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界,一般都認為跨國公司是壟斷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產物,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資本輸出大大發展起來,才出現的。而實際上,遠在兩千五百年以前的春秋時期,我國就出現了跨國公司的雛形。它的開創者就是孔子的學生子貢。子貢(前520—前456),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春秋末衛國(今河南浚縣)人。子貢小孔子31歲,17歲拜孔子為師,深得孔子學說真諦和儒家思想精髓,成為孔門高徒,位列“孔門十哲”之一。子貢利口巧辭,善於雄辯,富有外交才幹。在孔子時代,《詩》已成為當時語言訓練的主要教本,孔子就曾說:“不學《詩》,無以言”。
子貢對《詩經》的學習有深刻體會和獨到理解,曾多次受到孔子的稱讚,說他對《詩》能觸類旁通(“告諸往而知來,可以言詩矣”)。子貢的辯才和嫻熟的外交辭令,使他成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開創了戰國縱橫家之先河。孔子率弟子周遊列國時在陳蔡(河南、湖北相接地區)絕糧,陷入困境,子貢臨危受命出使楚國,不但要來糧食,而且使“楚昭王興師迎孔子”,把孔子迎入楚國。後來又在齊、吳、越、晉諸國間遊說,使吳國攻齊,從而保全了魯國。司馬遷對此極為讚歎:“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史記·仲尼弟子傳列》)此外,子貢在政治方面也很有才幹,曾擔任魯國和衛國的相。孔子對子貢的政治才能評價甚高,曾把他和冉有、季路這兩位政事代表相提並論,並認為他在政治上辦事通達。
與孔子的其他弟子相比,子貢最特殊的地方,是他在理財經商方面具有卓越的天賦。《論語·先進》載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屢不受命,而貨殖焉,則屢中
意思是說顏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卻窮得叮噹響,連吃飯都成問題,而子貢不安本分,去囤積投機,猜測行情,且每每猜對。
子貢還首開了“跨國公司”之先河。據《史記》記載,他“鬻財於曹、魯之間”,奔走於各國之間做生意,他發現各國權貴皆以佩戴珠寶為時尚,就大量製造貴重佩飾搞“跨國營銷”,贏得盆滿缽滿。當吳越大軍遠征北方,吳王夫差強徵絲棉以禦寒,使絲棉緊缺價格走高。聰敏的子貢便抓住商機,從各國收購絲棉到吳國販賣,這一“價格差”讓他富致千金,成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後來為追憶先師懿德,心靈手巧的子貢用木頭雕刻出孔子像,前來祭拜的將相諸侯見狀都想擁有一個作紀念,子貢又從中看到無限商機,招募工匠大批生產孔子雕像,又大賺了一把子貢在經商時能夠捕捉商機,且堅持人棄我取、賤入貴出的經營策略,從而達到了亦官亦商、亦儒亦商——最高的儒商境界,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儒、官一體的儒商。
他經商不是靠損人利己,而是秉持了儒家的基本信念。他在做買賣時堅持以誠待人、誠信交易。《論語》多處記載子貢與孔子探討“信”的問題,他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沒有“信”一切就蕩然無存,更遑論發財乎?是“言必信、行必果”使子貢立於不敗之地,達到“憶則屢中”“義利雙羸”的最高經商境界。在自我人格修養中,子貢堅持“溫、良、恭、儉、讓”(溫和、良善、恭敬、節制、謙讓)的道德修養原則,努力做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也就是即使有錢,也不張揚、不驕橫、不擺譜);在處理自身與他人、與社會的關係時,堅持“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無慾加諸人”的忠恕之道,以同情的、換位思考的方式處理人我關係,實現互惠共羸,並以“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廣泛地幫助救濟民眾)的博愛胸懷,慷慨回饋社會。
子貢是
始祖,奠定了儒商文化基礎,他的經商理念,有著精深的文化內涵。他崇仁立德,“富而無驕”“施民濟眾”,《鹽鐵論·貧富》中記載:“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這就是說,子貢和陶朱公都因貨殖發財而名揚於世,他們交往富者,同時也幫助和撫卹貧者,所以上自君王,下至平民,沒有一個不得到他們的好處,從而也都稱頌他們的仁德。
由於子貢在經商上大獲成功,在諸侯國產生了很大影響,受到了各國的禮遇,極大地提升了孔子的影響。惜墨如金的司馬遷在記載亞聖孟子時僅用了215個字,卻以五千字的筆墨對子貢這位商業鉅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儒學傳播和經濟發展上所起的作用。足見這位大史學家對子貢推崇之深。
清代浚縣縣令劉德新曾多次拜謁,非常敬仰這位儒學先進,並撰詩《謁黎公祠》雲:“曾作素王奔走臣,六瑚四璉擅名珍。分庭能抗諸侯貴,結駟不驕處士貧。事魯只因從魯叟,封黎原本是黎人。淇園此日無餘竹,古木猶然拱泗漘。”不啻讚頌子貢精通六藝的才學和能言善辯的風采,也謳歌了子貢作為“跨國公司”掌門人罕見的經商頭腦。
子貢生活的時代距離我們已經兩千多年了,斯人長已也。但是,子貢的為人風範和經商之道,對我們今人來說,仍是一份難得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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