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转战秉初心 一生报国担使命
——追记安邑县我党首任县长、解放后运师首任校长张培民
▲区政府办资料陈列馆
在政府办陈列馆东墙有一块我党历任运城县（市区）长照片合集，其中安邑县首任县长张培民特别引人注意。他带兵打游击，不仅是我党安邑首任县长，组织民工支援“三打运城”，还是解放后运城师范首任校长，奠定运师百年名校之基；不仅在运城干革命建政权，还千里南下支援大西南巩固革命政权。一生传奇，一身正气，令人肃然起敬。
相信很多人在观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时，当雄壮威武的各兵种铿锵有力走过天安门广场时，不由得热泪盈眶，不自觉的联想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奋勇向前攻城杀敌的场景。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解放前的战火纷飞，也没有亲临长安街感受军民同庆的磅礴气势，但能深切体会到，人民军队伴随共产党相生相长，一路风雨走来，光荣传统始终不变，优良作风一脉相承。张培民等众多共和国早期干部大多都是行伍出身，乱世从军，治世为官，能武亦能文。
接受新思想 走上革命路
张培民1913年出生于夏县一个农民家庭，上有四个姐姐，他是全家第一个男孩，为了实现“耕读传家”梦，家人都希望能从他开始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爷爷给他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张全福。他1929年考入山西国民师范，在校期间，受中共地下党员影响，阅读进步书籍，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革命思想。1935年毕业后，他回到县图书馆当管理员，一年后任小学教员，但这些都不是他的愿望，他的理想是打倒一切旧势力，解放劳苦大众，为人民打天下，建立新政权，这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张培民，将志向与情怀融入姓名之中。
——加入牺盟会，步入革命路。日本入侵山西后，阎锡山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出于爱国热忱，张培民毅然加入，从此坚定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10月张培民到太原受训近一个月，被分配到永济县第三区（现永乐宫区域）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春，他到交城县任牺盟会特派员。当时牺盟会总会长是阎锡山，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薄一波。张培民到交城县三四个月后，日寇步步紧逼，形势日益紧张。在这个阶段，张培民结识了华国锋，并深入了解、学习、参加了游击战，为日后领导游击战奠定了基础。1937年12月他被派到永济县任特派员，永济县原来两名特派员冯彦俊和郭安选都是共产党员。后经冯彦俊、郭安选介绍，张培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培民曾说：“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转折点。”
——初任革命县长，再苦也要坚持。1942年5月，张培民任垣曲县首任抗日县长，在无粮无枪无兵的困境下，坚持发展根据地，建立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坚决与敌斗争。1943年春节，一点口粮也没有，两个同志到群众家讨饭，拿了几个馒头回来给张培民和县委书记王铭三吃，这就算是过了春节。由于环境恶劣，吃住很差，医药短缺，大部分同志得了疟疾无法治疗，只有生火来烤。张培民身上也生出许多拳头大的疮，只能等长熟了把脓水挤掉就算好了，挤掉一个又生一个，就这样持续了大半年。在这种艰苦环境下，还要考虑如何对敌斗争，粉碎敌人扫荡。但他们一直坚信，坚持就是胜利。
