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看到不少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涉嫌所谓“过度或违法防控”的现象和观点，疫情防控工作是否应严格依法进行？
我的观点是——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但目前不见得能完全做到，但必须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有人说，你这不等于没说。没错，我不是学法律的，来不了专业的分析，只能是谈谈自己的看法，淌到哪儿算哪儿吧。
以前有个词叫“劳改”，劳动教养这个概念咋来的？建国初期，大陆还有很多国民党遗留的破坏分子妄图破坏稳定、颠覆政权，那时如果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排队等法律条文逐步健全、等诉讼开庭审理，那黄花菜都要凉了，于是特事特办。这里面有个概念，叫“自由裁量权”，简单说就是法律写的不明确的，人为去判断，比如——“情节严重者”，那怎么算严重，怎么算不严重，关于“情节严重”的细则表述不明确的部分，自己掂量，就叫自由裁量权。劳动教养制度后来被废除。
与我年纪相仿的，都赶上过九十年代有个词叫“严打”。当时一些地区社会治安亟待改进，那年月在外面“混”讲究“闯名声”，人与人轻易就动手了，很多是械斗，我自己经历的举两个例子：有人在宿舍未经允许用了别人的牙膏，一个就把另一个腿打骨折了；有人在楼下聊天，楼上嫌吵，带着斧头下来，把人耳朵砍的还有一半连在头上。进了“保卫科”，感觉这些也就是“常规操作”吧，那时瘦弱的我晚上出门真会担惊受怕。“治安联防”在“严打”时，有些也是在“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办事，也存在“特事特办”，当时不见得都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流程来，但效果是很好的。
好像七、八年前吧，我被单位安排去“客串”过一下午的“城管”，这是个相当有趣的话题——城管与小贩，这个话题也涉及到依法办事。在这之前，我是百分百支持小贩的，可以说是“小贩铁粉”，想想看，老奶奶们卖个鞋垫子补贴家用，容易吗？于是我们合计好了，咱跟摊贩们好好商量，哪怕让他们今天中午先收了，晚点再来，我们也只是混工资吃饭的，咱配合一下，两边都好说。结果呢——这些小贩可不是什么卖鞋垫的老奶奶，不“接招”啊，他们非法占道截断人流，非法占停车场堵塞交通，生产各种餐饮垃圾污染卫生。在与他们反复沟通、商量的过程中，我突然觉得，如果靠嘴说有用，那美国就不打伊拉克了，他们的理念就是——我不管，我没办法，哪怕是天安门，我也得摆，其它我不管，你不要跟我讲别的，那都跟我没关系；就好像别人再难也可以做别的工作到他这就不行，他必须摆摊，他得利就行，什么占道、市容、污染、物权、法规什么都别跟我说，与我无关，不管你怎么劝，“我没办法”最大，可以说是油盐不进这种。简单说吧，小贩一直骂城管的爹娘老子，城管如果有出格的举动，在道德上反而先成了耍流氓的一方。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有人牵来了狼狗，其实牵来了狼狗也没干什么，但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对文质彬彬的我来说这是次非凡的体验，这种做法对不对？肯定不对，但是见效快，这算是个特殊情况——过于不配合。
所以，我支持特殊情况，特事特办。常规情况，按法律，走流程，提案、听证、立法、试行……怎么都好，到极其特殊的情况时，就是那句话——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所谓的法也是人定的，终归要更好的服务于人。国际上不还有“国际法”，但有谁听说过哪个国家的主权是生生靠讲道理、靠打官司、靠讲法律弄来的？不是有句话叫“百无一用是书生”，有些所谓的专家或自媒体过于“纸上谈兵”、“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过于只讲“道理”而忽略实际、脱离社会，这种理念反而是目光短浅，实际如果让这样的人去指挥疫情防控这场战役，反而是让人不放心的。这种人往往都是等吃了亏了，才发现有些事没有那么多“应该”、没有那么多“道理”，不能等到“后悔也晚了”的时候再说。
拿这次疫情来说，如果“按下葫芦起了瓢”，大家陷入无数个“十四天”的往复循环，当确实有那种不是一家子的人偷偷聚集打麻将结果又掀起一轮“拐点”的时候，到那时候会不会又有人出来呼吁：“就不能有点铁腕手段吗？就没能力吗？就管不住吗？就不知道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吗？”
