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看到不少關於疫情防控期間涉嫌所謂“過度或違法防控”的現象和觀點，疫情防控工作是否應嚴格依法進行？
我的觀點是——必須嚴格依法進行，但目前不見得能完全做到，但必須要向這個方向努力。
有人說，你這不等於沒說。沒錯，我不是學法律的，來不了專業的分析，只能是談談自己的看法，淌到哪兒算哪兒吧。
以前有個詞叫“勞改”，勞動教養這個概念咋來的？建國初期，大陸還有很多國民黨遺留的破壞分子妄圖破壞穩定、顛覆政權，那時如果嚴格按法律程序辦事，排隊等法律條文逐步健全、等訴訟開庭審理，那黃花菜都要涼了，於是特事特辦。這裡面有個概念，叫“自由裁量權”，簡單說就是法律寫的不明確的，人為去判斷，比如——“情節嚴重者”，那怎麼算嚴重，怎麼算不嚴重，關於“情節嚴重”的細則表述不明確的部分，自己掂量，就叫自由裁量權。勞動教養制度後來被廢除。
與我年紀相仿的，都趕上過九十年代有個詞叫“嚴打”。當時一些地區社會治安亟待改進，那年月在外面“混”講究“闖名聲”，人與人輕易就動手了，很多是械鬥，我自己經歷的舉兩個例子：有人在宿舍未經允許用了別人的牙膏，一個就把另一個腿打骨折了；有人在樓下聊天，樓上嫌吵，帶著斧頭下來，把人耳朵砍的還有一半連在頭上。進了“保衛科”，感覺這些也就是“常規操作”吧，那時瘦弱的我晚上出門真會擔驚受怕。“治安聯防”在“嚴打”時，有些也是在“自由裁量權”的範疇辦事，也存在“特事特辦”，當時不見得都能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流程來，但效果是很好的。
好像七、八年前吧，我被單位安排去“客串”過一下午的“城管”，這是個相當有趣的話題——城管與小販，這個話題也涉及到依法辦事。在這之前，我是百分百支持小販的，可以說是“小販鐵粉”，想想看，老奶奶們賣個鞋墊子補貼家用，容易嗎？於是我們合計好了，咱跟攤販們好好商量，哪怕讓他們今天中午先收了，晚點再來，我們也只是混工資吃飯的，咱配合一下，兩邊都好說。結果呢——這些小販可不是什麼賣鞋墊的老奶奶，不“接招”啊，他們非法佔道截斷人流，非法佔停車場堵塞交通，生產各種餐飲垃圾汙染衛生。在與他們反覆溝通、商量的過程中，我突然覺得，如果靠嘴說有用，那美國就不打伊拉克了，他們的理念就是——我不管，我沒辦法，哪怕是天安門，我也得擺，其它我不管，你不要跟我講別的，那都跟我沒關係；就好像別人再難也可以做別的工作到他這就不行，他必須擺攤，他得利就行，什麼佔道、市容、汙染、物權、法規什麼都別跟我說，與我無關，不管你怎麼勸，“我沒辦法”最大，可以說是油鹽不進這種。簡單說吧，小販一直罵城管的爹孃老子，城管如果有出格的舉動，在道德上反而先成了耍流氓的一方。最後怎麼解決的呢？有人牽來了狼狗，其實牽來了狼狗也沒幹什麼，但問題很快就解決了。對文質彬彬的我來說這是次非凡的體驗，這種做法對不對？肯定不對，但是見效快，這算是個特殊情況——過於不配合。
所以，我支持特殊情況，特事特辦。常規情況，按法律，走流程，提案、聽證、立法、試行……怎麼都好，到極其特殊的情況時，就是那句話——活人不能讓尿憋死，所謂的法也是人定的，終歸要更好的服務於人。國際上不還有“國際法”，但有誰聽說過哪個國家的主權是生生靠講道理、靠打官司、靠講法律弄來的？不是有句話叫“百無一用是書生”，有些所謂的專家或自媒體過於“紙上談兵”、“應該”這樣“應該”那樣，過於只講“道理”而忽略實際、脫離社會，這種理念反而是目光短淺，實際如果讓這樣的人去指揮疫情防控這場戰役，反而是讓人不放心的。這種人往往都是等吃了虧了，才發現有些事沒有那麼多“應該”、沒有那麼多“道理”，不能等到“後悔也晚了”的時候再說。
拿這次疫情來說，如果“按下葫蘆起了瓢”，大家陷入無數個“十四天”的往復循環，當確實有那種不是一家子的人偷偷聚集打麻將結果又掀起一輪“拐點”的時候，到那時候會不會又有人出來呼籲：“就不能有點鐵腕手段嗎？就沒能力嗎？就管不住嗎？就不知道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嗎？”
看到這裡，估計有人會問：那在家裡和家人打麻將，就該捱打？以疫情防控為名，怎麼來都可以？——那肯定不是，一開始我就表明了觀點——疫情防控工作，必須嚴格依法進行，至少必須向這個方向努力。疫情防控工作中出現的任何違法行為，必須依法處理，這沒啥說的，相信疫情結束後相關的法律法規也會更加科學、更加完善。
