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容閎，可能有很多人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但他卻是中國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人，他是中國第一個畢業於美國著名大學的留學生，被稱為“中國留學第一人”、“中國留學生之父”，他一生幾乎全程參與了中國近代史，為近代中國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一、留學美國
容閎，字純甫，清道光八年即1828年11月7日出生在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一個貧窮的漁農之家，因為家貧，父母無力送其入學讀書。容閎出生時，原屬於香山縣的小島澳門已經被葡萄牙佔領了近三百年，雖然在鴉片戰爭前，清政府一直禁止洋人在中國傳教，但西方傳教士一直沒有停止偷偷在中國沿海傳教的行動，並興辦了一些醫院和學校，免費為窮人治病，讓窮人的孩子上學，以吸引窮人入教，而被西方殖民的澳門，則是這些傳教士的大本營。七歲那年，容閎跟隨父親到了澳門，並進入了英國人開辦的馬禮遜教會學校，由郭士臘夫人負責教導。進入這所學校，對容閎以後的人生道路及信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五年後，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教會學校為避戰禍被迫關閉，容閎只得輟學回家。同年，容閎的父親因病去世了。鴉片戰爭結束後，馬禮遜學校恢復辦學，校長為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傳教士布朗先生，容閎說服母親同意自己重新入學。因為戰後香港被割讓給了英國，所以馬禮遜學校也遷到了香港，容閎也隨著學校來到了香港。
1846年底，布朗先生因病準備返美，臨行前表示願帶三到五名學生一同赴美留學，併為每人提供兩年的留學經費和父母贍養費。當時，洋人在中國如同怪獸，而西洋則無異於地獄。想想看，直到1875年，清廷任命郭嵩燾為中國第一位駐外使節時，還有人寫了一副對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來諷刺郭嵩燾。因此，在容閎那個時代，要做出出洋留學的決定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氣的，而容閎第一個站出來報了名，因為他想親自去看一看書本上描寫的以及布朗夫婦口中講的那個精彩的新世界。
1847年1月，18歲的容閎與黃寬（近代醫學家、教育家，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中國第一位留英博士）、黃勝（因在美期間水土不服於1848年返港，著名報人、政治家）兩位同學跟隨布朗先生從廣州出發，橫渡茫茫太平洋，並於4月抵達美國，然後進入馬薩諸塞州的蒙松中學就讀。該校是大學的預備學校，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的品格。1850年，容閎考取了耶魯大學文學院，但他無力負擔昂貴的學費以及生活費，只得向布朗先生求助。在布朗先生的斡旋下，蒙松學校同意資助容閎讀大學，但容閎畢業後必須回中國擔任傳教士。容閎拒絕了蒙松學校的資助，他表示：“予雖貧，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學，無論何業，將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為之……傳道固佳，未必即為造福中國獨一無二之事業。”後來，布朗先生又聯繫到了一家基金會為容閎提供資助，他才得以順利地進入了耶魯大學。
在耶魯期間，容閎不僅努力學習文化知識，而且積極參加各種學生社團，很快便融入了美國人的生活。學習之餘，他還經常去打工，幫人洗衣服、拉煤球、做服務員等，以此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