看到这里，估计有人会问：那在家里和家人打麻将，就该挨打？以疫情防控为名，怎么来都可以？——那肯定不是，一开始我就表明了观点——疫情防控工作，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至少必须向这个方向努力。疫情防控工作中出现的任何违法行为，必须依法处理，这没啥说的，相信疫情结束后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会更加科学、更加完善。
这里我想说一个——关于执法土壤的话题。
比如我们的《劳动法》，如果完全按《劳动法》规定签合同、交社保、付加班费等等， 丁是丁、卯是卯的来，有多少公司会涉嫌违法？还有多少能继续干？再说法规方面，假设我是开饭馆的，我招四个服务员，每月工资支出预算六千，一个人一千五（仅为举例说明用）；现在如果当地法规规定，当地最低工资不能低于两千，那我六千的工资预算，只能雇三个人了，看起来这个法规是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实际对于社会来说，却造成了一个人失业。法律法规初衷肯定是好的，但有时会出现实际情况是一回事，法律法规是一回事。
再好比有的人总喊——我们要民主！我认为，民主一定是以法治为前提的，否则假设把我和九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那九个人一致同意把我的工资给他们分了，所以就要少数服从多数？就是民主？我小时候还常听人唠叨说，修那么多高速公路也没见几个车在上面跑，是劳民伤财，难道因为说这话的人多，路就不修了？
包括以往我们在一些执法过程中，也存在“选择性”执法、“针对性”执法、越权执法；还有包括像有时候明明法律条文已经很明白了，“照着来”就能解决问题了，结果却又专门再成立个什么部门，看似重视反而成了“踢皮球”的还变多了。
所以，不光是依法进行疫情防控方面，法治中国还有很艰巨的任务和长远的道路，很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要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就像我认为，其实就不应该存在什么“严打”这个概念，同样的法律，应该是同一个执行标准，不应该是“运动式”执法、“突击式”执法，不应该是一阵子这样，一阵子那样，当然，“这不应该那不应该”，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吧。
法治可以说即要有理论，也要联系实际，这需要中国的法律人乃至全社会继续努力，公民守法、政府也要守法。
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说：你有吃有喝窝在家里，你当然“想得开”了，那些被堵在路上的、封在宾馆的、困在外地的，欠账背贷款的、断顿儿的、流浪的，家里有病号、孕妇的，你能体会他们的感受吗？
确实，就像我们的改革，谁来推进很关键，好比让我们年轻人来定，没准有人就希望老年人公交卡的次数少一点；如果让老年人来定，那没准有人还觉得不够多呢。就像有人常在网上说，打这个、打那个，真让他扛枪上战场，也许这些人并不能全都上，我就是这种人，但我至少明白，当需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时，有些人会理所应当的就觉得：“哦那就牺牲他们的利益就可以了”——这可是不对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当我们的法治还不是百分百完美的时候，权力或者说利益的使用与分配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立法或修法的依据或基础。
这里我想说两个概念——“好人政治”与“坏人政治”。什么是“好人政治”？就是我们选一个所谓道德高尚也好还是人品优秀也好、总之就是大家先要信得过的人，然后把权力交由他来管理；那什么是“坏人政治”呢？简单说就是谁都信不过，不管谁掌握权力，首先把他假设成一个“坏人”，然后再假设他可能会做哪些“坏事”，然后再通过针对这些个可能性，制定各种规则，“围追堵截”，让他没办法做坏事——这就是我理解的——“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牢笼”，其实话说回来，还是要逐步建立健全法治体系，再加上媒体、舆论等无论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的有效监督，才能做到“特殊情况”下也依法办事、合理合规，不能乱来。
疫情防控既要做好排查与管理，也要尽可能想主意、找办法，做好服务与帮助。我所在的社区其实是个不错的例子，生活必需品物资充足、价格稳定；居民购水购电等基本服务组织有序，信息沟通顺畅；社区上门发放口罩、酒精、消毒水，每日为楼道消毒；配专人在微信群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填表签字”，这也是一种大家一起解决问题、度过难关的态势，作为最基层的政府，得到的也是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閱讀更多 高談飛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