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德鲁克活着,他可能这样看待2019

如果德鲁克活着,他可能这样看待2019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跌宕起伏,大事连连;国内也是风云变幻,热词频出。站在当下的时间点,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借助大师的智慧,相信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新的启发。

彼得·德鲁克在国内以管理大师的身份而著称,但他自己承认的身份却是一位“社会生态学家”和“旁观者”。德鲁克先生对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都深有研究,见解独到深刻,而他创建现代管理学只是为了促成和谐社会实现的副产品而已。由这位博学多知的管理大师帮我们解读刚刚过去的2019再合适不过了。


注:彼得·德鲁克先生已经于2005年11月11日去世,所以下面的对话只是一场穿越时空的“虚拟对话”,由编者从德鲁克的著作中多处采编内容完成,在尊重德鲁克原意的基础上对内容做了必要的摘选和润色。大师著作颇丰,思想深刻,限于编者的水平,难免有错误或不妥的地方,欢迎读者们批评指正,谢谢。


一、“我太难了”


小德:

受到国际和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在2019年,不管是企业,还是员工个人过得都很不容易,“我太难了”成了一句很多人挂在嘴边的流行语。对于活跃在互联网上的年轻人来说,更是这样。然后,也有些人嫌他们矫情,说现在的年轻人抗压能力太差了。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德鲁克:

年轻人总是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实,我们听到的大多数关于年轻人的说法,全都是胡扯,比如有人说他们根本不工作。我倒觉得年轻人大多都是工作狂,而且在工作中会有一种成就感。不过我还是很庆幸,自己不再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了。

现在的世界是个苛刻的世界,一个对年轻来说尤为苛刻的世界。

——《管理前沿》汤姆·理查曼对德鲁克的采访


小德:

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真的是“我太难了”?


德鲁克: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大势所趋。因为下一个社会将是知识社会,知识会成为社会的关键资源,知识工作者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力。

在知识社会里,每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都有力争上游的机会;成功和失败的几率均等,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生产工具”,也就是取得工作所需的知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这会使知识社会变成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无论对组织和个人而言都是如此。

知识社会是第一个可以让人毫无限制地向上发展的社会。不过,知识和其他生产工具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能继承或遗留给后代,要获得知识,每个人都必须从头学起,每个人生来都是同样的无知。在这一点上,人人生而平等。

但是,在知识社会向上发展的代价是高昂的,疯狂的竞争会给人造成心理压力和情绪创伤。只要有赢家,就一定会有输家,这样的情形是难免的。

——《下一个社会的管理》


小德:

所以,有那么多人抱怨“我太难了”,确实情有可原。

既然竞争既然如此激烈,我们该如何办呢?


德鲁克:

对于还年轻的管理者和员工来说,提升自己的有效性是最重要的。

只有提升管理和工作的有效性,他们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通过工作让自己有所成就,做出贡献,发挥应有的功能,获得地位与尊严。关于有效性的话题,我已经在我的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套课)中说了很多,此处就不赘述了。

——参考《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另外,由于竞争激烈,越来越多极为成功的男女知识工作者,包括企业管理者、大学教师、博物馆馆长和医生等,到40多岁就可能陷入了停滞的状态中。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事业生涯的巅峰,如果工作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就有麻烦了。因此知识工作者需要发展,最好趁还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过另一种非竞争性的生活,应该发展其他的一些兴趣,不论是在社区当志愿者,还是在当地交响乐团中演奏,这也是他们创造个人成就和做出个人贡献的重要机会。

——《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第15章“下一个社会”


二、热议“996”

小德:

2019年和“我太难了”相关的一个关键词,是在互联网公司比较流行的“996”。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德鲁克:

什么是996?


小德:

哦,996指的是员工上班时间从早上9点开始,到下(晚)午(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即:朝九晚九,一周六天。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属于“特色制度”,多出现在国内的一些互联网公司,所以吐槽的人相对较多。


德鲁克:

那我明白了。

我想说的是: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行业经营得好坏,慢慢要取决于这些行业如何吸引、维持和激励知识工作者。如果满足知识工作者的经济手段不再奏效的话,就必须靠满足他们的价值观来达成目的:给予他们社会的承认,把他们从下属变成管理者,从员工变成合伙人。

996既然成为人们吐槽的对象,那显然并不是有效,也不是合适的做法。

——《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第1章“超越信息革命”


小德:

那什么样的做法才是正确,有效的呢?


德鲁克:

今天的组织必须比50年前,更重视所有员工的健康和福祉。因为知识工作者已经成为创造财富的主力,每家企业的成败,甚至存亡,将越来越靠这些知识型劳动力的绩效而定。但是,知识型劳动力素质与技能较低的劳动力素质是不同的。

在知识经济和社会中,组织要超越其他竞争者,唯一的方法就是靠管理知识工作者,得到更高的生产力。就像那句老话:“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业”。但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力的方式,不是靠加班,不是靠增加工作强度。

知识型企业要获得领先优势的唯一方法,即管理者必须花时间跟有前途的知识专才在一起工作,了解他们,也让他们了解你;同时还要培养他们,倾听他们,提问和鼓励他们。

——《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第8章“他们是人,不是雇员”


另外,要提升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管理者需要从以下6个决定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入手:

1、要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我们需要问这样的问题:“任务是什么?”