1854年，容閎畢業了，27歲的他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祖國的命運。經過反覆思索，他決定把西方的科技文明引入古老的中國，以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在《西學東漸記》中，他這樣寫道：“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之境。”，因此，他放棄了留在美國發展的機會，懷揣著強國夢，踏上了歸國之路。
二、天國封爵
1855年4月16日，容閎再一次踏上了香港的土地，隨後便返回廣東看望母親。6月到8月間，他在家鄉親眼目睹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兩廣總督葉名琛因太平軍起義而遷怒於廣東百姓，在全省大開殺戒，短時間內便屠殺了七萬五千名無辜的人民。這種殘暴的殺戮讓容閎非常震驚，他評論說：“這次大屠殺在現代文明的記載中是無與倫比的，即使嗜殺成性的暴君如凱里古拉及尼羅，甚至法國大革命，也不免為之黯然失色。”幾十年後，當回憶起這次慘案時，容閎仍然非常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的感受：“從刑場回家後，我感到渾身一點氣力也沒有了，心胸煩悶，食慾全無，神經緊張，夜不能寐。白天所見景象，激起了我的思緒。我當時想，太平天國叛軍確實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滿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們，並且確實想去參加太平軍的行列。”
容閎歸國後，先是在美國公使館擔任美國代理公使派克的書記員。三個月後，他又辭職去了香港，成為高等審判廳的譯員，並學習法律，希望成為一名律師，但受到英國律師的排擠無法在香港立足。於是1856年8月，他又到了上海，在海關翻譯處擔任通事。工作一段時間，他發現雖然這份工作待遇優厚，但卻有損中國人的人格，於是便離職而去，專門從事翻譯業務。1859年3月，受洋商寶順公司委託，容閎從上海乘船，沿長江考察了江蘇、江西、湖北、湖南等產茶區，瞭解茶葉的製造及裝運出口事宜。這次考察大部線路都處於太平天國與清軍對峙的地區，容閎初步得到一個瞭解太平天國的機會。
1860年11月，應兩位美國傳教士的邀請，容閎又與他們一起考察了太平天國。容閎在回憶自己之所以接受這次邀約時說：“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太平軍的性質，察看他們是否適合建立一個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11月18日，容閎一行到達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在天京，容閎見到了自己在香港時的老朋友、天王洪秀全的族兄幹王洪仁玕以及自己在澳門時的小學老師、美國傳教士、時任太平天國外務丞相的羅孝全。容閎對洪仁玕非常瞭解，認為他思想非常開明，很有可能支持自己改造中國的設想，於是，容閎向洪仁玕提出了關於建國的七項建議：一是組建一支合乎科學原則的軍隊；二是設立一所陸軍軍事學校以培養有學識、有才幹的軍官；三是創設一所海軍學校，建立強大的海軍；四是組織文官政府，選擇有才智、有能力、有經驗的人擔任各個部門的行政顧問；五是建立現代銀行、金融系統，釐定度量衡標準；六是為民眾建立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七是建立一套實業學校系統。這七條建議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教育、文化等重要方面，是容閎建立一個新中國的重要構想。兩天後，洪仁玕再次接見了容閎，他肯定了容閎的七點建議，並非常明白這些建議的重要性，但現在只有他一個人理解這些建議，暫時還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目前還無法實施這些建議，而且其他諸王都在外帶兵打仗，這種重構天國制度的重大事項需要等他們回到天京協商後才能決定。洪仁玕的這番話，其實就是對容閎建議的委婉拒絕，容閎對此大失所望。
