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1588年—1641年），字文弱，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湖广武陵人，明朝后期大臣、诗人。
兵部右侍郎兼三边总督杨鹤之子，1610年进士，1637年出任兵部尚书，翌年入阁，深受崇祯皇帝信任。
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镇压农民军，同时主张对清朝议和。
1639年以“督师辅臣”的身份前往湖广围剿农民军。在四川玛瑙山大败张献忠，随后被张献忠致敌战术牵制，疲于奔命。
1641年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杨嗣昌已患重病，闻此消息后惊惧交加而死，享年五十四岁。
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渐有擅权之势，与朝中东林党人矛盾日益尖锐，杨嗣昌为躲避政斗漩涡，遂称病挂冠，隐居家乡，1625年，其父杨鹤亦被魏忠贤罢官，返乡与杨嗣昌一起隐居，过着优游林下的生活。
1627年九月，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魏忠贤被扳倒，杨鹤、杨嗣昌父子亦先后被起用。
崇祯帝未登基时，看过杨嗣昌的《地官集》等书，赞叹杨嗣昌的才能。
崇祯帝
1628年，杨嗣昌分巡河南汝州道，加右参政，不久后移霸州道，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迁整饬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
杨鹤因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任上招抚流寇神一魁失败，被下狱论死，杨嗣昌闻讯后三次上疏请求辞职，以代父罪。结果崇祯帝免了杨鹤的死罪，而改戍江西袁州，没有让杨嗣昌辞职，还多次温言抚慰，激励他尽职任事。
杨嗣昌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海关）、永（平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在任内整饬防务，修筑山海关两翼城。
1634年九月，他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赴任后六次上疏陈述边事，并主张开矿招工以瓦解乱党，多所规划，给皇帝的印象是异才可用。 不久后，杨鹤去世于袁州，杨嗣昌回家丁忧，一年后又遭继母丁氏之丧。
崇祯帝决定起复杨嗣昌，1636年十月下旨夺情，命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三疏请辞，崇祯帝不许，于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1636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杨嗣昌对明朝未来的规划可归纳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建议增兵12万，其中步兵74000人，马兵36000人，并增加饷银2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
崇祯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杨嗣昌所提的三点纲领，都是为了实现他“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来服务的。执行依靠的是五省总督洪承畴和五省总理王家桢的配合，洪承畴已在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颇建功勋，但王家桢被杨嗣昌认为是个庸才，不堪此任。
各省督抚在杨嗣昌的指挥下，围剿农民军有了很大进展，1638年二月，湖广农民起义军领袖刘国能、张献忠先后受熊文灿招抚，杨嗣昌鉴于其父招抚失败的教训，提出反对意见，并主张刘、张等杀贼自效才可信任，崇祯帝和熊文灿急于招安，杨嗣昌只好顺从皇帝意见，相信了农民军的投降。
刘国能确实效忠明朝，但张献忠却是假招安，最终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
李自成正在洪承畴、孙传庭等的穷追不舍下势力锐减，1638年率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逃亡商洛山中。
新被起用的兵部尚书卢象昇亦坚决反对与清议和，与杨嗣昌形成尖锐对立。
明廷内部政见分歧，总督天下援兵的卢象昇未能与杨嗣昌、高起潜良好配合，导致卢象昇战死于巨鹿贾庄，七十余城先后失守，四十六万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枢），1639年三月清军方才扬长而去。事后追究责任时，杨嗣昌虽被弹劾，但崇祯还是保住了他，并感慨：“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清兵入塞，使局势急转直下。不但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和谈计划化为泡影，十面张网战略也因为洪承畴、孙传庭被调入京师勤王而使农民军死灰复燃，逐渐成为一张破网。
张献忠在谷城厉兵秣马一年有余，1639年五月再举反旗，李自成前去会合，八月以后又分东西两头行动，至此“抚局”破产，明朝内地再度陷入干戈扰攘之中。