2、要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我们要求知识工作者人人有责。知识工作者必须自我管理。他们必须有自主权。

3、在知识工作者的工作、任务和责任中必须包括不断创新。

4、对于知识工作,知识工作者需要不断受教育,他们同样也需要不断指导别人学习。

5、我们不能或至少不能只用产出的数量来衡量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质量至少与数量同样重要。

6、最后,要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组织应把知识工作者看做“资产”,而不是“成本”,并给予相应的待遇。在面临所有其他机会时,知识工作者需要有为组织工作的意愿。

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要求中,除了最后一个外,几乎每一项都与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所需的措施完全相反。也就是说,管理者们必须改变自己之前已经习惯的团队管理方式,系统地掌握适合知识工作者的团队管理(套课)方式。

——《21世纪的管理挑战》第5章“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三、“等我老了,还能领到养老金么?”


小德:

2019年,在我很多80后的同事中间传播着一种焦虑:他们担心自己老了后,还是否能够领到养老金。让他们焦虑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中国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了,预计到2020年老龄人口就会达到2.43亿。尽管中国在2016年就放弃了计划生育政策,但中国的生育率依然很低,将来年轻人的数量很堪忧。


德鲁克: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外。很多发达国家早已面临人口结构的挑战。

德国和日本的人口结构就非常严峻。拿日本距离,根据日本政府最悲观的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会萎缩到约9 500万人,而远在这种现象出现前,大约在2030年,超过65岁的成年人口就会增长到占成年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日本如今的出生率和德国一样,已经降到每位妇女生育1.3个小孩。

大多数发达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瑞典等国,人口状况大致都是如此,而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情况也确实是如此。除了老龄人口的数字的不断上升。生育率不断降低,年轻人口不断减少确实是引起我们重视的新问题。


小德:

那这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您是否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分析?


德鲁克:

当然这一方面意味着年轻人的压力会变得更大。我相信你已经想到这一点。但我想聊几点影响会更深远的事情。

1、争取老龄人口的支持将会变成每个发达国家的政治要务。养老金已成为选举中的固定议题。对于中国来说,养老金的话题也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你刚才提到身边同事的焦虑,就是很具体的反映。

2、还有一个与每人都息息相关的可能性:最晚到2030年,所有发达国家开始享受全额养老金待遇的年龄将会提高到75岁左右,而且健康的养老金领取者的福利将大大低于现今的水准。我相信中国在将来也会面临相似的问题。

3、人口结构变化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使目前的同质性社会和市场出现裂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每个国家都有多元化的文化和市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发达国家都只剩下一种大众文化、一个大众市场。但如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变化的力量都朝向相反的方向,那么过去的同质性将难以为继。

4、另一个可以预料的情况是:一些年轻人的市场将会变得利润极其丰厚。就拿中国举例,有报道说,中产阶级家庭花在他们独生子女身上的钱,比过去花在四五个子女身上的钱还要多。日本的情形似乎也是如此。美国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也不惜花大笔金钱在独生子女的教育上。

5、几乎可以肯定,未来将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力群体,大致上可以分为50岁以下和50岁以上两种年龄段的人群。这两种劳动力的需求和行为可能大不相同,从事的工作也不尽相同。较年轻的群体需要从事比较固定的工作,或至少是一连串的全职工作,以获得稳定的收入。而迅速成长的年龄较长的群体将有更多选择机会,而且还能把传统工作、非传统工作和休闲活动结合起来,创造出最适于自己的组合。

6、最后,人们会有对“第二职业生涯”和“第二春”的需求。这些词在美国已经变成流行用语。越来越多的员工在确定他们到达传统退休年龄时,可以得到应有的退休金和社会安全权益后,就会尽早退休。但他们并不是从此以后不再工作,而是经常以非传统形式,开始“第二职业生涯”。

——《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第15章“下一个社会”


四、总结


小德:

感谢您这么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我们的影响真的超出想象。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好像有些沉重,但马上跨入2020年,面对新的开始,您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相对我们的读者朋友没说的。


德鲁克:

鼓励的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清事实,事实是,发现机会比看到问题更重要。

每一次环境的变化,都包含着问题和机会,就像硬币有两面一样。然而,我们即使解决了问题,也无非是回到原有的状态。但如果想要取得理想的结果,想要取得成就,想要走向未来,我们就必须抓住机会。

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知识社会的兴起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这固然不轻松,但这毕竟也意味着相比过去的历史,每个人都有更公平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方式不同于过去体力劳动者的管理方式,这固然有挑战,但如果管理者按正确的方式管理知识工作者,激发了他们的潜力和创造欲,对企业来说就是巨大的人力资本和竞争优势;

老龄人口增多和年轻人口的减少,这固然造成压力,但这同样也意味着巨大的老年人市场,以及独特的年轻人市场,或者新的劳动力结构,这都是机会。

所以,我们聊的话题可能没那么沉重。相比谈问题,我更喜欢谈机会。


小德:

明白了,谢谢您,非常有启发!

最后您还有没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可以做两句话总结。


德鲁克:

好的。

第一句话:在知识社会,每个人都需要做自己的“CEO”,管理好自己。

第二句话:发展自己,是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成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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