幾天後，洪仁玕派人給容閎送來一個小包裹，容閎打開一看，裡面是一方小印章，上面刻著他的名字和“義”字頭銜，還有黃緞一幅，上面註明了“義”的官爵等級，並蓋有幹王的印章。太平天國“王”之下有六爵，即義、安、福、燕、豫、侯，而“義”排在六爵的第一位，在太平天國整個爵位系統中也是屬於第四等的高階。由此可見，洪仁玕對容閎還是比較重視的。但是，通過這段時間對太平天國的深入瞭解，容閎認為太平天國並不能完成改革中國的歷史重任，無法使中國復興，因此，第二天他就來到幹王府，將委任狀和印章還給了洪仁玕。同時，他告訴洪仁玕，如果太平天國打算實施他所提出的七點建議，甚至只是實施其中的一條或幾條，只要需要，他都會盡心盡力為太平天國付出。隨後，心灰意冷的容閎便離開了天京。
後來，談到自己對太平天國的印象時，容閎說：“其（太平軍）所招撫，皆無業遊民，為社會中最無知識之人。以此加入太平軍，非獨不能增加實力，且足為太平軍之重累，而使其兵力轉弱。蓋此等無賴之尤，既無軍人紀律，復無宗教信仰，即使齊之以刑，不足禁其搶掠殺人之過惡。迨佔據揚州、蘇州、杭州等城，財產富而多美色，而太平軍之道德乃每下而愈況。蓋繁華富麗，固足以消磨壯志，而促其滅亡也。”而太平天國後期的發展，也印證了容閎的判斷。
三、推動留學
在耶魯畢業前夕，容閎就認為派遣留學生到國外學習外國的新式教育，是救國強國的一個重要途徑，所以歸國後他一直努力地推動這個設想，但一直毫無進展。
1863年2月，容閎的朋友、曾國藩的幕僚張斯佳給容閎寫了一封信，邀請他到安慶與曾國藩一晤。想到自己以前曾到太平天國考察，而曾國藩與太平天國又是死對頭，此時正是雙方鬥得最激烈的時候，這個時候曾國藩邀請自己去安慶，實在弄不清是福是禍，所以，容閎婉拒了張斯佳。兩個月之後，容閎又一次收到張斯佳的信以及著名數學家李善蘭的信，二人在信中說明了邀請容閎到安慶的目的，容閎這才解除了對曾國藩的疑慮，答應不久之後就到安慶赴約。不久之後，容閎又一次收到張斯佳和李善蘭的信，催促他及早動身。此時，曾國藩是整個大清最炙手可熱的封疆大吏，位高權重，權傾一時，容閎意識到這是一個實現他教育計劃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於是當年9月，他便到了安慶，拜見了曾國藩，同時還拜訪了張斯佳、李善蘭、華衡芳、徐壽等人。不久之後，曾國藩又兩次接見了容閎。通過這幾次接見，曾國藩確認容閎是一個正人君子，值得託付重任，於是次給容閎六萬八千兩白銀，讓他到美國採購製造機器的機器。容閎接受任務後即刻動身，一年之後便從美國買回了車床、刨床、鑽床等製造機器的機器，這是中國第一批現代化的機器。
由於任務完成的非常出色，曾國藩馬上向朝廷上了奏摺為容閎請功，並任命容閎為侯補五品同知，派其協助上海道臺丁日昌組建江南製造局，兩人在合作中結下了深刻的友誼。因此，1868年，當丁日昌升任江蘇巡撫後，容閎借中美簽署《蒲安臣條約》（該條約第7款規定：嗣後中國人慾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各等文藝，須參照相待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之機，通過丁日昌給總理衙門大臣文祥上書，建議“政府宜選派聰穎幼童，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蓄人才。”文祥雖然也熱心洋務，但這一年恰好喪母丁憂回籍，因此這次上書便石沉大海。
1870年，天津民眾為反對天主教會在天津的為非作歹，攻擊了天主教會機構，並殺死了數十人，這便是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為外理天津教案，清政府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與丁日昌等人負責處理教案。藉著欽差大臣都在天津之機，容閎又拿出了更詳盡的挑選幼童留學西洋的章程，請丁日昌轉呈曾國藩。曾國藩看了容閎的章程後，馬上便給朝廷上了著名的《挑選聰穎幼童留學泰西折》。在恭親王亦的支持下，最終在1871年下半年，慈禧太后拍板同意挑選120名聰穎幼童留學西洋，並由兩江總督曾國藩主管該事。