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現代之交的中國，梁啟超不但名氣相當大，而且享名時間長，這在那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的時代，實屬難得。（來源：愛思想/作者：夏曉虹/江淳編輯）
善於自我剖析的梁啟超晚年曾向公眾表白：
我的學問興味政治興味都甚濃；兩樣比較，學問興味更為濃些。我常常夢想能夠在稍為清明點子的政治之下，容我專作學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覺：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責任。
在兩種互相沖突、各不相讓的興趣左右與吸引下，梁啟超的行動不免彷徨猶豫，視外界形勢的變化，而或此或彼，偏重一端；但其內心深處，卻始終期望“魚”與“熊掌”兩味兼得，故其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做個學者生涯的政論家”（《外交歟？內政歟？》）。且不論政治家與學者這兩種社會角色是否可以同時扮演得同樣出色，倒是政治興味與學問興味的矛盾調適，確是梁啟超成名早而又得名久的重要原因。人稱梁氏“善變”，此亦為原因之一。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登上歷史舞臺的維新派，其當然的精神領袖為康有為。在他隨後發起的改良主義政治運動中，梁啟超初時不過是作為一名康門弟子隨師奔走，宣傳康氏的主張。而一旦《時務報》於1896年創刊，他有幸出任該報主筆，便如魚得水，即刻脫穎而出，顯示了其以文字鼓動人心的特殊才幹。系列政論文《變法通議》以明白暢達的語言，痛快淋漓地論述了變法勢在必行的道理：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
當今之勢，是“變亦變，不變亦變”。主動變法，實為“保國”“保種”最明智的選擇（《論不變法之害》）。其時，梁啟超的思想基本源於康有為，而他以報刊政論家身份所發表的言論，卻使其對社會輿論的影響更為普遍。因而一時間聲名鵲起，康、梁並稱，造成了在維新運動中，梁氏幾與其師平分秋色的態勢。
戊戌以前，梁啟超對康有為的稱揚可謂不遺餘力，而政變發生、亡命日本後，他受到現實的刺激——變法失敗的打擊與日本明治文化的衝擊——“思想為之一變”，漸有與康氏分離的傾向。在1898年底於日本橫濱創辦的《清議報》中，儘管仍接刊《變法通議》的續論二篇，但梁啟超思考的中心已不侷限於對維新活動本身的檢討，而推及政變發生的原因。1901年發表的《中國積弱溯源論》，其欄目標題為“中國近十年史論”，原擬著成一書，對1894年中日戰爭以來的歷史做一總體清理。首章《積弱溯源論》便放大視閾，對影響近代中國的思想、風俗、政治以及清代史事各種積因逐一闡發，開始關注國民性問題。批判國民性這一思路，在長達十餘萬言的《新民說》中得到了集中、充分的展現。認識到“國也者積民而成”，“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敘論》），梁啟超已從痛恨頑固派守舊不變、扼殺新政，轉而深入探討更為基本的國民教育問題。通過對國民性的歷史批判，倡導培養新國民必備的種種品德，而其最終期望，仍在“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本著這一“開通民智”的新意識，梁啟超此時的政論表現出更多責望於國民而不是政府的取向。比較傳統的“賢人政治”理想，這應當被視為一種進步。而他於《新民說》中曾力加鼓吹的破壞主義，也應和了革命思潮的傳播，引起持君主立憲、保皇改良主張的康有為的不滿。“新民”理論的系統闡釋，證明梁啟超已具有對社會輿論獨立發生影響的實力。而連載於1902年創刊的《新民叢報》上的《新民說》及其他以“新民”為主旨的論文，也為梁啟超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他的開始於辦報活動的政治生涯，在此時期達到了巔峰狀態。
1903年以後，康有為的影響再度顯現。遊歷美洲的經歷，使梁啟超對以美國為代表的共和民主制國家頗為失望，考察旅美華人社會的結果，也使他對國民性改造倍感艱難，因此放棄革命、破壞主張，改為宣揚“開明專制論”。而溯其思想轉變的伏脈，卻與“新民”理論不無關係：國民素質低，固不足以談革命；而國民覺悟的提高，又有賴於開明君主的干涉、指導。這種議論，與革命派以革命開民智的說法截然對立。由於“新民”理論在現實政治鬥爭中的保守性，使得國民性改造問題很快退居其次，被更為緊迫而引人注目的推翻封建專制的革命所取代。同時，梁啟超在輿論界的號召力也大為下降。
民國成立，梁啟超結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國內。與康有為不同，他並不固執於君主立憲的政治理想，而以承認現存國體、謀求改良政體為依據，對共和制度取認可態度。其後，他又以同樣的理由，出任袁世凱政府的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以及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並積極參與了倒袁運動及討伐張勳復辟之役，在政治立場上與康有為完全分道揚鑣。雖勉力於政治事務，比前此以報刊鼓吹政見更切近實際，然而，“理論的政譚家”作為“實行的政務家”原未必合格。梁啟超殫精竭慮，可還是發現對於政務家的角色，他並不能勝任。於是，1917年底，他明智地退出政界，結束了因之成名的政治生涯。