這裡我想說一個——關於執法土壤的話題。
比如我們的《勞動法》，如果完全按《勞動法》規定籤合同、交社保、付加班費等等， 丁是丁、卯是卯的來，有多少公司會涉嫌違法？還有多少能繼續幹？再說法規方面，假設我是開飯館的，我招四個服務員，每月工資支出預算六千，一個人一千五（僅為舉例說明用）；現在如果當地法規規定，當地最低工資不能低於兩千，那我六千的工資預算，只能僱三個人了，看起來這個法規是保護了勞動者的權益，實際對於社會來說，卻造成了一個人失業。法律法規初衷肯定是好的，但有時會出現實際情況是一回事，法律法規是一回事。
再好比有的人總喊——我們要民主！我認為，民主一定是以法治為前提的，否則假設把我和九個人關在一個房間裡，那九個人一致同意把我的工資給他們分了，所以就要少數服從多數？就是民主？我小時候還常聽人嘮叨說，修那麼多高速公路也沒見幾個車在上面跑，是勞民傷財，難道因為說這話的人多，路就不修了？
包括以往我們在一些執法過程中，也存在“選擇性”執法、“針對性”執法、越權執法；還有包括像有時候明明法律條文已經很明白了，“照著來”就能解決問題了，結果卻又專門再成立個什麼部門，看似重視反而成了“踢皮球”的還變多了。
所以，不光是依法進行疫情防控方面，法治中國還有很艱鉅的任務和長遠的道路，很多現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要用聯繫和發展的眼光去看，就像我認為，其實就不應該存在什麼“嚴打”這個概念，同樣的法律，應該是同一個執行標準，不應該是“運動式”執法、“突擊式”執法，不應該是一陣子這樣，一陣子那樣，當然，“這不應該那不應該”，這是一種理想狀態吧。
法治可以說即要有理論，也要聯繫實際，這需要中國的法律人乃至全社會繼續努力，公民守法、政府也要守法。
當然，也有人可能會說：你有吃有喝窩在家裡，你當然“想得開”了，那些被堵在路上的、封在賓館的、困在外地的，欠賬背貸款的、斷頓兒的、流浪的，家裡有病號、孕婦的，你能體會他們的感受嗎？
確實，就像我們的改革，誰來推進很關鍵，好比讓我們年輕人來定，沒準有人就希望老年人公交卡的次數少一點；如果讓老年人來定，那沒準有人還覺得不夠多呢。就像有人常在網上說，打這個、打那個，真讓他扛槍上戰場，也許這些人並不能全都上，我就是這種人，但我至少明白，當需要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時，有些人會理所應當的就覺得：“哦那就犧牲他們的利益就可以了”——這可是不對的。這就涉及到一個——當我們的法治還不是百分百完美的時候，權力或者說利益的使用與分配的問題，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立法或修法的依據或基礎。
這裡我想說兩個概念——“好人政治”與“壞人政治”。什麼是“好人政治”？就是我們選一個所謂道德高尚也好還是人品優秀也好、總之就是大家先要信得過的人，然後把權力交由他來管理；那什麼是“壞人政治”呢？簡單說就是誰都信不過，不管誰掌握權力，首先把他假設成一個“壞人”，然後再假設他可能會做哪些“壞事”，然後再通過針對這些個可能性，制定各種規則，“圍追堵截”，讓他沒辦法做壞事——這就是我理解的——“把權力裝進制度的牢籠”，其實話說回來，還是要逐步建立健全法治體系，再加上媒體、輿論等無論是來自內部還是外部的有效監督，才能做到“特殊情況”下也依法辦事、合理合規，不能亂來。
疫情防控既要做好排查與管理，也要儘可能想主意、找辦法，做好服務與幫助。我所在的社區其實是個不錯的例子，生活必需品物資充足、價格穩定；居民購水購電等基本服務組織有序，信息溝通順暢；社區上門發放口罩、酒精、消毒水，每日為樓道消毒；配專人在微信群提供心理諮詢服務；而且——也沒有那麼多的“填表簽字”，這也是一種大家一起解決問題、度過難關的態勢，作為最基層的政府，得到的也是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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