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胡适的高足，又是终生的朋友
胡适一连用了十几个“最”来评说他的学生：
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
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
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
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
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
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
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
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
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
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
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曾说过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
十分材料出十分货
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
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办好两所大学（北大、台大），轰走两任院长（孔祥熙、宋子文），胆敢当面对蒋介石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这样的学者是鲜有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傅斯年先生的故事吧。
爱书甚爱面包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他曾自豪地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傅斯年后来总结五四运动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其实他是五四运动后第二天就出国了，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在德国留学期间，傅斯年的生活极为艰苦，但他依旧买书，他在给罗家伦信中写道：现在“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赵元任妻子杨步伟说，“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一个。”
“北大的功狗”
傅斯年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对北大来说，他只出任代理校长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至1948年间，除很短时间外，一直兼任该校（包括西南联大）教授，实际上做了很多校务工作，以至于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这意思是说他没有那么的有"领袖风范"和"学究模样"，像一条努力觅食，恪尽职守又不讲条件的狗。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对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19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名家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回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难解除，把"天下"扫平，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他给夫人的信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胡适的课值得一听
1917年9月，胡适被北大蔡元培校长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他与以往的老先生不同，没有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讲起，径直就讲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这不仅让原来的老先生连呼"胡闹，胡闹"，而且也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认为胡适不讲三皇五帝，就是"思想造反"，不配做大学教授，有人甚至酝酿要将他赶出北大。
顾颉刚是哲学系的学生，他听了胡适讲课，却从中听出了门道。他认为胡适读的书固然不如原来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他听说有人想要赶走胡适的事，就请好友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听后也感到确有新意，很佩服他对内容的把握和他讲课的风格。于是就给哲学系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平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话，就将这场酝酿的风波平息下去了。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合影五排右二是傅斯年
抢救、整理明清档案
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年)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少了2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1927年春，傅斯年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子崖等处的发掘，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傅斯年与蒋介石
“傅大炮”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先后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但是他不像很多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腐败官员，赢得"傅大炮"的美名。
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二人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
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辞职。
傅斯年
把老师看做鲜花，把政府说成大粪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显贵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说来奇怪，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想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补选傅斯年做国府委员。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结果，不管说客怎么说，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
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反而做了拆台的，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一九四二年傅斯年、俞大彩和儿子傅仁轨在四川南溪李庄
卖书葬母 仁者首孝
傅斯年9岁丧父，家境衰落，由祖父及母亲抚育成人。他在外面呼风唤雨，锋芒毕露，在家里“侍母至孝”。傅母极爱吃肥肉，但体胖、高血压，不宜多吃。俞大彩为婆婆健康着想不敢多给，多次触怒婆婆。“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好言劝老太太平息怒火后，又私下安抚夫人：“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俞大彩《忆孟真》）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多次召集傅斯年和其他名士问策，傅斯年又组织中央研究院搬迁事宜，忠孝难以两全，不能陪侍母亲避难。只好委托两位侄子和一位下属护送母亲转移。南京沦陷，傅斯年辗转到重庆，两个侄子来见，告知祖母没逃出来时顿时大怒，当着下属面打了侄子两个耳光，又各自踹了两脚，下属尴尬不已。
随后，他千方百计把母亲从暂居的安徽接到相对安全的重庆和弟弟傅斯严一起生活，费用全由傅斯年负担。他为母亲逃难所受的磨难内疚，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岳南《南渡北归》）
母亲接到重庆后，虽然条件艰苦，但傅斯年“仍勉力供给他老人家肉食无缺”。重庆医疗条件差，将傅母胆结石误诊为胃病，延误病情，傅后悔自责，没有“在南京时送他老人家在中央医院多住几日”。傅母去世后，为防止敌机轰炸和日后破坏，“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欲移不可。”（傅斯年《致胡适信》，1942年2月6日）他手头拮据，只好卖书葬母，丧事从简。“棺材是卖几箱子书换来的。朋友有劝告我开吊者，我实在办不到。”（傅斯年《黄祸》）
傅斯年与胡适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
体胖与决斗
傅斯年有铮铮铁骨，又性格鲜明，风趣幽默。学生们喜欢他，这是个重要原因。有很多轶事至今还在流传。
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质量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有一次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一次，在参政会上，傅斯年反对孔庚关于中医问题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比他大二十多岁，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其实傅斯年不知道，孔庚是虽是清末秀才，却也性格暴烈，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狱。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也不好欺负。
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1948年，傅斯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台湾大学校长最终也成了他生命的终点，留洋七年后他一直鼓吹以最西式的方法整理中国学术，面对危局，却毅然在台大大一新生中推行孟子阅读，甚至奖掖以此作文的优胜者，苦心积虑，培植学生的浩然之气，在风雨如晦之时，都转向古圣的心性之学，藉以纾困解忧，内心的忧虑与悲凉，可谓山河同悲。加上身体已不堪病魔摧折，心里则背负家计之忧与校务之繁，拼命腾挪其间。
义愤与感发的交集，使得台湾大学的工作，虎虎有生气。从傅氏对青年的万般呵护，恍然可以窥见他勾践式的梦想，这样一拨青年，后来不少人都成为掀起宝岛巨浪的历史推手。
压倒傅斯年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台湾省参议员的无理纠核。
当时，台湾粮食紧张，即使是台湾大学学生也吃不饱，傅斯年作为校长，一有机会，就会给学生办交涉，为他们争取增加菜金，要求在春节、端午和中秋给学生加菜，尤其是挑选最肥厚的猪肉，让这些青年人能有一顿好饭。
不少学生患了肺病，他特意在操场盖了一排小屋，供这些学子居住，为了避免蚊虫叮咬，还装上窗纱，又专门给他们每人每天一颗鸡蛋与一小瓶牛奶，可谓无微不至。
1950年12月20日，由于台大教育器材失窃，部分奖学金有被移作宿舍内部工程之用的指控，傅斯年被迫到台湾省参议会接受参议员郭国基的质询。
其实宿舍一事，傅斯年原计划是楼上每间住十二人，楼下房间全部用于学生读书，但学生觉得不方便，于是楼上楼下每间都住六人，其余空间可以放书与行李。
郭国基对此不依不饶，提出“学生睡上下铺，为什么不能每个房间都住十二个人？”傅斯年说，如果这样，学生书桌无处放。针对傅斯年提出修临时教室，郭又提出教室白天上课，晚上不上课，似乎觉得教室晚上可以用于作息，傅斯年心情极为激动，“我们的教员当然不能白天晚上都上课，但我的学生是流民吗？我们又不是流民收容所！”话音刚落，傅斯年脑溢血突发，瞬时昏倒会场，送到医院，不久就惨然病逝。
郭国基则潜逃，谎称逃回宜兰，实则潜伏起来。学生群情激奋，要求政府还其傅校长，甚至差点引起军警干预。无奈一代雄才竟然在内忧外困中与世长辞。
尽管傅斯年执掌台大仅仅700余天，可台大人始终将他视为“台大的守护神”，为了纪念他们这位创校校长，台大特意将其骨灰埋在校园中，并且树立了一座傅园，让他们的老校长伴随着心爱的学生成长。
不久启用的傅钟，则俨然成为了台湾大学的象征，每堂上下课都会钟响二十一声，这源于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从1896年3月26日到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的一生仅仅不到55年，但是，他留下的故事，非常耐人咀嚼，他的铮铮铁骨，非常令人景仰。
山东聊城傅斯年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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