杨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压力，不仅李希沆、王志举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责任，本人也屡次上疏引咎辞职。崇祯帝贬斥了弹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职带冠视事，不久以叙功名义使其官复原职。杨嗣昌已有脱身之意，遂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他的兵部尚书之职。
张献忠撕毁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杨嗣昌知道后颇为不安，因为招抚张献忠的熊文灿正是他本人推荐的，熊文灿被捕，他显然难脱干系；崇祯帝似乎也渐渐发觉杨嗣昌有点不靠谱，自己已经力排众议委以重任，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师，倘若成功，便可以对外面有个交代。
崇祯帝上吊
杨嗣昌揣摩帝意，请缨督师，崇祯帝顺水推舟，1639年下旨命杨嗣昌督师平寇，赐尚方宝剑。
杨嗣昌抵达湖广襄阳行营以后，便积极展开部署，以围剿张献忠。1640年二月，杨嗣昌麾下的总兵左良玉在川东夔州府太平县玛瑙山大败张献忠，杨嗣昌报捷战果“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岩谷死者无算。”张献忠的妻妾高氏等和军师潘独鳌都被俘虏，押往襄阳。
崇祯帝闻讯大喜，不仅加封左良玉为太子少保，还亲笔慰谕杨嗣昌。杨嗣昌没能处理好诸将关系，导致左良玉和贺人龙两员骁将都不肯听命，陕西总督郑崇俭也对他阳奉阴违。
1640年八月，官军在夔州府大昌县土地岭吃了败仗，局面再度恶化。四川巡抚邵捷春无能，杨嗣昌亲自来到重庆主持围剿。张献忠流窜四川，杨嗣昌尾随追击。
1641年正月，张献忠又在开县黄陵城大破猛如虎所部，出川直趋襄阳。与此同时，一直被围困在奉节鱼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矛盾，突围转进河南，并攻陷了洛阳，处死皇叔福王朱常洵。
杨嗣昌一直认为安全的行营襄阳为张献忠所奇袭，襄王朱翊铭被杀，张献忠在处死朱翊铭时还说：“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
杨嗣昌已须发皆白，罹患重病，1641年正月八日就向皇帝感叹：“此身之忧劳病瘁，日呕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毙，不敢言矣！更兼襄库饷无半文，督臣移咨可骇，臣愈增忧愤，不知死所。”
杨嗣昌为追击出川的张献忠而行军至夷陵时，得知洛阳、襄阳相继失守及二王被杀的消息时，深感无颜面对皇帝，彻底崩溃。
杨嗣昌饮食不进，走到荆州沙市徐家园时便卧床不起，一切事务交给监军万元吉处理，并通知家属来荆州见他最后一面。三月初一日，杨嗣昌死于沙市。
崇祯帝亲撰祭文，追赠太子太傅，并哀叹：“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他也下令追究杨嗣昌使二藩沦陷的责任，但最终以“议功”之例免罪。针对攻击杨嗣昌的上疏，崇祯帝也一概留中。
杨嗣昌以辅臣之礼葬于龙阳县，两年后张献忠破武陵，扒开杨嗣昌的坟墓并烧其灵柩，后来其子孙移葬其于桃源县金厂溪月宏山下。
杨嗣昌夺情起复兵部尚书后，就于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十六日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向崇祯帝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匪战略。杨嗣昌将农民军重点活跃的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作为“四正”，这四处的巡抚对农民军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将“四正”周边的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作为“六隅”，这六处的巡抚对农民军以防为主，以剿为辅。“四正六隅”合为“十面网”，如果农民军在陕西，那么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延绥、山西各巡抚张网六面合围；以此类推，农民军出现在“四正”任一地区，都会有六个巡抚张网以围困之，而五省总督和五省总理则负责剿杀。
杨嗣昌未能完成“三月灭贼”的许诺，但在之后一年中确实起效，张献忠走投无路，接受招安，李自成被追剿得仅剩十八骑，其他各支农民军也相继表示投降，风雨飘摇的明王朝一度有回光返照之象。但杨嗣昌与满清和谈的计划流产，导致1638年冬清兵入塞，崇祯帝急忙把围剿农民军的洪承畴、孙传庭等调入京师勤王，杨嗣昌非常反对，力争：“贼未绝种，承畴、传庭宜留一人于彼镇压。” 崇祯帝为解燃眉之急，拒不接纳。1639年五月张献忠再举反旗，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计划宣告破产。
谙悉先朝故事，工笔札，诗文奇辟，其文学作品主要创作于崇祯以前。其文学的贡献是：刊有《杨文弱集》、《杨文弱先生集》、《武陵竞渡略》、《野客青鞋集》、《地官集》等诗文集。
杨嗣昌是晚明一位重要的实务官僚，既不属于东林党，也不依附阉党。成就是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匪战略，被崇祯帝视为力挽狂澜的希望。同时，他还主张加派剿饷、练饷，主持对清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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