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子女合影）
在近代中國人物中，能夠文章、事功、家庭兼顧的實在不多，梁啟超是少數中的翹楚。梁氏的家書打破了中國家書“庭訓”的傳統，在“規勸”、“針過”、“勵志”之外，別立了“談心”、“抒懷”和“思念”的新典型。這些家書不但可以當書信讀，也可以當梁氏的日記讀，梁氏的自傳讀，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做“模範父親指南”讀。
梁啟超的婚姻是舊式的一妻一妾，但他與孩子的關係，卻絕不是“庭訓”式的“父子責善”。在他的家書裡，我們看不到疾言厲色的訓斥，也看不到居高臨下的道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慈愛、熱情而又體貼的父親，在窗前燈下，與他的孩子們娓娓話家常，談自己的悲喜，對子女的相思。
梁氏在家書中也談國家大事和孩子們的學業，但即使這種比較嚴肅的題目，筆調還是親切的。若借用林語堂的說法，則梁啟超的家書是帶著小品文的筆調，而沒有官樣文章的“方巾氣”。
在稱呼上，梁啟超的家書打破了“字諭某”，或僅呼其名的方式，而代之以“我的寶貝思順（梁氏長女）”，“小寶貝莊莊（梁氏二兒）”，有時則徑稱“大大小小的一群孩子們”。
（1908年﹐梁啟超的九個子女於橫濱雙濤園合影）
一般說來，中國父母比較不擅於表達對子女的關愛思念之情，或者說，表達的方式比較含蓄。梁啟超則不然，他對子女的愛是形諸筆墨的。用“筆鋒常帶感情”來描述他的家書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在1927年6月15日《給孩子們書》中，梁氏說：“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於情感的人，對於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這種“十二分熱烈”的“愛情”，在梁氏家書中是隨處可見的，尤其以寫給長女思順的信為最。
梁啟超的家書絕非一般所謂的“平安信”可比。梁氏的家書有實質情感和知識的交流，少了一些傳統家書的框架，卻加進了真實的內容。
梁啟超說他自己有時“帶孩子氣”、“有童心”，這也可以從他家書中看出。1920年1月26日，他在協和醫院病床上，寫了一封信給“大孩子、小孩子們”：
賀壽的電報接到了，你們猜我在那裡接到？乃在協和醫院三○四號房。你們猜我現在幹什麼？剛被醫生灌了一杯萆麻油，禁止吃晚飯。活到五十四歲，兒孫滿前，過生日要捱餓，你們說可笑不可笑？（Baby：你看！公公不信話，不乖乖過生日還要吃瀉油，不許吃東西哩。）
我這封信寫得最有趣，是坐在病床上用醫院吃飯用的盤當桌子寫的……
我寫這封信，是要你們知道我的快活頑皮樣子。
這樣帶有幽默而又親切的“父示”，在中國家書中是不可多得的。梁啟超晚年給孩子們的信，有極生動活潑的白話，這種“明白如話”的文字是“至親無文”最好的說明。如1922年12月2日《與思順書》中，有這樣的話：“我的寶貝思順……我很後悔，不該和你說那一大套話，只怕把我的小寶貝急壞了，不知哭了幾場？”
又在同月8日的信中，以“怎麼啦！嚇著沒有？”起頭，同月18日信中又有“我又想起你來了，說不寫信又寫了。”
這樣的文字，使書信成為“對話”，而不是“獨白”。
梁啟超也常和思順談家居瑣事，從一些細小的敘述中，不但可以看到梁氏一部分的家居生活，也可以看出他和孩子們相處，是如何的樂在其中：
老白鼻（按：即Old baby，指梁氏幼子思禮）一天一天越得人愛，非常聰明，又非常聽話，每天總逗我笑幾場。他讀了十幾首唐詩，天天教他的老郭（梁家工人）念，剛才他來告訴我說：“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離家’，他不會念，念成‘鄉音無改把貓摔’（他一面說一面抱著小貓就把那貓摔下地，惹得鬨堂大笑）。”
梁啟超晚年患“血尿”，病逝於1929年1月19日，死前3個月（1928年10月12日），有信給思順，其中有一段說到他渴望和兒孫們團聚：
我平常想你還自可，每到病發時便特別想得利害，覺得像是若順兒在旁邊，我向他撒一撒嬌，苦痛便減少許多。……現在好了，我的順兒最少總有三五年依著我膝下，還帶著一群可愛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個月以後的新生活，已經眉飛色舞了。
父親向女兒撒嬌，這是何等和樂的父女親情。
雖然梁啟超等不及過他兒孫團聚的“新生活”，但他在給孩子們的信中所作的忠實紀錄，不但豐富了中國家書的內容，也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庭生活提供了一個真實而又令人羨慕的典型。梁氏充滿摯情的家書一改中國傳統“嚴父”的形象，而代之以一個可親可愛，可以中夜對談的朋友。
本文摘自《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周質平，九州出版社
本書收錄了周質平先生多年來有關現代學人與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共分三個部分。
人物研究中涵蓋了胡適、林語堂、趙元任、余英時等現當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學者，論述著重在思想史層面的分析。
語文發展的內容，重點關注現代中國漢字命運的探討以及簡化字、世界語等話題，對百年來的語文發展提出獨特的見解。
隨筆雜文部分，彙集了作者近20年來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內容精練，論斷清晰，為讀者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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