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國時期是有意識且較系統地進行漢字簡化的起始階段，儘管該時段的漢字簡化工作進行得還不全面、不深入、不徹底，但它卻是自唐宋以來社會生活中不時出現減省形體、俗寫形體，到新中國成立之後進行系統簡化工作的中間階段。不過，其時學者並非一開始便將目光聚焦到漢字中已有的減省形體上，並非天然地有成系統的簡化方案和推行辦法供他們採納。綜合來看，該時期漢字簡化的發展以不斷摸索與開拓為主基調，並表現出如下特徵。
推進模式具有辯證性
我們可將該時段漢字簡化的推進過程描述為“螺旋式上升”，即其時學者以“辯證”的思維，在不斷“嘗試—否定—再嘗試”的模式下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探索，逐步確立了“推行簡體字，輔之以拼音”的漢字整理理念。
這個推進模式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其一，沿用漢字與改用拼音文字之爭。為解決字形繁難的問題，1892年由國人創制的第一個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瞭然初階》發佈，至1910年，全國各地提出的拼音方案有28種之多。1908年，《行用簡字平議》開始了對“簡字”之路的反思，認為社會通行的漢字一年半時間即可學完，且有自晉唐以來的行草字。此外，1909年陸費逵在《普通教育當採用俗體字》中指出，漢字形體繁難、不易推行，並認為近人創制的“簡字”與舊有文字差異過大，由此他主張推行俗體字。至1918年，錢玄同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中明確反對推行拼音“簡字”，主張廢除漢字，代之以Esperanto（世界語）。不過，徹底廢棄漢字絕非易事。故而錢玄同又在《減省漢字筆畫底提議》《漢字革命》等文章中指出，在改漢字為字母拼音的“籌備”期內，可通過寫“破體字”對其進行補救，並提倡搜錄固有的減省形體。1928年，陳登皞在《中國文字改革的具體方針》中否定了將漢字根本廢除、改用羅馬拼音的做法，主張先簡化社會上最常用的一些漢字。
其二，對字形簡化成果的整理。在保留漢字的思路下，學者們多方蒐集固有的減省形體。1930年，李從之在《簡字的研究和推行方法的擬議》中輯錄了87組繁簡對應字例，這是真正意義上以“字表”模式展示簡體字的開始。由此來看，漢字簡化的工作從偏重理論推進到了側重實踐。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1935年《第一批簡體字表》的發佈，人們整理出的各類簡體字表有12種之多。與此同時，學者們還就整理的思路、原則、方法、步驟，整理成果的展示模式、形體選錄的學理依據等，展開了更為廣泛的探究。
其三，對推行簡體字與走拼音化道路的綜合反思。1936年1月，民國政府叫停推行簡體字之後，學者們又重點圍繞簡體字是否是漢字改革的未來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有人認為應該徹底走拼音化道路，也有人認為簡體字之路也行得通。繼而又有學者提出了“多路融合”的主張：推行簡體字，輔之以拼音。
研究方法具有多樣性
該時期學者在探究漢字的簡化問題時，創造性地使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其中，有幾種方法的影響比較深遠。
其一，“字形表”展示法。學者們在處理形體簡化的實踐成果時，往往以“字形表”的模式進行展示，典型代表為《第一批簡體字表》。事實上，民國學者整理出的漢字簡化“字形表”多達20餘種。
其二，“月譜”“年譜”展示法。以杜子勁為代表的學者，對1926—1933年間的漢字簡化工作及簡化成果以“月譜”的形式進行了總結。此外，他還整理出了1909—1935年間的簡體字“年譜”。
其三，實驗分析與數理測算法。比如在“字形簡化成果的整理階段”，以艾險舟、傅葆琛、徐則敏、李從之等為代表的學者，充分利用實驗統計、數理測算、對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對學生識字教育、民眾識字教育中該教授哪些漢字、教授多少漢字、如何教授等問題，進行了更為科學的測算和分析。
其四，字頻統計與分級歸類法。主要指依據字頻對字符進行分級。比如徐則敏在《漢字難易分析的研究》中，根據使用頻次，將他提取出的2400個常用字進一步分為最常用、次常用、常用三級，每類各計800字。