其實，即使在以政論家活動聲名最盛的時期，梁啟超也始終不曾忘情於學術。少年時代在廣州學海堂所接受的舊學訓練，一度令其“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三十自述》）。對於國學的興趣由此培植，並且從未因其後的“捨去舊學”、趨向新學或干政從政而泯滅。一俟政治活動中稍有閒暇，梁啟超的治學慾望便不可遏抑地生髮。1901年作《中國史敘論》，原是有意撰寫一部《中國通史》。然而時勢動盪，牽慮政局，梁啟超終無餘力靜心完成這一長篇史著。至1902年寫作《新民說》，從歷史的深處抉發國民性病源時，對中國舊學的清算也以極大聲勢展開。
《新史學》接續著《中國史敘論》以國民史取代帝王史的思緒，批判舊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提出新史學的職志，為“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中國之舊史學》、《史學之界說》）。在對舊學的重鎮——史學進行改造的同時，梁啟超還融合西學，以“二十世紀，則兩文明（按：指東、西文明）結婚之時代也”的先進眼光，重新闡述與評估中國學術傳統，著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為新史學品格的建立提供了範式。不難看出，梁啟超此期的學術研究，帶有濃厚的現實政治色彩。《新史學》與《新民說》的互相呼應一目瞭然，《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與其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諸多論文用心一致，均在求引進西學，融貫中外，催生中國新文明，放大光華於世界。用梁啟超的妙喻，即是：
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總論》）
其間，最近乎純學術的著述計劃當為《中國通史》。不過，據梁氏自白，其立意也在“助愛國思想之發達”（《三十自述》）。因此，為經世而治學，是政治活動家梁啟超從事學術工作的基本傾向。
以學問為改良政治的手段既被視作理所當然，為學問而學問自然心中不安，偶一涉足，梁啟超不免自訟為“玩物喪志”，自覺愧對“國方多難”之時局（《國文語原解·序》）。這種學者型政治家內心矛盾的表露，恰恰證明了學術研究還該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歸國之初的梁啟超在對大學生髮表演說時，即已勸導他們“以學問為目的，不當以學問為手段”，理由是“學問為神聖之事業”，“若於學問目的之外，別有他種目的，則瀆學問之神聖”（《蒞北京大學校歡迎會演說辭》）。這可以表現暫時脫離政事幹擾的梁啟超嚮往學術獨立的真實心態。然而，政治興味甚濃的梁氏，很快又因捲入黨派活動而步入政壇，從政論家出為政務家，公文叢集，公事纏身，更無餘暇進行完整的學術著述。若僅以此政績，梁啟超殊不足以留大名於現代史。
幸好，於政治宣傳之外，梁氏還別有所長。辭去政府職務後，他即埋首於蓄志已久的《中國通史》寫作，數月後雖因病中輟，而積稿已十餘萬言。1918年底出遊歐洲，歷時一年餘。歸國當年，便以《清代學術概論》的撰寫與面世為標誌，顯示了其學術研究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來。放棄政治活動，專心研治國學，這一人生路向的轉換，也是梁啟超重新對社會發生廣泛影響的契機。儘管仍不免就時事發表意見，他卻謹守社會名人的身份與更為超脫的姿態，倡導國民運動，抨擊時弊惡行。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則投入著述與講學，並且一發而不可收，新作迭出，方面廣博。如諸子學、清學、佛學、文學，此時均做過專門研究，其中尤以史學為大宗。誠如鄭振鐸先生所言，梁啟超後期的學術論著，大致是前期著述時代研究的加深與放大（《梁任公先生》）。而時間餘裕，雄心勃勃的梁啟超因此又籌劃著大型撰著。《清代學術概論》之標為“中國學術史第五種”，《中國歷史研究法》之題以“中國文化史稿第一編”，都是擬議中的宏大工程留下的遺蹟。與《中國學術史》同年開筆的《中國佛教史》與《國學小史》，則成品更少。由於興趣廣泛且容易轉移，梁啟超迅速成型的這些計劃又每每輕易放棄，使我們今日只能從個別枝節及全書目錄來擬想其規模與氣魄，因而發出驚歎與感到惋惜。