——调任安邑，大展拳脚。1947年3月张培民调任安邑县任我党首任县长，兼独立营营长。1947年秋，“三打运城”开始，张培民全力以赴为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当时解放军装备十分落后，缺少重炮，火力攻不下城，只有造云梯蹬城墙，并创造出“坑道战法”，这种战法后来也成了解放军攻打中小城市的一个先进典型，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点赞和肯定。据张培民的大儿子张盈魁说，他四五岁时跟着父亲在安邑打麦场查看铁匠、木匠造云梯、做担架，炉火通明，叮叮当当，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支援革命的热情十分高涨。当时需要大量门板，不仅用作担架，还要在挖战壕、挖地洞时用。张培民组织干部深入乡村，挨家挨户给农民讲道理做思想工作，动员大家为前线捐门板。他们把部队征用改成借用，在门板上写清村名、人名，以便打完仗后方便寻找，安排民兵加强治安巡逻，各村都是夜不闭户，安宁祥和。群众踊跃捐献门板、木料的高潮兴起了，甚至出现了老人捐出寿木板的感人场面。在战役打响前，按时完成了征集门板、木料的任务。三打运城，安邑群众的门板几乎全用光了。粮是钢，草是铁，粮草一时不能缺。群众运粮支前积极性很高，大车送的，牲口驮的，人肩挑的，真是人山人海，络绎不绝。正是有了大量群众支持、地方物资供应，三打运城才能胜利，运城终得解放。解放安邑和支援“三打运城”同步进行，张培民在全县组织农会推动土改，组织民兵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妇女做军鞋、袜子、棉背心，成立妇救会、救护队、运输队，持续二十多天到前沿阵地送饭、送弹药。据粗略统计，仅安邑县就征集公粮二三十万公斤，组织支前人员五万多人，二十七个民工队，大车九千多辆次，麻袋五千多条，军鞋军袜上万双，打造担架、云梯数百个。
解放运城胜利，人民力量功不可没。不论是人力、物资支援，还是战后安置牺牲的解放军官兵，张培民发动群众做了大量工作。放眼全国，也正是军民大团结，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临危受命 创办运师
运城解放后，百业凋敝，人才缺乏，1948年6月，地委安排张培民着手创办运城师范学校培养教师人才，学校最初定名晋绥边区运城师范。创业之艰难，非今人所能想象。
当时学校一无所有，没有校舍、没有桌椅、没有资金，教师临时聘请，学生临时招收，干部临时调配。在张培民带领下，运师第一届领导班子积极筹备，保证按时开学。据运师第一届学生、后任运城师范党委书记和康杰中学校长的王文灿老先生讲，运师对外宣传既没学费又管吃，全面发展，短期成长。由于条件非常有限，学生睡觉没有床都在地板上铺麦秸睡，老师两人一间宿舍，床还是摇摇晃晃。为了改善学校面貌，张培民和老师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起早睡迟。学校没钱，就成立生产组，积极搞劳动生产，组织学生劳动建校，每天下午劳动2个小时，学校有几辆板车，专门搞运输。有了钱后，张培民将5个楼房全部修缮，6个班的学生坐得满当当的。后来扩大招生，教室不够又在外面租房。他带领学生推平城墙建了两座操场，打排球的网子都是妻子利用家中的绳线编织的。
在提升硬件设施改善学校面貌的同时，张培民狠抓教学工作。据王文灿回忆，当时的师范教学很正规，规定的课程全上，完全是素质教育。张培民很重视思想宣传教育，每个班政治课必上，若哪个班无人上政治课，他们校领导带头上。从张培民开始，运师就形成了优良的教风和学风，创出了自己的特色。其中，运师的黑板报闻名运城，雷打不动，每周四块大幅黑板报在大街上展示，宣传革命生产形势。还有党课、团课、时事政治课定期开展，形成了制度。王文灿校长说，他将这“三课”制度留在了运师，带到了康中。
在和王文灿老先生的交谈中，无时不感受到老校长张培民对他和整个运师的深远影响，运城师范对他做人从师的教育启迪终生受益。虽然两人相处时间很短，但是师生情谊永在，王文灿专门到成都看望老校长，张培民离休回运城时也专门到王文灿家中做客。抚今追昔，观照当下，各个学校无论硬件设施还是软件环境，70年来翻天覆地，不论大楼再高，校园再美，严谨的教风学风和尊师重教的传统都应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
南下支援 负重前行
全国解放，各地都急需大批干部巩固政权。为支援大西南，中央选派大批北方干部南下，张培民亦在此列。临行前，张培民挑选了运师的40个学生一起南下，王文灿当时也准备随张培民南下，已提前毕业，被褥拆洗好，但是其他校领导让他留校任教就无缘南下。
1949年8月南下干部在临汾晋绥区党委集中培训，11月动身南下。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猖獗，南下干部一路行走一路打仗，路上还牺牲了三个运师学生。到成都后，张培民任教育局长，在成都成立革命大学，动员农村青年上学，只要愿意学习就招收，学习两三个月就工作。后又任地委监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同时兼任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肩上担子很重，经常晚上和星期天办公，晚上十二点前没有睡过觉，在做好大量事务性工作的同时，还要抽时间下乡，深入基层做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紧密联系群众。他分管的工作在全省都是先进，尤其是阶级教育方面，组织搞起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泥塑群像，生动反映了封建社会恶霸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很有教育意义，震动全国，影响极大。