曾國藩接旨後，立刻組成了兩個班子，一是總理幼童出洋肄業局，由幕僚劉翰清為委員，駐紮上海，負責招收、培訓、選拔出洋幼童，二是選帶幼童駐洋肄業局，任命四品刑部主事陳蘭彬為留洋委員，五品侯補同知容閎為副委員，任務是攜帶幼童到美國學習。隨後，兩個班子擬定了出洋幼童管理辦法： 1、通過考試選拔12至15歲的聰穎幼童，考試內容是四書五經；2、總共選拔120名幼童，自1872年到1875年，分四年赴美，每年30名；3、學習時間為15年，凡考試合格者，需與政府簽定生死合同；4、幼童學成畢業後，不許逗留美國，必須回國服務；5、幼童的學習、生活費用，包括車船費，全由政府出資；6、幼童在美國學習期間，生死病故，各安天命，政府不賠償。
辦法擬定後，便開始招生，但在招生環節，容閎卻遇到了困難，就算有曾國藩的大力支持，到1872年上半年，也一直沒有招夠第一批的30名幼童，因為沒有人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孤身一人到蠻夷之邦。無奈之下，容閎又到香港招了6名幼童，其中就包括12歲的詹天佑。
把從香港招到的6名幼童帶到上海後，容閎就提前去了美國麻薩諸塞州的斯波林菲爾市打前站，把一切安排妥當後就發電報回國，讓陳蘭彬帶幼童出發。1872年8月11日，在留洋委員陳蘭彬、翻譯曾蘭生、中文教民容增祥的帶領下，第一批留美幼童從上海吳淞口登船，踏上了留學美國的道路。
四、終陷敗局
在太平洋上經過約一個月的航行，第一批幼童終於到達北美並在舊金山登陸，然後乘坐剛貫通北美大陸的蒸汽火車到達美國東北部地區的新英格蘭地區，開始了他們的留學生涯。
為了幫幼童們克服語言障礙，他們兩三人一組被分配到了美國的中產家庭中學習、生活。美國家庭和社會對待這些來自遙遠東方的孩子們非常友善，當時很多美國窮人孩子都在做童工，而這些中國幼童則可以輕鬆地穿梭在課堂、宴會和球場之間。美國教育部門還發函希望美國老師在關愛中國孩子的同時，還要督促他們學習中國功課，讓他們熱愛自己的國家。在這種氛圍之下，幼童們迅速適應了美國的生活，成為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高校最優秀的學生。據不完全統計，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進入美國的大學，其中22名進入耶魯大學，8名進入麻省理工學院，3名進入哥倫比亞大學，1名進入哈佛大學。在學業優秀的同時，這批幼童也迅速接受了美國的文化，他們脫去長袍馬褂，剪掉辮子，活躍在各種文藝體育活動中，他們和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交流甚歡，還受到美國總統格蘭特的接見。
雖然孩子們在美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管理這些孩子的除容閎外，幾乎清一色的守舊派官員，他們接受不了美國的新鮮事物和新鮮文化，同樣無法容忍孩子們接受這些事物和文化。於是，他們不斷地瞞著容閎給朝廷上書，指責幼童“適異忘本、離經叛道，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惡習。即使竭力整飭，亦覺防範難周，極應將局裁撤。”一時之間，朝野上下充滿對留美幼童的指責，最終清廷決定撤回留美學生。
容閎得到消息後極為震驚，為了讓幼童能夠留在美國繼續學業，他積極地在美國文化界和政界奔走求助，美國時任總統和多位名校校長都站出來聲援幼童，並寫信給曾國藩的繼任者李鴻章請求他上書朝廷收回成命。比如，耶魯大學校長就在信中寫道：這些孩子們不愧是來自大國國民的代表，足以為貴國增光，美國少數無知之人，平時對中國人的偏見，正在逐漸消失。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時期，他們像久受灌溉培養的樹木，就要開花結果，此時撤回無異於盡棄前功……《紐約時報》也發表了社論，勸說清政府不要將幼童撤回國內。
可惜，所有人的努力都沒有收到成果，清廷最終還是決定撤回留美學生。1881年，原計劃15年的幼童留美計劃在推行9年後中途夭折，所有學生中只有詹天佑和歐陽庚二人完成了大學學業，容揆和譚耀勳抗命拒絕回國，留在耶魯完成了學生，李恩富和陸永泉被召回後又重新回到耶魯完成了學業。這樣，120名留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紀律被遣返的9名、執意不歸及病故者26名外，其餘94人於1881年分三批迴國。
