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
李定国与孙可望可以说是自南明以来，最有希望与清朝划江而治的两名汉人将领。
可惜的是，由于这两人内讧，结果造成孙可望带着500人投降清朝；而李定国虽然打败了试图加害自己的孙可望，但是最终还是不敌清军，客死缅甸。
其中我个人觉得最为可惜的是孙可望。
是的，孙可望在行军打仗上逊色于李定国，但是孙可望是明末少见的战略型将领，也就是俗话说的“种田流”。
孙可望在云南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对云南进行了“土地改革”。
孙可望、李定国等大西军残部进入云南时，云南土地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以黔国公沐氏权贵为代表的勋田，第二部分是名义上属于卫所的军屯田，剩下是云南的土司庄田及民田，其中前三种田占据了云南土地的绝大部分。
孙可望进入云南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已经归属于大西军掌握的黔国公沐氏勋田转为给军队供粮的营田，进行了军屯；等大西军逐渐在云南站稳脚跟后，孙可望更是无偿的将沐氏勋田分配给云南当地汉人老百姓，只是把一小部分还给了末代黔国公沐天波。
其结果就是沐氏勋田从巅峰时期的2万顷下降到了清军进入云南时的700顷。就此一项就极大增加了大西军的粮食以及田税。
另外，孙可望对卫所屯田为主，这一点孙可望是具有天然优势的，因为虽然明末时云南的卫所屯田被各地地主强占，但毕竟所有权上依然归属于卫所；孙可望有大西军作为后盾，所以很轻易的就从地主手里夺回了被侵占的屯田，大概有5000顷。
其实从这个数据也可以变相看出黔国公对于云南的压榨，大明接近300年，云南豪强地主总共才吞掉5000顷田地，而黔国公一家就霸占了2万顷。
云南
不过孙可望并没有把没收的这些屯田据为己有，因为当时大西军人数有限，根本耕种不过来这么多的土地，所以孙可望又逐渐把这“夺回来”的5000顷土地变卖给了当年霸占这些土地的地主。
但是这一次，虽然土地归了地主，但是从此，地主必须按章缴税；这等于是增加了大西军的收入，同时也避免了真正激化与云南当地地主的矛盾。
在土司占田上，孙可望主要是借改土归流为名义加以清理，将世袭的土司纳入大西的武官体系，逐步将土司的世袭庄田改为军屯性质的营田。
与此同时，孙可望还在云南大举兴修水利，统一货币，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当地生产力的提高。
大西军入滇后普遍鼓励普通百姓开荒，同时多次调动军队在全滇修筑水利工程，在诸多利好的刺激下，官府登记在册的的民田从17000顷扩大到52000顷，足足扩大了三倍有余，之后贵州的民田也从5000顷扩大到了10000顷。
孙可望一系列举措，使得云南这个明朝出名的老少边穷地区“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
一直到吴三桂反清时，都还在享受孙可望开发云南所遗留的经济成果。
与此同时，孙可望并没有一直埋头种田，而是一直在为与清军的大战做各种准备；孙可望在开发云南的同事，一直没有放松对大西军的训练，孙可望也许指挥打仗不行，但是训练上确实是一把好手，史料上称他在昆明“日夕操练士卒，三、六、九大操”。
这与同时期以何腾蛟为代表的只会文恬武嬉、醉生梦死的明军文武高官迥然不同。
当然，孙可望最大的成绩是永历六年（公元1651年）主持发动的两湖、四川反攻计划。
李定国
两年时间，根据学者统计，清军光轻车都尉以上的高级将官就阵亡36人（蒙满八旗13人），其中更有两位高品亲王，1名都统（隶属吴三桂），1名护军统领，2名副都统，1名署护军统领，2名署副都统，绿营总兵2人，绿营副将4人。
黄宗羲对此评价为“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当然，这其中李定国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可是孙可望在其中运筹帷幄也是居功至伟。
如果孙可望能和李定国同心协力，那么不敢说能光复中原，但至少和清廷划江而治还是做得到的。
不过历史的残酷也在于此：历史没有如果。
历史上，孙可望嫉妒李定国军功，直接造成了孙可望与李定国决裂，最终导致以大西军为主导的南明永历朝廷功亏一篑，令人扼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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