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12反革命政变前，新桂系利用共产党人发展在广西壮大自己的实力，因其发展反而恐惧与仇视。
大革命时，李宗仁虽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但他更痛恨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在他看来，当时局势危机的焦点并不在蒋的军事独裁，而在于“共产党人利用中央各委员的反蒋情绪，大肆活动，竟使已越轨过火的群众运动，变本加厉……中共更图利用国民党的分裂以自肥，进而取代之”『《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51页』。他甚至警告前来游说的张发奎说：
“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
在湖北时，李宗仁极力指责武汉的群众运动为“越轨”、“胡闹”，工人的罢工为“不合理的聚众要挟”，完全站在反动立场上。对于工农群众运动，新桂系集团起初是想利用来为他们的反动政治服务，以巩固和扩大他们的地盘。后来见利用不了，就实行镇压，公然摧残群众运动。在桂平、平南、苍梧等十余县，都发生了农民运动遭受摧残的事件，特别是轰动两广的“东兰惨案”，更是骇人听闻。新桂系军阀残酷地镇压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在这次惨案中，农民被杀害者达七百余人。对于共产党人，新桂系集团更视为眼中钉，1926年12月，黄绍竑就指使梧州警备司令王应榆，派兵突然包围共产党人主持下的国民党梧州市党部和中共广西地委秘密机关梧州《民国日报》社，逮捕中共广西地委书记谭寿林、钟山等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两面派面目。
在1927年3月28日，李宗仁抵达上海时，上海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对立十分尖锐，流血冲突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国民党内右派分子，大部都集中到了上海，开始密商反革命政变的具体步骤。李宗仁、白崇禧一到上海，即前往见蒋介石。毫无疑问，蒋此时已经计划发动反革命政变，但由于军队中的反蒋情绪正在滋长，使蒋未能下定举事的最后决心。而李宗仁的到来，起到了给蒋打气的作用。从李宗仁的下述回忆中得到证实。他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蒋总司令在绝望之余，一再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蒋说：“现在如何能谈清党呢？我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
我说：“那只有一步一步地来。我看先把我的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便把第二师调至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李宗仁回忆录》，第459页』
李宗仁不仅仅是给蒋打气，更为蒋出谋划策，他完全与蒋站在了反革命立场，是“412”政变的主要干将。后来，蒋果然按照李宗仁、白崇禧的建议对政变做了具体的筹划，表明了蒋桂在这件事上是沆瀣一气的。
李宗仁与蒋介石谈过话后，又参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密谋活动。4月2日，李宗仁与应蒋电召由广西赶来上海的黄绍竑，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会议决议，对于“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 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分别看管或监视”。
提出包括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周恩来、邓演达等人在内共197人的通缉名单。『《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引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116页』。
由此可见，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团，不仅是参与了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事变，更在其中扮演了积极的策划、组织、参与、执行极为重要的角色。正是在手握重兵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极力怂恿下，蒋介石才敢于密谋策划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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