长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他与以往的老先生不同，没有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讲起，径直就讲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这不仅让原来的老先生连呼“胡闹，胡闹”，而且也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认为胡适不讲三皇五帝，就是“思想造反”，不配做大学教授，有人甚至酝酿要将他赶出北大。
顾颉刚是哲学系的学生，他听了胡适讲课，却从中听出了门道。他认为胡适读的书固然不如原来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他听说有人想要赶走胡适的事，就请好友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听后也感到确有新意，很佩服他对内容的把握和他讲课的风格。于是就给哲学系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平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话，就将这场酝酿的风波平息下去了。
备注：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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