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壇上最盛行和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散曲和雜劇，於是很多人就認為陶淵明對元代的文壇影響甚微，受到的關注沒有唐宋那麼多。在《歷代陶淵明研究情況簡介》中就提到這一點“陶詩真正受到較為普遍的重視是從唐代開始的……到了宋代，對陶淵明的研究出現了一個高潮。……元代研究陶淵明的很少，到了明代才又逐漸多了起來。……到了清代，對陶淵明的研究又掀起了一個高潮。”（《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這種觀點比較具有代表性，被很多人認可。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事實真是如此嗎？
元代關於陶淵明的理論文章和著作並不多。然而，事實卻是陶淵明在元代的影響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增強了。翻開元人的作品集，陶淵明的氣息就撲面而來：嘆世、隱居、及時行樂、否定功名，這些帶有陶淵明鮮明色彩的思想，是元代文學中最熱門的話題。在散曲中，這樣的題材佔據了半壁江山，詩歌、雜劇等文學作品同樣充斥著這樣的思想。陶淵明在元代具有重要的社會影響：第一，他的思想不再是個別作家的創作主題，而是幾乎所有作家都不可或缺的主題。第二，他不再像唐宋那樣停留在表面的討論、附和與模仿中，而是深化為一種價值判斷的標準和人生的哲學理論。第三，他的思想落實到社會實踐中，已經在實踐中得到了貫徹。此外，陶淵明的思想貫穿了整個元代，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深入到文化藝術等各個層面。因此，元代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研究陶淵明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陶淵明
一、消極避世的文學貫穿整個元朝。
陶淵明雖然很早就創作出以輕視名利、歸隱田園為主題的文學作品，但無論是初唐還是宋末，這種題材的文學創作都不受時代的歡迎，很少有人以此為題材進行創作。最多是因為題材相似而形成的一種流派，如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唐代田園詩。然而，到了元代，陶淵明的避世隱居的思想成為整個時代文學創作的主流，這是歷史上極為罕見的存在。因為，當一個新的政權處於崛起的階段，建功立業才是整個社會的主流，而陶淵明的隱逸思想正好與此相反，因此會受到極大的削弱。而陶淵明的作品，往往表現的也是健康、積極向上的，如熱愛自然、追求和諧的人際關係、堅持操守等。雖然唐宋兩代對陶淵明推崇的角度不同，但都以上述為主。但元朝推崇的卻是陶淵明隱逸的思想。元初，陶淵明隱逸的思想在許多人的作品中佔有很大的比重。元朝的開國功臣、元代文學的開創者耶律楚材，他對元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至深，可就是這樣一位深受成吉思汗等帝王信任的偉大政治家，卻把陶淵明奉為異代知音。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存詩六百餘首，其中相當一部分表達了對陶淵明個人情操、人生選擇和人生態度的認同，並表達了自己追求隱逸、淡漠、樸素、仁政和熱愛自然的思想。此外，他對官場醜惡的厭惡和自我孤獨的悲觀避世的態度也隨處可見。
元朝初年，忽必烈對劉炳忠十分信任。他在元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舞臺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京城大都（今北京）的選址、設計、建設中居功甚偉。正是這樣一位高官，在受到了上下級的高度尊重時，卻說“功名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奠子·念我行藏有命》），在《桃花曲》中更是表達的遠離功名利祿，尋求心靈寧靜的強烈願望。在元朝初期建功立業，大興建設的時期尚且興盛避世隱居的思想。那麼，到了元朝中後期，隨著社會政治黑暗的暴露，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皇權不斷地更替，官場生態的步步惡化，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陶淵明的消極避世和及時行樂的思想能夠大行其道了。
陶淵明
二、各類文學創作者積極學習陶淵明的思想。
與唐宋相比，元代作家的身份顯然更為複雜。唐宋時期，由於嚴格堅持科舉制度，作家多為榮登仕途的官僚、處於入仕求學道路上的文人、脫離了仕途的士大夫這三類人。雖然這三類人的地位和前途不同，但他們的思想教育、價值觀和人生目標是基本一致。但是，元代的作家卻並非如此。由於科舉停辦，官員晉升的渠道和方式也有很大的改變。因此引來社會職業的變革，導致社會職業出現豐富性和多樣性，這也使人們的職業選擇不再單一，變得更加開放和自由。因此，作家的身份不再侷限於官僚集體，而是更加的混雜，他們既有因祖蔭而獲高官的貴族，也有憑科舉而入仕的官吏；既有王惲這樣的翰林清貴，也有關漢卿這類依靠雜劇市場謀生的自由撰稿人；既有程度不同漢化了的少數民族，也有功底深厚的理學家或者是宗教僧侶。但是幾乎所有人的創作中，都能找到陶淵明的思想影子，每個人的作品都訴說著他對現實的不滿和逃離塵世的渴望。
