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12反革命政變前，新桂系利用共產黨人發展在廣西壯大自己的實力，因其發展反而恐懼與仇視。
大革命時，李宗仁雖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但他更痛恨當時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在他看來，當時局勢危機的焦點並不在蔣的軍事獨裁，而在於“共產黨人利用中央各委員的反蔣情緒，大肆活動，竟使已越軌過火的群眾運動，變本加厲……中共更圖利用國民黨的分裂以自肥，進而取代之”『《李宗仁回憶錄》（上），第451頁』。他甚至警告前來遊說的張發奎說：
“你們第四軍裡，共產黨最多，高級將領如葉挺等都是著名的共產黨，你如對他們不加約束，將來軍隊會不聽你指揮的。”
在湖北時，李宗仁極力指責武漢的群眾運動為“越軌”、“胡鬧”，工人的罷工為“不合理的聚眾要挾”，完全站在反動立場上。對於工農群眾運動，新桂系集團起初是想利用來為他們的反動政治服務，以鞏固和擴大他們的地盤。後來見利用不了，就實行鎮壓，公然摧殘群眾運動。在桂平、平南、蒼梧等十餘縣，都發生了農民運動遭受摧殘的事件，特別是轟動兩廣的“東蘭慘案”，更是駭人聽聞。新桂系軍閥殘酷地鎮壓韋拔群領導的東蘭農民運動，在這次慘案中，農民被殺害者達七百餘人。對於共產黨人，新桂系集團更視為眼中釘，1926年12月，黃紹竑就指使梧州警備司令王應榆，派兵突然包圍共產黨人主持下的國民黨梧州市黨部和中共廣西地委秘密機關梧州《民國日報》社，逮捕中共廣西地委書記譚壽林、鐘山等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的兩面派面目。
在1927年3月28日，李宗仁抵達上海時，上海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對立十分尖銳，流血衝突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國民黨內右派分子，大部都集中到了上海，開始密商反革命政變的具體步驟。李宗仁、白崇禧一到上海，即前往見蔣介石。毫無疑問，蔣此時已經計劃發動反革命政變，但由於軍隊中的反蔣情緒正在滋長，使蔣未能下定舉事的最後決心。而李宗仁的到來，起到了給蔣打氣的作用。從李宗仁的下述回憶中得到證實。他這樣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蔣總司令在絕望之餘，一再問我：“你看怎麼辦？”
我說：“我看只有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清黨，把越軌的左傾幼稚分子鎮壓下去。”
蔣說：“現在如何能談清黨呢？我的軍隊已經靠不住了。”
我說：“那只有一步一步地來。我看先把我的第七軍調一部到南京附近，監視滬寧路上不穩的部隊，使其不敢異動；然後大刀闊斧地把第一軍第二師中不穩的軍官全部調職。等第二師整理就緒，便把第二師調至滬杭線上，監視其他各師，如法炮製。必要時將薛嶽、嚴重兩師撤換，以固軍心。等軍事部署就緒，共產黨只是釜底遊魂而已。”『《李宗仁回憶錄》，第459頁』
李宗仁不僅僅是給蔣打氣，更為蔣出謀劃策，他完全與蔣站在了反革命立場，是“412”政變的主要干將。後來，蔣果然按照李宗仁、白崇禧的建議對政變做了具體的籌劃，表明了蔣桂在這件事上是沆瀣一氣的。
李宗仁與蔣介石談過話後，又參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密謀活動。4月2日，李宗仁與應蔣電召由廣西趕來上海的黃紹竑，參加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會議決議，對於“共產黨首要危險分子， 經黨部舉發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暫分別看管或監視”。
提出包括鮑羅廷、陳獨秀、譚平山、林祖涵、周恩來、鄧演達等人在內共197人的通緝名單。『《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開會記錄》，引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116頁』。
由此可見，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新桂系團，不僅是參與了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事變，更在其中扮演了積極的策劃、組織、參與、執行極為重要的角色。正是在手握重兵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極力慫恿下，蔣介石才敢於密謀策劃發動了“4.12”反革命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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