“文革”开始后，张培民分管的文教部门首当其冲，造反派日夜不休的纠缠，根本无法工作，生活秩序彻底打乱了。1967年初，张培民被软禁在地委后楼的一间小房，不准随便外出，吃饭家里送，晚上集中管制，白天不停批斗，戴高帽游行，挨打受骂、受刑、遭批斗几百次难以记清。家人因此受到牵连，搬出地委大院，住进牛奶厂，两个儿子天天割牛草，一背篼三毛钱。张培民被打成“走资派”，工作被停止，孩子下乡、当兵没人要，妻子精神恍恍惚惚，度日如年。“文革”结束后，四川省委组织部和温江地委纠正了对张培民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他出任四川省政协常委。1983年正式离休。
“文革”中，张培民的一些同事和战友被迫害致死，有的不堪忍受选择自杀。他担任监委书记时刚正不阿得罪了一些人，“文革”中被凶狠报复，但他党性坚定，初心不改，始终相信党是正确的，终有一天发展形势会好起来，他也等到了这一天。
重家风明家教 严管后人育栋梁
在张培民大儿子家，我们看到一本装帧整齐的图册，里面有张培民各阶段照片、家人照片、本人证件，最宝贵的是手写的家谱、遗嘱和大儿媳根据张培民口述写的回忆录。大儿媳卢淑菊说：“在爸爸病重最后两年，我将爸爸的口述都记下来了，我怕老了脑子退化忘了，退休后就抓紧时间整理好给后人留个纪念……”。翻看一页页图册，深深感受到家人对张培民的真挚情感和无限怀念。在和张培民家人及学生王文灿交谈时，可以明显体悟到张培民对家人和学生的严管厚爱，家风校风对他们一生影响深远。
▲张培民儿子向区政府办陈列馆赠送革命遗物
张培民到地委工作后的第二年，机关才给他分了一个前后套间的房子，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宿舍，全家五口人就挤在这间房子里。儿子盈魁从小住校，放假回来没有床住，只能在办公室地板上睡觉。张培民作为领导干部从来没有向组织提出要求，生活上从来都是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孩子们小时候，周末先过组织生活，各自作自我批评。张培民夫妻二人对子女既关心，又严格要求不娇惯。他们对待儿媳如亲女儿一般，从来不偏这个向那个，全家几十口人几十年来一直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深受张培民和运师风气影响，90岁高龄的王文灿老人在陈列馆脱口而出自己家的家训：恩人不忘，仇人不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勤能补拙，俭可养廉，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人要做公正，事要来回想，人要全面看，钱要正道来。他说：“在康中当了四年校长，从不多拿多占。退休后，别人托我帮忙给孩子说进康中上学，我从没开过口。”从这些老同志身上能强烈感受到他们伟大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我们后来人很难望其项背。现在很多年轻人工作上浮躁毛糙极不负责，生活上追求奢华眼高手低，这不能简单责怪哪一个人，家风家教、学风教风至关重要。无论时代再变，优良精神绝不能变。
革命之艰辛，无枪无粮无钱；胜利之不易，抛头颅洒热血。谁人不知安适美，可老一辈共产党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毫不顾虑个人安危和家庭幸福，他们心怀整个国家和天下百姓，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坚信成功。时代变迁，人事更替，瞻仰一张张老照片，闪现一幕幕旧岁月。这些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的前辈们，呕心沥血，舍生忘死，为后人夺关开路、栽树搭阴，他们一直在奋斗，但从不问前路；他们也不知革命何时胜利，但一直坚信前景光明；他们从不考虑自己生死，心中只有国家和人民。陈列馆展示的是照片，但背后更多的是老同志们留下的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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