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已促成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如今这批国宝正在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览中。
在展览中的第一个章就是从上世纪50年代从香港成功追回的国宝字画，《中秋帖》、《伯远帖》、《五牛图》等等。
而这些国宝背后，有一个神秘组织——“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
这个小组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下成立的。
这个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和发起人是郑振铎先生。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在上海秘密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抢购了善本古籍3800余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率先垂范，捐出藏品，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不能购买和收藏文物。
国宝伯远帖。
抢救购回国宝中的国宝——“二希帖”
1951年9月，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
郑振铎是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
在途经香港的短暂逗留，他得知《中秋帖》、《伯远帖》两件书法珍品在香港，而且很可能被外国买去，便紧急向中央报告。
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并称“三希”，被乾隆皇帝视为稀世珍品，并设立专门的“三希堂”作为保管处。
在清末民国的乱局中，《中秋帖》《伯远帖》被清逊帝溥仪携出紫禁城，其后几易其手，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所收藏。
郭世五死后其子郭昭俊将“二希”带到香港，后因经济窘迫抵押给英国银行。由于郭某无法还贷，按照惯例银行将对两幅珍品进行拍卖，当时国外各路古董、商人对此摩拳擦掌。
得知消息后，郑振铎立刻此事立即报告了周总理，请求拨出专款购回文物。
10月31日，还在印度访问的郑振铎写信给徐伯郊，提醒他一定要稳住郭氏。徐伯郊接受任务后，马上找到郭昭俊，希望他把“二希”卖回祖国。郭氏此时已经是负债累累，如果能有钱还债，对他来说区别不大。
《快雪时晴贴》。
同时，徐伯郊利用自己在香港银行界的关系，私下打通了和那家英国银行的关系，由他出面担保并将郭氏贷款还上，但要将“二希”退还。
当时国内也在密切关注此事。
周恩来在得到报告后，指示一定要将之收购回国，决不能流出国外。
11月5日，周总理给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
当时的郑振铎对友人刘哲民说：“‘二希’已由政府收购。这是一个好消息。伯郊兄已有信来，详告此事。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
最后，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奉命偕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星夜兼程南下，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最终以48万港币向汇丰银行赎回国宝，并安全带到北京，并于1951年12月入藏故宫博物馆。
此举后来传为新中国重视文物和保护文物的佳话。
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
这次抢救文物成功的，在背后有一个秘密组织——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小组的任务就是为“追”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大量文物流向香港。香港也一度成为中国文物走私、交易的中心。这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宝级的稀有文物。
时任文物局长的郑振铎一贯重视保护国家文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上海秘密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抢购了善本古籍3800余种。
在新政府任职后，郑振铎主动起草有关计划，由阿英转呈周恩来总理。1951年3月，文化部提交报告，给总理周恩来和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正式申请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出专款，用于在香港抢救文物，并申请在香港成立“收购小组”。
郑振铎。
周总理接到这一报告后，立即同意拨出专款抢救国宝，并同意在香港迅速建立起一个“收购小组”，指示要“秘密进行这一工作”。阿英在日记中对此有记载：“与振铎同志谈散佚文物事，拟成立组织董理之。请彼拟计划，俟回平时（按，阿英明日离开北平回天津一次），再找周副主席研究。”周恩来还专门请阿英进中南海谈话，赞同郑振铎的建议。阿英当晚即向郑振铎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不久，国家文物局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该小组最初由3人组成：徐伯郊、沈镛、温康兰。
徐伯郊（1913-2002），名文炯，字伯郊，浙江吴兴人。是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之子，家学渊源，知识渊博。他长期旅居香港，任职银行界，又是一位大收藏家。是“秘密收购小组”的负责人。由他出面来收购国宝，不仅方便，还可不致引起外界的猜疑。
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笔名有郭源新、落雪等，出生于浙江温州。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
关于“温康兰”资料不多，一般认为他在秘密战线或统战战线工作。
从后来的工作来看，经常参与的小组工作的还有：
王冶秋（1909-1987），原名王之紘，字慈约，安徽霍邱人，父亲是清朝末年的拔贡，于北京大学就学时为鲁迅的学生，文物出版社的创办人之一，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局长等要职。
王毅，1948年12月河北良乡成立文物部，为筹备接收北平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工作，其时尹达任部长，王冶秋任副部长，王毅为联络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王毅跟随王冶秋进入文物局，曾担任过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主任。在小组中主要负责具体的联络工作。
此外还有中国银行港分行的副经理沈镛。
从组成人员的任职机构以及专业来说，大致可以看出各人在小组中的分工。
五牛图。
接续抢救国宝
在《中秋帖》、《伯远帖》成功追宝成功后，“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再接再接再厉，在1952年，将宝礼堂珍藏古籍善本全部迎回国内。
宝礼堂，原是上海大藏书家潘宗周的居室名。潘氏酷嗜藏书，其藏书中有宋、元版本111部共计1088册，其中宋版书105部上千卷，元版书6部数十卷，多为海内孤本。
1941年，上海沦陷。潘家后人潘世兹在英国的帮助下，用军舰将宝礼堂的全部藏书，运送到香港，藏入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库中。
1951年5月，正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潘世兹，给郑振铎写信表示，愿把宝礼堂的藏书全部献给国家，郑振铎当即委托徐伯郊全权处理有关接收潘氏宝礼堂藏书的一切具体事宜。
但由于在银行办理取物手续复杂，经过反复接洽，一直到1952年9月，这批古书安全运抵了上海。
此后，“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又动员书画大师张大千将其藏《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卖”回了祖国。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大千由成都飞赴北平，于当年底以500两黄金的巨款，收得五代巨作名迹《韩熙载夜宴图》。接着，他又以黄金1000多两的加个，在北平、上海等地收得了五代南唐大画家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以及清宫旧藏的北宋黄庭坚书法《张大同手卷》，南宋张即之的大字书法《杜律二首》等等。
1952年，张大千欲离开香港。
郑振铎得知消息后，写信给徐伯郊，指示徐利用其父与张乃世交的关系，在港多与张大千接触，一是希望大千能够回国，二是希望通过大千的关系，能争取将流失到美国、日本等国外的中国古代书法名绘收购一些回来。
最终在工作小组的努力下，张大千将五代画《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画《潇湘图》、北宋刘道士画《万壑松风图》等一批国宝，还有他以前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子、古代书画名迹等珍贵文物，一起共折价仅为2万美元，以极低的价格全部“半送半卖”给了祖国。这批珍贵文物皆由徐伯郊经手，由国家文物局全部收购，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2年夏，张大千率家人赴南美阿根廷侨居。
此外，“文物小组”抢救的另一件国宝就是唐韩滉的《五牛图》。
向文物工作者致敬
1958年10月，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出访途中罹难。这一段抢救国宝的往事逐渐湮没。
对于这些在“秘密小组”里工作过人员，我们要给予极大的敬意。
郑振铎生前曾多次在信中对伯郊的贡献表示感谢。
1952年12月23日致徐伯郊函中说：“你在香港的工作，是肯定有很大的成绩的，我们都很感激你！为国家、人民争取到已流出国外的‘重宝’，这是一件大工作。尚恳多多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功。”
1953年3月27日给徐伯郊信中说到：“兄为人民争取了不少极重要的东西，功在国家，不仅我们感激你而已，这个工作，虽是麻烦，但成绩是很大的，效果是很大的。务望继续努力，不怕麻烦，为人民服务，必应全心全意地，革命工作就是麻烦的事。不遇到困难，而能立即成功的事是很少的。越有困难，越能增加考验的机会，越可增强信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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