幼童們回國後，迎接他們的是同胞的排斥及社會的譴責，當時的《申報》就寫道：國家不惜經費之浩繁，遣諸學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後不知自好，中國第一次出洋並無故家世族，世商大賈之子弟，其應募而來者多椎魯之子，流品殊雜，此等人何足以與言西學，何足以與言水師兵法等事？
對於幼童們回國的安排，由李鴻章作主，大致分三撥分派下去：一是頭批幼童21名送往天津電報局，學習電報技術；二是二、三批內23名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三是其餘50名分撥天津水師學堂學習當差。參加海軍的幼童最終經歷了兩次對外海戰，其中詹天佑等7人參加了中法馬尾海戰，薛有福等4人捐軀；陳金揆等11人參加了中日甲午海戰，陳金揆等3人殉國。
容閎倡導的中國第一次留學運動雖然因保守勢的破壞而失敗了，但它對古老中國發揮的歷史功效卻沒有終結，就像容閎所說的那樣：“要判斷一棵樹的價值，唯一的辦法就是看它果實的價值。”甲午戰爭慘敗給撮爾小邦日本後，國際局勢倒逼清政府重視洋務和改革維新，於是幼童們的命運開始逐漸改變，慢慢地他們成為了活躍在中國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據統計，在留美幼童中，湧現出國務總理1名、外交部長2名、駐外公使2名、外交官12名、海軍元帥2名、海軍軍官14名、電報局官員16名、大學校長3名、工程師14人、鐵路官員10人，其它還有律師、軍醫、教師、商人、編輯、作家等。
五、走向革命
容閎大力推動的幼童留美行動功敗垂成，這對容閎是一個重大打擊，但卻沒有澆滅容閎報國的一腔熱情。甲午戰爭失敗後，容閎積極地為清廷出謀劃策，提出種種興國方案，比如設立國家銀行、修築國有鐵路等，但最終這些建議都沒有被清廷採納。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發起戊戌變法運動，容閎積極參與其中，給了康梁等人極大的支持，容閎的家也成了維新派人士聚集的地方。變法失敗後，清廷四處捕殺維新黨人，容閎作為維新派之一也被清廷通緝。容閎在協助康梁出逃後也冒險潛逃出京，經上海潛往香港。
1900年北方義和團運動開始高漲，清廷向各國宣戰，這種愚蠢的行為讓容閎憂心如焚，他寫信給張之洞，希望張之洞在江南地區成立新政府，擁護光緒皇帝。張之洞雖沒接受容閎的建議，但卻聯合劉坤一、李鴻章等人推出了東南互保，容閎認為這一主張雖與自己的方案有差別，但仍不失為一種選擇，因此他選擇了支持張之洞。與此同時，容閎也與維新派人物唐才常等人保持聯繫。1900年7月，唐才常邀請維新派人士與少數革命黨人以及文化界、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召開國會會議，經投票，選舉容閎為中國國會正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容閎親自起草了中國國會宣言。8月，唐才常一行離開上海前往武漢，準備在武漢發動自立軍起義，一行人中包括了容閎的族弟容星橋。臨行前，唐才常會見了容閎，容閎對起義做了詳細安排。起初，張之洞對自立軍採取睜一眼閉一眼的策略，但隨著慈禧返回北京重新掌權，張之洞決定繼續效忠清政府。於是，8月21日張之洞逮捕了自立軍機關30餘人，次日是即將唐才常等人殺害，容星橋裝扮成苦力逃回上海。容閎作為匪首之一，再次被清政府通緝，不得不與容星橋一道流亡日本。容星橋1895年在香港時就因為與孫中山興趣相投而加入了興中會，此次在逃往日本的船上，恰好遇見同船赴日的孫中山，於是容星橋便介紹容閎與孫中山相識。這是兩人的第一次見面，儘管年齡差別巨大，但兩人卻志同道合，相識恨晚。容閎認為孫中山“其人寬廣誠明，有大志”，而孫中山則推崇容閎“聲望素著，富新思想”。這次會面後，容閎開始由一個改良主義者向一個革命者轉變。