胡祗遹是元代文化修養比較高的官員，為人豁達開明，心胸開闊。他在創作兩首《雙調·沉醉東風》中，第一首把貪官暴吏比作狼虎，並表達自己渴望逃離官場，與鷗鷺為盟。第二首則讚美山野中的漁夫、樵夫是不識字的士大夫，表達了自己對沒有貪慾，知足常樂的生活的嚮往。
盧摯則是元代影響較大的文學家。在他的散曲《沉醉東風·閒居》，吟詠出對田園生活的嚮往，作品的語言、境界以及天然質樸的風格簡直就是散曲版的《歸園田居》。
歸園田居
三、陶淵明的思想得到全方位的傳承，並深入挖掘和開拓
著名的陶淵明研究專家袁行霈先生，在其《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一文中將陶詩的主題創新歸納總結為四種：第一，表現歸隱；第二，表現飲酒；第三，表現固窮安貧；第四，表現生死。元代文學創作幾乎繼承了陶淵明創新主題的全部內容。這是元與唐宋的最大不同。唐宋兩朝，推崇的都是陶淵明高潔的氣節和德操。元代則是全面繼承陶淵明的文化主題，並在生死方面進行深入的挖掘與開拓。很多作品除了讚美陶淵明趨利避害的人生智慧之外，還要拿他與屈原等廣受歷史推崇的聖賢進行對比，他們往往對後者的執著忠君或堅持己見的表現表示極度的不屑，認為他們死於非命的做法是在求死，不值得推崇，缺少人生的智慧。比如張養浩就曾在《雙調·沽美酒兼太平令》寫道“楚大夫行吟澤畔，伍將軍血汙衣冠，烏江岸消磨了好漢，咸陽市干休了丞相。這幾個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莊逍遙散誕？”他們的某些類似的觀點甚至走向極端，發展成為對所有功名的一律否定。比如先後擔任過元朝監察御史和翰林承旨，並兩次辭官的劉敏中，就曾因為彈劾權臣桑哥而差點喪命。他在其作《黑漆弩·村居遣興》中就寫道“便宜教畫卻凌煙，甚是功名了處？”。他對這種要青史留名的文人理想持否定的態度，而他這種觀點在元代絕非特例。
屈原投江
四、陶淵明對元代的影響是多維的。
陶淵明對元代的影響不僅體現時間上的一致，更體現在“幾乎所有的藝術形式都伴隨陶淵明的存在”的這種類似說法。除了詩歌、詞、曲等傳統文學形式外，陶淵明還與雜劇、散曲、話本小說等新的文學藝術形式相伴。以元雜劇為例，現存的就有尚仲賢的《陶淵明歸去來兮》，王子一的《劉晨阮肇誤入桃花源》。在其他的雜劇中，提到陶淵明，表達陶淵明思想和內涵的唱詞比比皆是，枚不勝舉。雜劇，作為以市民為主要受眾的通俗文學，受眾的價值觀和審美傾向決定了創作主題的選擇和主題的確立。陶淵明的題材有市場，陶淵明的精神也被接受，這說明陶淵明已經被元代廣泛的社會階層完全接受。
繪畫方面，“松”“菊”“柳”“鳥”“魚”“把酒”“操琴”“孤雲”“幽徑”“樵夫”“漁夫”等這些具有陶淵明主題的特殊文化符號，更是全面地融入元代山水文人繪畫的創作中。可以說，沒有陶淵明，就沒有文人畫。而元代繪畫最突出的創新與貢獻，就是將宋代開啟的文人畫推向成熟完備。代表了文人畫的最高成就“元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他們孤高超脫，淡泊名利，追求精神自由和生活安逸，技法上講究得意而忘形，這些都是陶淵明的思想根源。從這個角度看，沒有陶淵明，世界上就沒有具有獨特審美觀和鮮明中國文化內涵的文人畫。
即使是元代的日用器皿如青花瓷將軍罐、磁州窯方瓷枕，也有不少以陶淵明歸隱田園為主題的畫作，與鬼谷子下山等傳統的有吉祥寓意的題材一樣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由此可見，陶淵明的精神不再僅僅是中國官場人士的專利，而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走進了普通人的心中，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情感寄託和人生信念。
青花瓷將軍罐
五、元代陶淵明文化現象大爆發的社會根基
任何文學史都是當代史。遠在東晉的陶淵明之所以在元代重新被發現被挖掘，擁有如此眾多的擁躉，一方面固然是陶淵明詩文本身的豐富、多面、具有恆久審美所決定的；同時，也是歷史文化長久積澱的結果。正如中國文化研究者林語堂先生在其著作《中國人》中所說“因為田園生活的模式總被認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藝術、哲學與生活中的這種田園理想，深深地紮根在中國普通人的意識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今天的種族繁榮與健康的原因。……他們在詩歌、繪畫、文學中一代又一代地宣傳。”當然，另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元代是一個社會矛盾、民族矛盾較為尖銳的王朝，科舉制度的停辦，切斷了文人“學而優則仕”的進身之階，文人不再將“學得文武藝，或與帝王家”當做唯一職業選擇。政治秩序混亂，社會黑暗，一個人的為人處世成為一個大問題。如何堅守做人的信念，如何趨利避禍、如何避免同流合汙，如何找尋生活的詩意和樂趣，這些在其他朝代可能比較清晰的人生準則，在元代都受到了極大挑戰。陶淵明的進退與持守，成了在元代同樣的黑暗和痛苦中指引人們前行的燈塔。
田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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