梁啟超這一時期的治學路數，已與傳統學者有了很大不同。重視系統性與總體把握，使其研究擺脫了乾嘉考據學派細碎、煩瑣的狹小格局，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論框架結構材料。科學性也得到突出強調。在《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一文中，梁啟超為“科學精神”所做的解說是“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智識的方法”，並據此批評中國舊學界的“籠統”、“武斷”、“虛偽”、“因襲”、“散失”違背了科學的要求，希望以近代西方的良藥醫治中國的痼疾，正反映了這種意識的自覺。其論著中的下定義、用推理、做判斷，在追求科學化的同時，也使學術研究進一步規範化。梁啟超不僅自己做研究講究方法的運用，如以問題、時代、宗派三種研究法的交叉使用為其學術史撰著的基本法則；而且誨人不倦，喜歡向人傳授治學之道。凡此種種，均有益於新型學風的建設與普及。
雖然不再以學干政，而推崇“無所為而為”的治學精神，梁啟超其實並非毫無功利的打算，只是不汲汲於現時的效應而已。與傾力從事國民教育的主旨相同，梁啟超此時關心的是國民品格的培養，這自然是“新民”課題在現代的延續。不過，也有不同：前時重在批判，此刻重在表彰；前時取法西方，此刻取法傳統。在《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中，梁啟超明確將國學研究區分為“文獻的學問”與“德性的學問”兩類，並且凡語及治學，無不兼及道德修養。即使是以《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名印行的專門論著，他也不忘附加上《中國聖哲之人生觀及其政治哲學》的標題，以示別有會心。因而，梁啟超此期的學術研究，實可稱為“為人生而學問”。他這些與人生不即不離而又具有現代精神、新意浚發、綱目清朗的著述與講學，便易於在五四以後的知識者、尤其是青年學生中引起共鳴，從而名聲大振。
概括而言，因政治活動而得名，以學術生涯而葆名，便是梁啟超的成功之路。並且，二者相輔相成，去掉任何一方，梁啟超的知名度都會大打折扣。
還應當指出的是，梁氏獨特的文風，也有利於擴大其社會影響。他在戊戌東渡日本以後創造的“新文體”，“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因此對於當時的讀者，“別有一種魔力”（《清代學術概論》）。這種夾雜大量新名詞、無所顧忌地採擇眾多文體（諸如古文、辭賦、駢文、佛典、語錄、八股文、翻譯文）的字法句式語調融合形成的新型散文，是對於傳統古體文的極大解放。
而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即為《少年中國說》。該文首先反覆對比老年人與少年人種種對立的性格，並以“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等一連九對同類比喻加以強調，最後又氣勢磅礴地用“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一段韻文結束，其鼓盪人心、特別是熱血青年的感召力，便從密集排列的對比句與鏗鏘有力的節奏中產生。儘管“新文體”帶有鋪張過度、重疊拖沓、情感刺激過於頻繁等明顯的毛病，但這些宣傳西學、別具一格、熱情洋溢的文章，對當時嚮往新思想、新知識的讀書人，仍具有巨大吸引力。“新文體”之成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模仿者最多的文體，也是梁啟超的文風籠蓋社會的明證。
五四文學革命以後，白話文成為社會通行的文體，隨時進步的梁啟超也拋棄“新文體”，改用這一現代的語文工具。1920年刊出的《歐遊心影錄》，即是用相當漂亮、流暢的語體文寫成。其後大量發表的講演稿，更是極為生動、傳神的口語的摹寫。即便在寫作學術論文時，梁啟超的白話文仍有獨特的魅力。它的文字儘管平實，卻因與其學術通俗化的學風水乳交融，而能夠深入淺出，舉重若輕，給人以自由如意的輕鬆舒暢感。
實在說來，無論問政、述學，也無論治事、行文，統貫梁啟超一生的精神追求，始終不離乎“開通民智”。報刊政論家心中的讀者大眾，大學院導師面對的莘莘學子，都與古雅深奧的高頭講章相牴牾。對民眾發言的意識既經確立，梁氏前期的介紹西學，倡導政治改良，以及後期的研治國學，促進教育普及，便都在內容與表述的通俗易懂上用力。他為人詬病的膚淺、粗疏，未嘗不緣於此；而其廣受社會歡迎，知名度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這種努力。故梁氏一生主張雖屢變，仍可謂“萬變不離其宗”。
“著論求為百世師。”（《自勵二首》其二）梁啟超逝去雖已半個多世紀，他生前探討的諸多問題，在今日卻並未過時，且仍然令人關注。梁氏著作多種版本的出版，以及對其人研究興趣的猛增，都證實了這一點。那麼，說梁啟超在中國現在仍是位不能忽略的人物，仍發揮著潛在影響，便並非過甚其詞了。
1991年8月30日
（原刊《文學自由談》1992年第1期，題名《久領風騷的梁啟超》,本為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梁啟超文選》序之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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