1901年9月，革命黨人在香港開會策劃發動廣州起義，決定事成後推舉容閎為政府大總統，但容閎認為孫中山才是大總統的最佳人選。1902年夏，革命黨人謝纘泰寫信給容閎，請他“在美國組織秘密社團，併為爭取美國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閎覆信表示：“我將盡我的努力滿足你們的需要，請儘早將暗號和密碼寄來，對於我們的通訊，這是不可缺少的東西。”此後，容閎在美國積極活動，聯絡了美國軍事專家荷馬·李和財政界人士布思，度劃籌款訓練武裝力量以支援中國革命。
1909年，容閎向荷馬·李和布思提出一個“中國紅龍計劃”，提出在美國國籌款500萬美元，購買10萬支和1億發子彈來支持革命黨人進行武裝鬥爭。1909年12月22日，孫中山受容閎之邀赴紐約與容閎見面，並與荷馬·李和布思多次密談，制定起義計劃。雖然中國紅龍計劃最終未能實現，但此計劃促使孫中山放棄了不成熟的小型武裝起義而集中財力和人力支持黃興抓好影響巨大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和武昌起義。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武昌起義獲得成功。久病臥床的容閎在美國得到消息後興奮異常，連續寫了三封信給謝纘泰，熱烈歡呼推翻帝制的偉大勝利。同時，他在信中提醒革命黨人要精誠團結，防止內部紛爭，以免陷入內戰的深淵，最重要的是要警惕“大陰謀家”袁世凱纂奪政權，他在信中寫道：“目前使我焦急的是掠奪成性的列強在北京，將有壓倒一切的權力左右袁世凱、唐紹儀一夥；他們將使用一切手段影響上海的制憲會議通過君主立憲，並以袁世凱、唐紹儀控制新政府，這就簡直同滿清政府重新執政一樣糟糕。”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政府大總統，第二天便親筆寫信給容閎，誠邀他歸國擔任要職，但命運沒有給已經年老體邁、久病在身的容閎這個機會。4月，容閎的病情開始惡化，彌留之際，他叮囑在身邊的長子容覲彤一定要回國服務，以完成他為新生的共和國效力的願望。但容覲彤耶魯畢業後已在美國找到一份待遇優厚的工作，他不捨得放棄這份工作，於是容閎把兒子叫到床前說：“吾費如許金錢，養成汝輩人材，原冀回報祖國。今不此之務，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我所望於汝二人者。”後來，他的兩個兒子都遵從父親的遺願回到了中國。4月21日上午，容閎病情繼續惡化，最終搶救無效，逝世於美國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享年84歲。葬禮上，牧師講了這樣一段悼詞：假如他還沒有老，他一定會親自參加革命，他與生俱來的、熱愛效忠中國的光焰絢麗燃燒，直到他生命的盡頭。隨後，容閎被安葬於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城西郊的雪松山公墓園。容閎去世次日的《哈城日報》在刊登消息時稱容閎為“學者、政治家以及今日新中國運動的先驅者”。而《紐約時報》在報道容閎去世消息時則評價道：“他從頭到腳，身上每一根神經纖維都是愛國的。”
西湖大學校放長施一公曾惋惜地說：“有時候我去做講座，下面黑壓壓幾百人竟然沒有人知道容閎，挺遺憾的，他真的是一個偉大的先行者。”確實，今天的人們不應該輕易忘掉容閎， 容閎幼年赴美，歸國時漢語都已基本忘記，他對美國的強大和中國的落後有深刻的體會，然而他卻沒有成為一個“洋奴”，覺得美國的空氣都比中國的甜，而是以一種既不傲慢無知又不恐懼仇恨的心態看待西方。
在中國近代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的歷史發展軌跡是一個階段迅速被另一個階段所取代，而前一個階段的進步人物往往成為下一個階段的保守人物，成為阻礙中國繼續現代化的守舊力量，而容閎卻能一直順應歷史潮流，與時俱進，超越自己曾經參與過甚至發生過重要作用的歷史階段，毅然投身到新的歷史階段，推動中國繼續向前發展。容閎對自身的這種超越性不忠於、不依附於任何政治利益集團，而只忠於自己的理想、原則，這種獨立性正是近代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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