其五，心理認知研究法。比如艾偉在《從漢字心理研究上討論簡體字》等論著中，將漢字難易度的研究從實驗分析進一步深入到心理認知的層面。
其六，縱向比較和橫向比較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其時學者一方面考察了漢字發展簡易化的總趨勢，另一方面又考察了世界文字趨簡的總規律。比如艾險舟在《識字教學之研究》中主張用簡體字進行教學，其理由之一是英國文字也經歷了由繁到簡的變化。再比如黎正甫在《簡體字之推行與阻力》中指出，世界各國的文字基本都是“由繁而簡”變化的，足見簡體字既適合普通民眾的需求，也順應文字發展演變的自然趨勢。
討論方式具有連續性
這裡所謂的“連續性”，主要指某學者提出一些觀點、方法或整理出一些簡化成果後，其他學者往往會就該主題或成果繼續進行研究。
1909年1月，陸費逵在《普通教育當採用俗體字》中提倡使用俗體字；同年2月，沈友卿在《論採用俗體字》中對陸費逵的主張提出了異議；同年3月，陸費逵又在《答沈君友卿論採用俗字》裡對沈友卿進行了回應。再比如1933年11月，林語堂在《提倡俗字》中對“別字”與“俗字”進行了區分，並明確反對“別字”，提倡“俗字”。其後，錢克順在《讀了廿九期“提倡俗字”後的一封信》中，對林語堂《提倡俗字》裡的觀點進行了辯駁。還比如1935年3月，《推行手頭字緣起》收錄了“手頭字推行會”蒐集的300個“手頭字”；同年5月，胡行之在《關於手頭字》中新蒐集了80個“手頭字”，對“手頭字推行會”的成果做了補充。
所持理念具有前瞻性
即便從今日之學術視野審視，其時學者提出的一些主張或見解仍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和學術價值。這些研究理念中，尤其值得進一步深入思考和挖掘的，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其一，對改簡漢字的認識。有人以漢字是“象形文字”“衍形文字”的理由反對減省漢字的筆畫，對此，錢玄同在《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中指出：“應該謀現在的適用不適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另外，劉公穆在《從工作效率觀點提倡簡字》中認為，文字變遷依據“自然進化”的規律運行，但有時又要藉助“人工”，不過“人工”只能在“自然”的基礎上進行。
其二，對簡體字價值的認知。黎錦熙在《文化與教育》中認為，簡體字之所以也有價值，是因為它順著漢字自然的趨勢發展，從古代便如此。而劉公穆在《從工作效率觀點提倡簡字》中也指出，在將來的社會上，簡體字一定會推行；並認為中國的文字不能毀滅，簡體字的應用只需要等待時間。另外，艾偉在《從漢字心理研究上討論簡體字》中指出，如果所選的簡體字合乎科學原理，即使部令不正式頒行，它也會行用。
其三，對漢字簡化思路的創新。沈有乾的《漢字的將來》在分析漢字音無專形、字形複雜、字數繁多等特點的基礎上，主張“三路會師”，即將標音符號運動、簡體字運動、基本字運動三種方法的好處糅合起來，從而創出“第四種”方法。
其四，對其時漢字簡化工作不足的揭示。張公輝在《國字整理發揚的途徑》中剖析了民國時期漢字簡化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首先，沒有完整而切實可行的計劃，整理過程漫長，方法散亂，缺乏有效標準，忽視了文字在一定的發展階段有求穩定的需要。其次，簡體字只是減少了筆畫，沒有建立起科學合理的標音體系；如果不能取代繁體字的地位，那麼一字繁、簡二體並行，反而增加了漢字的繁難度。
綜上，清末民國時期漢字簡化的種種成果，都是其時學者經過不斷探索、爭辯、反思、創新才獲得的。總結該時段的相關經驗、方法及種種失誤，對當今和未來的漢字整理及規範工作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本文系國家語委“十二五”科研規劃2015年度重點項目“清末民國漢字簡化研究信息庫建設及相關研究”（ZDI125-5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漢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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