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漢族，江西臨川人，字介甫，號半山，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北宋王朝內憂外患連年不斷，政治統治風雨飄搖。倘若不進行一定的變革，或許會舉國傾覆。在這種形勢下，范仲淹最先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並於1043年進行改革，但由於改革內容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貴族的利益，這些人便勾結當權的太監，造謠誹謗。導致皇帝動搖了改革之心，所以改革最後無疾而終，范仲淹被趕下了臺。
所謂“前車之覆，後者之鑑”，王安石在改革前明確對宋神宗表明：變法的實施，必然會觸及到那些大官僚、大貴族的利益，從而引起大家的反對，皇上不要太性急，待深思熟慮後再進行改革。宋神宗表明他堅定的決心後，王安石才答應輔佐皇上變法。
王安石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必須要實施變法，除了要得到皇帝的支持，關鍵還要選拔一大批積極擁護變法的參政者，他在如何選拔能勝任改革任務的官員上有比較系統的論述，成為他當時革新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王安石認為任用人才，要通過“任人之道”去實現。
首先，要根據其特長任命，知農的為農官，知工的為工官，“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他批評以“資序”任人的傳統辦法，認為論資排輩的用人制度，必然導致弊端叢生的局面。
其次，“要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官員任用之後要使其長久地擔任所授職位，不要輕易的變動，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其才能，使領導者便於判斷其政績，使下屬安於服從其指令。
再次，用人還要使人能專於自己的職責，“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一個人的工作經驗需要日積月累，聰明才智只能在實踐中增長。如果今天讓他治文字，明天讓他治財政，而後又讓他管刑獄，這種做法，要使官吏精於其職務和成才是根本不可能的。
最後，用人要推心置腹、“委之以誠”，使“上下之誠相照”。領導者與下屬要坦誠相見，不能有事情相互瞞著。只有互相坦誠，領導者才能很好地掌握組織的發展狀況，而下屬也知道該如何做好工作。
雖然王安石深知“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的道理，但在改革過程中為了推動改革的進行卻忽視了這一點，採取了“合則用，不合則棄”的用人思路。德高望重的文彥博、歐陽修、司馬光因對變法有不同意見而遭到了排斥，心懷叵測的呂惠卿等人因極力附和變法便成為他的親信。呂惠卿通過變法發展了個人的仕途，以變法之名到處搜刮民財，百姓對此哀怨不斷。失去了廣大底層平民的擁護，徹底違背了王安石減輕農民的負擔的變法初心。王安石在位時，他拼命的溜鬚拍馬，王安石下臺後，他便原形畢露，對王安石進行肆意攻擊。
王安石寫過一篇精彩的短文《讀孟嘗君傳》，內容是這樣的：“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意思為：“世人都稱讚孟嘗君能夠招賢納士，賢士因為這個緣故歸附他，而孟嘗君終於依靠他們的力量，從像虎豹一樣兇殘的秦國逃脫出來。唉！孟嘗君只不過是一群雞鳴狗盜的首領罷了，哪裡能說是得到了賢士！如果不是這樣，（孟嘗君）擁有齊國強大的國力，只要得到一個賢士，（齊國）就應當可以依靠國力在南面稱王而制服秦國，還用得著雞鳴狗盜之徒的力量嗎？雞鳴狗盜之徒出現在他的門庭上，這就是賢士不歸附他的原因。”王安石的這段論述應該算是他的自省和自責吧。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與當時的社會大背景有關，但原因複雜，王安石明明懂得“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的道理卻在用人上出現失誤，實屬不該。任人唯賢在組織管理中是一條鐵律，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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